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脚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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咧猩秆�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李致新去找纪老师。
李致新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
纪老师在武汉地质学院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指头在登山中冻掉了好几个。
他问李致新：“为什么要登山？”
李致新一下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山”，他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做了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李致新在选队员的时候，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的。
“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李致新那时候的日语水平只够问个好。
时效最快的一次应用是第一次在西藏登山，宾馆的商品部不向中国游客出售进口香烟，李致新一听，当外国人还不容易？跟我走。他领着几个同学去了商品部，叽里咕噜说着谁也听不太懂的日语，买了一条“555”烟。
“第三，我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才抗冻，那些南方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凉席上。李致新脱口而出三大理由。
老师一听，就同意他参加体检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里是想去高原看看，李致新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但当时有一点是他没有想到的：纪老师的问题他居然用了近20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越多，而他，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着意志；时时刻刻的意外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今天，李致新说，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听了纪老师的话，李致新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他还从没和系主任说过话呢，也顾不了那么多。系主任特爽快，说，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其实，李致新的顺利是王勇峰铺路的结果。当时组建登山队的时候，第一原则是登山要和科考结合在一起的，不要水文系的，王勇峰就四处活动，找系里，找体育教研室，找团委，到哪里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他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王勇峰一直坚信自己能做大事，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
王勇峰参加了学校的全部测试内容。登山队招收24个人，却有200多人报名。第一关是负重30公斤爬台阶，半个小时就刷下去100多人。还剩下100多人，过第二道关，体检。当时学校对登山队员的要求也不是特别清楚，所有的项目都检查，视力1．2的都被刷下去了，就剩下50多人了。再做低压舱实验，到了8000米了，给你一个纸条儿，让你回答一些问题，比如：1＋1等于几？这一测试，只剩下了20人。王勇峰通过了所有测试。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氧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李致新可能永远和登山无缘了，至少戴眼镜这一条就过不去。
但在当时看来，进登山队只是一个努力的结果而已。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5）
海拔7790米，李致新和南侧的王勇峰通上了话，通话内容是通报各自的食谱
大连金县得胜乡林家大队小林屯，每次说起这一串地名，李致新的声调像是在唱歌，这是他一家人随父亲下放的地方。在这个小林屯里只有一所小学，叫林家小学。
林家小学往东200米是村上惟一的一个供销社。1975年6月的一天，那条200米的土路上，13岁的李致新在奔跑着，他手里攥着一份《人民日报》，这是他每天的工作，去供销社为学校取惟一的一份报纸。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他也能脱口而出。这是那一天一版上的一个巨大的标题。文章记录的是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其中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当时登山队的政委邬宗岳的故事，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攀登过程，冒着危险拍摄纪录片，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失踪了。
邬宗岳，这三个字当时在这个13岁的少年看来只是个英雄的名字。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竟然和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毫无疑问，学生时代的李致新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年级就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总播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他就会背了。校长让他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他是校长最喜欢的学生，他因此而有了一个特权：每天可以看报纸。
如果在这一年你向着中国的西北方望去，也有一个少年正在成长。
在内蒙古的集宁，同样是在1975年，小学五年级的王勇峰开始练长跑了。他戎马生涯一生的爹说要锻炼他的意志，让他每天早上长跑。零下20度的集宁冬天的早晨，别人都戴着棉帽子捂着大衣的时候，他穿着秋衣秋裤、戴一个耳套就跑出去了，一天早晨能跑上四五千米。
他也是一个被认为很聪明的孩子，但他绝不是校长喜欢的学生，因为他不爱学习就爱玩。正全速向一个坏孩子发展着。
他那时候的事迹是老师的反面教材。在马路上撒钉子，躲在一边欢天喜地地看自行车呱唧呱唧倒一地的是他；庄稼熟了跑到地里偷玉米白薯的是他；钻进火车车厢里偷西瓜的也是他……总之，一个坏孩子能干的事儿他都干了。但总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淘气，老师的评价是“蔫儿淘”。
少年时代的王勇峰最崇拜的人是他的姨夫——他爹以前的勤务兵，因为他自行车骑得特棒，直到今天，描述他姨夫飞车的样子，他也是摇头晃脑极其得意。在他看来，当时他们家那辆28飞鸽牌自行车是最值钱的一个物件，骑上“飞鸽”飞奔集宁是他最兴奋的时刻。
李致新也有一个偶像，他的邻居，供销社里的一个采购员。总能五湖四海地溜达，让他羡慕，当时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采购员。但和王勇峰不同的是，那时候李致新爱上学爱读书。
六岁的时候李致新跟父亲下放到了这个小林屯，他家的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每天看菜地时，就坐在墙头上看学生上课，看着看着就不想看菜地想上学了，他妈妈说等等再上，他不干，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到家一想起来就哭，他妈拿他没办法，让他插班上了学。
那时候，林家小学的桌椅还是水泥做的，两个人用一个桌子，自己带板凳。因为是插班生，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用一套桌椅。即使这样，他的功课从来都是第一名。
念中学时李致新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上中学时化学是他最得意的一门功课，他的梦想是当化学家，成为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其他的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回到城市后，很多功课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有学过。在农村时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但学校里不开日语课，他只能跟着广播学。早上上学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他就在出门前把日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他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的最后一年。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在当时的理解的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李致新，直到他开始登山才明白，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时代，邬宗岳、彭加木的名字是很容易影响他们的，李致新报考了武汉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可以像他家的那个采购员邻居一样。揣着门捷列夫的梦想，1981年，李致新走进了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工程地质学专业。
而这一年，王勇峰已经在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水文地质学专业读二年级了。
如果说，李致新考到武汉地质学院是个遗憾，那么对于王勇峰来说可是一个奇迹。
因为直到初二那年，坏孩子王勇峰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
那年，学校选拔数学竞赛的学生，考初中四则运算，他居然被选上了。经过老师一番辅导。他居然代表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拿到市数学竞赛试题时，发现只有一道题眼熟，当时想，就做这一道吧，做呀做，凭着做出的一道题，居然榜上有名，他拿了一个第二。三个“居然”把他推上了当好孩子的路。
大概是因为数学是他的转机，关于学生时代的回忆都和数学有关。印象最深的是上几何课，画辅助线用虚线，他总是用实线，老师冲着他后脖子就是一巴掌，疼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辅助线要用虚线。
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他发现做一个好孩子是挺好的事，就认真念书了。到了高中，凭着数学成绩好，他进了市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
进了重点班，他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谁的功课都比他好，班上一共50人，他排名第35，感觉能好吗？善于安慰自己的王勇峰想，反正是赶不上了，算了吧，还不如好好玩玩呢。
他的“飞鸽”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陪伴他的，约上一些伙伴，这个星期天骑车往东走40里，下个星期天再往西走40里。回来跟大人讲他们到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听说过。集宁附近的山、树、水他几乎都见过了，走过了。
这就让他越来越发现学习是件没意思的事儿，到野外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在高中，只留下一件得意的事。
那是在高一运动会上，老师让他参加冬季越野赛。当时大家都没太把比赛当回事，穿着棉衣棉裤大头棉窝就上场了。王勇峰可不一样，第一次参加比赛，可真当回事儿，认真极了，穿着单衣单裤一双球鞋就上场了，那可是冬天。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多冷呀，只有玩命跑才会暖和点儿。一看遥遥领先，心里更高兴了，任鼻涕横飞，拿了个第一名。
那一次他知道了幸福是个啥滋味儿，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儿。学校一看他跑得不错，就让他参加校队训练，可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王勇峰就没戏了。
就这样在愉快的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对于王勇峰来说当然是个奇迹。他在班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左右，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把他乐坏了。但分数上了重点线带来的惟一遗憾是只有放弃军官梦了。
王勇峰一直的梦想是当一个拿破仑那样的将军，阴错阳差进了武汉地质学院之后，还是做着将军梦，抱着军事方面的书苦读。那时候，王勇峰在同学中很有煽动性，原因就是总给他们讲战争故事，讲故事时那种豪气满胸怀的感觉令人一辈子难忘。
1982年，武汉地质学院的操场上，李致新、王勇峰认识了，因为跑步。
那年学校运动会，1500米的秩序册上同时出现了他们的名字。王勇峰已经是校队的长跑队员了。跑到最后一圈时，李致新差点超了他，王勇峰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一。李致新记住了王勇峰的样子是因为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当时想，这人人缘还不错。下了场，王勇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们就算是认识了。
比李致新高一个年级的王勇峰已经是学校一个人物了，进校参加新生运动会时，他跑了一个5000米的第一名。当时特别想进校队，老在体育教研室外转悠，后来，老师问他，想练练吗？他说想，老师说，那先跟着练吧。
王勇峰可是真练，别人跑1500米，他跑2000米，从来不偷懒。他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到极致，不超过极限不罢休，这在后来的1993年登珠峰时最明显，那一次，体力严重透支，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当时，因为这股劲儿，老师把他收进了校队，从长跑中，王勇峰找到了一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因为这种成就感，他死心塌地做好学生了。入学一个月后，他当了班长，全心全意地当班长，像他练长跑一样不遗余力。有人训练晚了，或是下自习晚了，他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刚进学校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缝被子，他就给他们缝被子。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除了热心、厚道，这个班长的运动衣还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校田径队的王勇峰每次训练后回宿舍都很夸张地把湿透的运动服往墙角一扔，他觉得特潇洒，同学们也很欣赏这个时刻，因为，如果是在夏天，你会听到蚊子们“嗡”地一声追随那些衣服而去，武汉的夏天，蚊子多恐怖呀，可班长怪味冲天的运动服就能有这样的引敌功效。
可也别以为王勇峰班长总是这样不修边幅，若是见他整整齐齐、刮干净了胡子打扮起来了，那准是学校晚上放电影。王勇峰没穿过什么好衣服，上了大学，家里才不让他穿带补丁的衣服了，大学一年级他才拥有第一身蓝涤卡制服，大三才有了第一身西服，那是他和李致新在校园里卖磁带挣的。一旦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会把蓝涤卡和他爹送他的一件将军呢大衣穿出来，看来，上大学时，看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