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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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希望我们干的事情，而且那些事千真万确地又是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子孙和我们的地球家园有害无益的事。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总计不过三千余年，却几乎没有一个日子是相互友爱环球祥和的。我们企盼这一个日子已经企盼得太久太久。
除了元旦之日，全世界再没有另外一个日子，能在我们人类的意识中引起同样的不寻常的反应，那就是——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少；不论王室成员、总统、外交家亦或无家可归的乞儿……总而言之，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又都长了一岁。
这乃是一个绝对法则。
不仅人类，凡是地球上生命超过365天或366天的生物——天上的、地上的、水中的；一株参天古树也罢，一茎草一种花也罢，一条能冬眠的虫子也罢，皆然。
元旦之日，它提醒我们，人类在最根本的方面将永远是平等的，也与地球上千般百种的生物一样不能超乎法则之上。
这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以每隔两年来计算一岁的——不管是谁。每一岁的增长或减少企图比别人多一天或少一天都不行。
人哪，从根本上说，我们竟是如此的一样！
如此一样的我们，相互对立、敌视、憎恶的缘由，竟真的需要经好几千年才能稍许改变一点点吗？
在2006年的元旦即将到来之际，我祈祷世界如此祥和。
我祈祷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这一天都是明朗的日子。
我祈祷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这一天没有任何灾难，更没有炮火硝
烟。
我祈祷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这一天多一些快乐，少一些忧伤……尽管我不是宗教徒，也不知该向谁来祈祷。
然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虔诚祈祷，祈祷我的中国此日祥和；祈祷我们的地球家园此日祥和。
因为中国人认为：一年的第一天如果充满祥和的气氛，那么对于新的一年将是吉利的预兆。
《未死的沙威》第二部分纸篓该由谁倒空——大学生思想道德新观察
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它。它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
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亦或瓶子，还有诸种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它像一座异峰突起的山头。
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只满得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上很不舒服的。
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犯寻思。我想，似乎有必要对它满到那般程度作出反应。或言，或行。
“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啊？”
此言也。
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
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
此行也。有点儿以身作则的意思。
我想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
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她就行。”
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路的事。教学楼外就有垃圾筒。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使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她，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她，她都必会前来做她份内的事。但我
又一想，她可能会认为那是对她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
我反问：“有那种必要么？”
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
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
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
“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
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亦变。
我说：“那不可能。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
辩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么？”
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儿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
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又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儿了。
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
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
它倒空了。
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象。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
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惟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
律，并且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既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象，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惟一正确”的对立
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作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未死的沙威》第二部分读书与人生——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1）
讨论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入冬的第一场雪使北京变得有点儿寒冷，很像我的家乡东北。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里赶到国图来。我和国家图书馆的陈力馆长（主持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民盟的同志为中国文化事业做任何事情，举办一切和振兴文化有关的活动，我们都要踊跃去参加。仔细想来，这世界以前和现在发生着许多灾难性的事件，许多国家还
在流血，还有死亡，有这样那样的灾难，而我们这样一些人，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聚集在国家图书馆里讨论读书的话题，应该是一件欣慰和幸运的事情。即使在中国也依然如此，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脱贫，还有那么多孩子想读书、想上学而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此时此刻我们谈论读书的话题和读书的时光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与文化的颓唐没落有关联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国家的文化肯定和这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将要振兴或开始衰退，几乎可以从十年前就看出它在文化上的端倪。90年代上旬我访问过日本，那时候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比较明显的衰退迹象，但当时我已经非常震惊了。我是第一次到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我首先利用一切机会考察它的文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在那时已经开始处于颓唐、没落的状况，它的经济为什么还能支撑着呢？我当时不解。后来事实证明它的经济开始衰退了，我从这之间找出了联系。80年代初，有一批日本七八十年代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如《野麦岭》、《望乡》，电视剧《阿信》，还有《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以及写工业家族的《金环石》、《银环石》。再往前看50年代的日本电影和书籍，我们发现二战后的日本文化由三方面的元素构成：第一个元素是反思意识；第二个元素是卧薪尝胆振兴民族的精神；第三个元素是危机意识。这三种文化因素培养了日本二战后的新一代，这种文化背景在他们身上是起了作用的。而到八十年代后期，在日本的文化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一种反省的意识了，到处呈现着颓唐和没落。我的感觉是，日本文化总想从现实中抓取到能够构成民族和国家精神的那种文化核心，但此时这种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核心，处在一种极其颓唐的娱乐状态。1993年，我和翻译走在银座大街上，翻译指着一个行迹匆匆的男人说：“这是我们日本非常著名、家喻户晓的一个青年主持人，你今晚一定要看他的节目。”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现场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用两团胶泥出一个话题，他问女性的左乳房和右乳房是不是一样大？令我吃惊的是，竟有那么多的女性上台当场脱下衣服，她们脸上已经没有了作为人类女性的任何羞涩感。我看得发愣，这不是午夜12点以后的节目，而是黄金段的正规节目，大人孩子都可以看。第二天晚上我走到地铁站口，突然看到电视台摄制组在现场拍摄，内容是从地铁站口出来的年轻女孩子们如果谁能穿上那件价值一万日元的紧身衣，就送给她，当然她必须当场脱下衣服试穿。很多人脱下衣服，虽然是在白布后面，但晚上打着灯会映出一个女子脱衣服的影子来，主持人还时常做些怪脸。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娱乐致死》，我感觉日本那时的文化就处在一种大面积的娱乐状态，书店里写真集比比皆是。我想到日本曾经拍过那么好的电影，那些电影在资料馆里放映的时候，北影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观看，有一次一位老导演居然把数学家华罗庚夫妇请来观看。我们确实感觉到日本电影中有着一种精神。但是当日本文化一旦翻过这一页，进入全面娱乐化的时候，我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精神的衰落。回国后我曾写过一篇长文叫《感觉日本》，其中写到：我感觉到某些日本的青年，尤其日本的女青年脸上有一种单纯，但是那样一种单纯使我震惊，几乎和我们汉语中的“二百五”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什么样的文化能使人们变成那样？我觉得文化肯定不止带给人们审美和娱乐，文化还造就一代人。一个国家的科技也罢，精神也罢，它是不是可持续发展，关键还要靠人。虽然此后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渡边纯一、村上春树的作品目前在中国非常时尚、畅销，我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村上春树的书迷，因此我也很认真地读了他的几本书。我从这些书中也确实看到了日本当代人，尤其是日本当代青年那样一种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颓唐。这和文化有关，这个文化恰恰是当一个国家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历史之后，当一个民族开始享受她的经济、科技、文化成果之后，当这种享受的过程经历了十年之后，上一代人的某种精神可能是会蜕变的。
西方深厚的基督教精神是他们文化的底色
至于欧美，娱乐文化是由他们推动和发展起来的。首先美国为世界制造了大面积的娱乐文化，但是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的价值观念通过电视，通过一切传媒，通过一切文化艺术的形式（包括书籍）传播着最多元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欧美许多国家，你又感觉到它有着国家精神，它有着不变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是跟基督教文化
有关的。基督教文化的正面，说到底就是自律、平等、博爱，跟启蒙时期最朴素的人文文化部分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有了这一碗饭垫底，无论多么的娱乐、多么的商业，都不能改变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底色。因此西方的孩子们并不一定要从书本上接受关于人文、同情、博爱、团队精神、责任感，以及关于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