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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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居然能演整本《呼延庆打擂》。至于为什么一个乡村剧团能演《呼延庆打擂》这样的大戏，这跟团里的一个外来名角九龄童有关。
我也记不得九龄童是什么来历。有人说他是从石家庄来的，还有人说他从别处什么地方来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我们村从老到小都佩服他，还有不少女孩子爱慕着他。九龄童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我们大百尺村剧团的，他从外地来大百尺村寻找一个师弟，正值过春节，演出活动不断。九龄童一高兴，也跟着上台演出了，扮的是关云长，行话叫“红头戏”。哎呀，那个扮相漂亮、演技精湛，看的人纷纷叫绝。九龄童演完关云长，麻烦来了：村里人不让他走了。“不行，九龄童，你不能走！就给我们村剧团当教练吧！”九龄童也好说话：“行，我教你们一出戏，就能保证你们吃喝不愁！”
他教的是什么戏呢？就是选材于杨家将故事里的《呼延庆打擂》。单是这部戏，就能唱上一个月，九龄童说：“你们学会了这出《呼延庆打擂》，别说在村里演了，到附近各县‘卖关子’（行话：指卖艺）也能让你们挣不少外快，你们也不用光靠村里乡亲们凑的粮食养活了。”听到九龄童的话，大伙怎能不高兴？就这样，一出热热闹闹的大戏《呼延庆打擂》就在我们村开排了。
我也是个戏迷，白天上学，晚上就泡在剧团里看九龄童教戏。兴趣浓厚时，还“客串”两出戏，我脸长，因此扮的是小生，虽然只是闹着玩，但我觉得有无穷的乐趣在里头。有段时间几乎患上了“魔症”，坐在课堂上，心里却在剧团里。有些孩子更是迷学戏，连课也不上了，惹得教导主任王老师大光其火：“谁再去剧团就开除谁！”在这样的严重警告下，同学们的这股“歪风”也未能有所收敛。可见这个剧团是多么的吸引我们。
大百尺村器重九龄童，九龄童也爱上了这个村子。终于有一天，一个名叫吴桂枝的本村女演员找到了九龄童，说：“我要嫁给你！”好了，九龄童这下成为大百尺村的女婿了，娶妻成家，不久，桂枝也怀孕了。
可是还没有等到小孩出生，九龄童就被排挤走了。
是谁逼走的九龄童呢？就是在上文提到的陈秘书。这个连小孩听到名字都害怕的陈秘书，也不知道是谁赋予他的那么大的权力，走路、说话，都透着一股横劲，仿佛他就是权力的化身，在大百尺村，他就代表着王法。只要他看不惯谁，那这个人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这一天，九龄童在街上遇到了陈大秘书。
陈秘书那天心情似乎很好，见到九龄童，大咧咧地招呼道：“喂，九龄童，给你一盒烟，你翻几个跟头让我瞧瞧！”
其实呢，九龄童平时性格是很随和的，他高兴起来，哪怕是小孩子让他表演，他也乐呵呵地当众展示一把。可是九龄童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霸道惯了的陈秘书，再加上他那天喝了两杯酒，说话口无遮拦。他一开口就把他给戗了回去——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秘书？我认识你！你不就是当年那个死皮赖脸地纠缠我师妹，被我们团长开除的那个演小丑的陈×吗？嘿嘿，你在我面前抖什么威风？”
这一下揭了陈秘书的老底，围观的人哄笑声一片，陈秘书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你等着！”一顿脚，走了。
九龄童的当众揭底，虽然帮村里的老百姓解了气，可接下来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6）
陈秘书决心要整这个九龄童，至于怎么整的，具体的详情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整治得很厉害，竟逼得九龄童撇下怀孕的媳妇连夜离家出走。九龄童的走，对剧团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这个喜欢戏的人更是多了一些莫名的惆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思索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区公所的小秘书，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不知道这个陈×究竟是不是党员，但他肯定不能代表共产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一跺脚，大百尺村就人人自危？为什么一个人民的服务员在大百尺村变成了能吓得小孩夜里不敢啼哭的厉害货色呢？
当年的这些有关思索，还达不到“改善执政方式”的层面上来，但围绕着剧团发生的是非波折，让我体味到了人生、社会的沉重。
九龄童在1958年曾偷偷地回过大百尺村。
九龄童回来的事是我同学告诉我的：天色昏黑的时候，一个村民在庄户门外看到了一个徘徊的背影，这背影看上去挺眼熟，定睛一看：“呦！九龄童你回来了？”
“唉……回来了，回来看看我老婆和我孩子……”九龄童哆哆嗦嗦地指了指他住过的旧屋，一脸凄凉的神情。
“你老婆？哪个是你老婆？”村民不解。
“我老婆……”九龄童惶惑不安起来。“我老婆就是吴家二闺女吴桂枝呀……”
村民一下醒悟了，一顿脚：“嗨！你还提那档子事？这几年你在外头逍遥自在，也不捎个信回来。她们母女俩无依无靠的，没办法，桂枝她早就改嫁了！”
“改嫁了？”九龄童仿佛被霜打般一下子蔫了，“那，我女儿呢？”
“你女儿？不知桂枝是带走了还是送人了，不这么着咋办？留在村里等饿死呀！”
……
九龄童当夜就离开了我们村，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带着满腹的遗憾而去，他在我们村只是一个过客，他曾经教练过、栽培过的大百尺剧团也永远成为了历史。
顺带提一笔的是：剧团演员，后来流落到各地，但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居然成为天津、保定等地大剧团的名角。这说明：贫瘠的大百尺村能在那个年月保存一个剧团，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这样一个奇迹没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被毁掉，却在“新中国，苦变甜”的笙歌燕舞中悄然寂灭，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九龄童个人的悲剧还不足以导致剧团的消亡。深究其原因，还是由于过左的政策造成了剧团的解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战乱频仍、旱涝无定的年代里，这样一个优秀剧团能够存在这么久，那说明贫困的环境并不能直接扼杀人们对美好的追求。只有一种竭泽而渔、釜底抽薪式的外力干预，以及这种干预下的各种恶果，才能迫使有着吃苦耐劳传统的善良老百姓放弃微薄的可怜的希望。不实事求是，而是命令主义，长官意志，不仅破坏了生产力（文化事业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直接扼杀了人们的希望和憧憬。
“你对村干部有意见，就是思想反动！”
从小学到升入百尺村小学初中班的前一段时期内，我基本上还是一帆风顺的。
在小学阶段，我年年都是榜上第一，到了考中学时，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大百尺初中班。那阵的大百尺村还没有条件办中学，只能因陋就简开办了一个初中班。我的人生旅程上，第一次卷入是非波折，也是在那个时期。
我难以理解校长为什么会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更难以理解我一个尚不明白事理的学生，为什么会被他老人家归类于“思想反动”一类人中去。
以前我在校长心目中可不是这个样子，同学们都背地里叫我是汪校长的“红人儿”，原因很简单，我学习好，给他老人家挣脸呗。
老师正在讲课，汪校长走进来了。
“汪校长好！”同学们齐声地喊道。
汪校长满意地点点头，问：“你们当中谁学习最好哇？”
“郭光允！”同学们又七嘴八舌地喊，一双双手指向我。
上课的老师给汪校长介绍我的情况：“这孩子算术还行，就是作文差点……”
汪校长一摆手：“作文差点不要紧！回家买几本杂志翻翻，作文自然就练好了！”
我听了校长大人的话暗自发笑：你老人家说得倒轻巧，我家里哪有钱给我买什么杂志啊？虽这样想，但我仍对老革命出身的汪校长是充满尊敬的。
然而，有一次我正常反映情况，竟使这位老革命一下子对我的印象变得无比恶劣。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的大妹郭允萍这一年也报考初中，不料正值她排队进考场的时候，两个村干部走了过来。村干部问：“怎么允萍你也考学呀？”大妹觉得奇怪，村干部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是啊，我要上初中班……”还没等她把话说完，村干部就劈头盖脑地说：“那咋行呢？你们家劳动力那么缺，你考学，社里的生产任务咋办？”言外之意，我大妹是企图借读书来逃避劳动，是拖合作化后腿的“落后分子”。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7）
那个年代正轰轰烈烈地搞合作化，村干部干涉我妹妹的读书，自然有他们的理由。
村里的那位女团支书临走时还嚷了一句：“考上了也不让你上！”
允萍当时没有多想，心想我学习好，一定能考上，我上学读书，这是我的权利，你村干部凭什么干涉？
殊不料，那句“考上了也不让你上”还真不是说说而已。到村学校发榜那一天，允萍挤在人堆里一看就傻眼了：榜上没有她的名字！
允萍回家找我这个当哥的诉委屈。
我问：“你答错了几道题呀？”
允萍摇摇头：“那些题我基本上都答对了，我看了名单，好多比我考的差的同学都被录取了，不是成绩的原因，肯定是村干部不让我上。”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连夜去找我信任的汪校长。
听完了我反映的情况，汪校长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眉头越锁越紧，天真的我还以为事情有希望了呢。殊不料汪校长眼一瞪，做了个严厉的手势：“我知道，你是抱着对村干部满肚子意见来找我的——你就是对村干部不满！”
这种话语在今天听上去，只是一种平常的指责，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话却蕴含着一种特别严重的信息。言外之意，如果你“对党有意见”，那就可以定你一个“反党”；推而论之，你对党的一级干部表示不满——哪怕是基层政权的村干部，那你至少算得上“思想落后”，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就是“思想反动”！
这决不是我的臆猜，校长的原话就是如此：“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村干部有意见？我看你这个学生就是思想有严重的问题，你就是思想反动！”他滔滔不绝、唾沫横飞，话也越来越难听：“你郭光允算个屁呀？你胆大包天，竟然痴心妄想想查卷子？你没有这个资格！”
……
我被骂得晕头转向，怀着一肚子的愤懑和忧惧走出校长办公室。
那个年代的我，不可能有什么“民主”、什么“维权”的意识，只是天真地想帮妹妹讨还一个公平：为什么分数低的人反而被录取了，而分数高的人却因为村干部的一句话而失去上学的机会？这种正当的也是正常的反映情况，怎么会在他一个老革命的心目中变成“思想有严重问题”、“反动”呢？我不解，我委屈，我愤懑，我消沉……
人生第一次“暴露思想”，便遭到劈头盖脸的痛斥，使我深切地感到：以前我把这个社会看得太简单了。
不仅我的大妹妹，就连我的小妹妹，由于村干部的横加干预，统统失去了升学的机会。我为妹妹讨还公道的努力，不仅没能够达到目的，而且连带我本人在校长和某些干部的心目中，也被归于“另类”，归于那种有危险苗头的、需要加以防范的一类人。
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境遇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校长眼前的红人”沦落到一个不再被信任的“问题学生”。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仔细观察你就会感觉到虽然没有人明着斗你、整你，但一种拒你于五服之外的冷漠感取代了以前的友爱、融洽的气氛。这是一种让人感到更阴冷的排挤和防范，是酷爱自由的我所无法忍受的。
入团和我无缘。
积极分子开会搞活动没我的份。
直到我们学校出现划“学生右派”的荒唐闹剧，所有的人都认定：这次“划右”，首当其冲者非郭光允莫属。那个时候，我度过了一段忧惧交加、风雨飘零的艰难日子。
这种无形与有形的钳制与排挤甚至影响到我上大学填志愿：村里的一纸“情况介绍”，使我变成了一个学习专业受严格限制的“另类”学生，这是后话，以后还会提到。
然而，这种人生上的打击并没有影响我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在班级上，我还是那个勤奋学习、乐于助人、有说有笑的郭光允。我自幼身体不好，每早起来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肚子疼，经常发烧感冒（而且从不吃药打针，让疾病自生自灭），同学们都笑称我为“迟到大王”。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我们这个大集体大家庭火热的生活之中。我在同学当中的人缘很好，不管是在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中，我的威信都相当高。我有幸在以后的反右斗争中逃过一劫，跟这个集体中真诚的友爱和同学的暗中相助有很大关系。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8）
回想那个时代，虽然我已经开始体味到人生的挫折，但我毕竟处在风华正茂的时期，对人生，对理想，对共和国的前程充满着希望。就像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所描写的一样，在共和国初春的凛冽里，我们开始人生的思索。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