变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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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2）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3）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坐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使官员们受尽精神折磨的政治空气；在百姓的精神世界中似乎不起作用。这一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父母中间；有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希望自己孩子成为科学家；有百分之二十希望孩子成为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有百分之十七点八希望孩子成为高级医生；有百分之八点四希望孩子成为工程师。至于从政；没有一个父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选择。孩子们除了“展开理想的翅膀”；也萌动着青春期的兴奋；他们的“性觉醒”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父亲和母亲是在革命年代里进入青春期的；现在虽说“告别革命”已成时尚；但“性压抑”的惯性显然比革命的惯性要大得多。耿文秀在《社会》上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前所未有地谈到中国人的“性交频率”。那时候四十五岁到六十岁的这一代中国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三十七的女人性交频率为两周一次；百分之四十的男人与百分之四十三的女人每月一次或者更少；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女人是好几个月一次或者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每周有一次以上。所以这一调查的题目是：“现实生活中中老年的性抑制”。但是他们的后代不想压抑自己了。中学生不愿意让“男女不说话”的局面继续下去；开始尝试与异性同学交往；希望这样的举动不会被社会“另眼相看”。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表示希望和异性“个别深交；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实际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心里是这样想的。成年人不再对孩子们的这种想法大惊小怪；但是他们显然不想让孩子越轨。每逢周末；上海市陕西南路那栋漂亮洋楼前的草坪上；总是围坐着二十多个中学生；男女都有；一位中年教师向他们讲解性知识并且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是上海市青少年发展问题咨询指导站的定期活动。中学生的问题显然超过了好奇的范围。课堂上的性教育越来越多；报纸上说全国有六千多所中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还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学者们从卢梭的格言中找到了性教育的依据：“避免邪念的惟一办法就是免除神秘”。看来“性”在这个国家还是“邪念”；还要避免；只是需要讲究方法。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今晚我们相识》；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张扬男人和女人应有更多机会相识相爱。可惜敢于到镜头前来的女孩子总是比男孩子少；而且还很腼腆拘谨。对于异性；男人总是比女人更有兴趣；也更主动；这不仅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背景。当时中国大陆人口有十一亿三千四百万人；其中男人比女人多六千万。“B超”的普及给那些喜欢男孩子的家庭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没有想到生出来的孩子竟有可能成为多余的“性”。更何况远嫁异邦正在中国姑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