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之旅-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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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阿瑟·雷蒙德和克伦斯基我这两个年轻的朋友，其中一个后来只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认同，他认为只有它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另外一个后来成了我的病人，当时我暗示说会是这种结局，他还说我疯了呢。音乐教师放弃了音乐试图拯救社会，但他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失败甚至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和兴趣盎然；而另一个放弃了他的医学研究，最后成了我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病人。他明知道我没有行医执照，只有满腔热情和真诚。他故意这么做，甚至对这种一无所获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
我们一起住在沿河路的日子距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几天前，当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遇到了阿瑟·雷蒙德。如果不是他跟我打招呼的话，我可能就跟他擦肩而过了。他变了许多（腰几乎与克伦斯基一样粗了），步入了中年，牙齿熏得黄黄的。没说几句，他就聊起了他的大儿子，他现在在上大学，是橄榄球队队员。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他自己的情况，却一无所获。他只爱谈论他的儿子：他会是个人物的（一个运动员，一位作家，一名音乐家……鬼才知道是什么）！我对他儿子不感兴趣，从他的谈话中我惟一的收获就是他，阿瑟·雷蒙德已经完全失去活力了，他活在对儿子的厚望之中。这可怜的人。我恨不得早点儿摆脱他。
“你得过来看看我们，”（他想握住我的手）“让我们一起好好叙叙旧。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聊天！”
“你现在住哪儿？”他攥着我的胳膊，又问。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胡乱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心想，下次我们见面可能是在阴间了。
当我走开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对我这些年来都干些什么毫无兴趣。他知道我出过国，写过几本书。“你知道，我看过你的书，”他曾经说过。而后他莫名其妙地笑了，好像是说，“但我了解你，你这个老流氓……你骗不了我！”我很可能会回答说：“是的，我也十分了解你，我知道你被人骗过。”
如果我们互相讲述自己的经历，谈话会是相当愉快的。我们也许能比以前更了解对方。如果他给我机会，我也许会指出他虽然没取得成功，但在我心目中他还是我崇拜过的那个前程远大的年轻人。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俩都是背叛者，而且我们都曾经奋斗过，为了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在沿河路做邻居之后，我也有好久没见过克伦斯基了。一次听说头部受伤扰乱了他的整个生活，脑子里老是胡思乱想，不太正常。后来我们又在纽约见面了，并兴奋地交谈起来。他听说我在国外结识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我提到几个，他对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熟悉。他很奇怪我居然会认识他们，而且和他们成了朋友。他开始纳闷，几年不见，他是否要对他的老朋友亨利·米勒刮目相看了。
见了几次面之后，我意识到他一直心存疑惑。他不能接受我懂精神分析这一事实，他想得到证实。“你现在在纽约干什么工作？”他问。我的回答是事实上我无所事事。
“你没写东西？”
“没有。”
沉默了许久，他终于说出要我做一次实验，一个伟大的实验，让我来做。详情细节他会解释清楚的。
说白了就是他想拿他的几个病人做实验（我得说是他原来的病人，因为他已经不给人看病了）。他肯定我能跟别人一样干得好，也许还会更棒。“我不会告诉他们说你是作家，”他说，“你过去是名作家，但你去欧洲之后就成了名精神分析学家。这样说如何？”
我笑了。乍听起来倒也不坏，事实上，我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天。我欣然接受了他这种说法。“那么就这样定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我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个病人。”
不久我就有了七八个病人。他们好像对我的工作很是满意，至少他们是这么对克伦斯基大夫说的。他当然希望如此，他还认为自己也可以当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为什么不能呢？我得承认我没有理由反对。任何一个有魅力、有头脑、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早在玛丽·贝克·埃迪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之前就有许多位用宗教迷信方式给人治病的人。常识也能帮人治病。
“不过，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我说，并不想让它成为一个严肃的话题，“你知道，一个人首先得分析一下自己。”
“那你呢？”他问。
我假装说我已经被分析过了。我告诉他是奥托·朗克给我分析的。“你从未给我讲过。”他说，又被我吸引住了。他特别崇拜奥托·朗克。
“那要花多长的时间？”他问。
“大约三个月。我猜你知道吧，朗克不相信精神分析的时间需要拖得太长。”
“那倒是真的。”他说着，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分析一下我如何？我是很严肃的。我知道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但也一样可以分析吧？”
“是的，”我慢慢说道，“也许我们甚至可以验证一下你那愚蠢的偏见。毕竟，弗洛伊德还分析过朗克，对不对？”（这是个谎言，因为朗克从未被分析过，即使是被弗洛伊德。）
“那么明天吧，上午十点钟！”
“好的，”我说，“你必须守时。我按小时收费。一次一小时。如果你不按时来，那就是你自己的损失……”
“你要收费？”他问，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我神志不清似的。
“当然！你很清楚病人接受精神分析是要付钱的，这很重要。”
“但我不是病人！”他喊道，“天哪，我是在帮你的忙！”
“那随便你吧，”我镇定自若地说，“如果你能找着别人，不收费给你分析的话，那最好不过。我只收你最基本的费用，就是你让你自己的病人交的费用。”
“听着，”他说，“你太狂了。别忘了，毕竟是我让你开这一诊所的。”
“我得忘掉这点！”我坚持说，“这不能感情用事。首先我得提醒你：你需要分析自己不仅是因为你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还因为你不是精神病患者。如果你不是个精神病患者，你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在你给别人治病之前你得先治疗你自己。而如果你不是精神病患者，在我结束对你的分析之前，我会让你成为这种人的。你觉得如何？”
他认为这是天大的笑话，但第二天上午他还是来了，而且还很准时。他看上去就像为了准时来而熬了一整夜。
还没来得及等他脱下外衣，我就说：“钱呢？”
他想一笑了之，在沙发上坐下，那种急切的心情就像是襁褓中的婴儿盼着他的奶瓶一样。
“你现在得把钱给我，”我坚持说，“否则拒绝对你进行精神分析。”我喜欢跟他你顶牛，这对我也挺新鲜的。
“可你怎么知道我们会一直进行下去呢？”他说，尽量想敷衍过去，“我告诉你……如果我喜欢你进行分析的方式，不论你问什么我都会告诉你的……当然，得合乎情理，但现在别小题大做。来吧，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什么也不能做，”我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我不称职，你可以控告我。但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那么你就得付钱……提前付钱……顺便告诉你，你要知道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坐在这里赖账会花去你更多的钱。现在是……”我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十点二十。你一准备好我们就马上开始……”
他很痛苦，但我没理他，让他坐在角落里，他必须先交钱。
当他准备掏钱时，我提出一次十美元。他抬起头，但这次他的神情就像那种已经把自己托付给医生的病人：“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某一天我来这儿却没带钱，如果我碰巧忘了或是少带了几美元，你也不会对我进行精神分析？”
“一点儿没错，”，我说，“我们彼此太了解了。我们现在开始吗？”
他靠在沙发上，就像一头准备挨宰的绵羊。“静下心来，”我说，坐在他后面，不让他看见我，“安静下来。放松。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从头开始说。别以为你一次就能说完，我们得进行许多次。到底要花多长时间取决于你。记住一次十美元，但别老惦记这点。因为如果你只想到这要花你多少钱的话，你就会忘记你真正想说的内容。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对自己有好处。如果你学会了怎样当一名病人，那么你也学会了怎样当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对你自己要求严点，而不是对我。我只是个仪器，我只是在这儿陪着你……现在集中注意力，全身放松，我随时洗耳恭听……”
他的身子扭来扭去，手在身上抓来抓去，身子在沙发上挪来挪去，一会儿揉眼睛，一会儿打呵欠，又是咳嗽，又是吐痰。最后他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咕哝几声之后他手托着下巴，把头转向我，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眼神。
“你就不能问我几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什么问题都不问你最好，”我说，“如果你好好想想，你会理出头绪来的。一旦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了。别忘了这点。”
一阵沉默。
“你无论从哪儿说起都没关系。不管你先说什么，都会触到你的痛处的。”我停了一会儿，然后以一种安慰的语气说，“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打个盹。也许这会对你好一些。”
他突然完全清醒了，开口说起话来。花钱睡觉这种事刺激了他，他立刻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心想，这倒不失为一条好计策。
“你在记笔记吗？”他问道，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别担心我，”我回答说，“想着你自己，你自己的问题。记住，你必须充分信任我。你用来想你的话会有什么反应的时间都是在浪费钱，你别想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你的任务就是认真地对待你自己。这儿没有听从，我只是个接收器，一只大耳朵。你可以往里面倒垃圾，也可以扔珍珠进去。在这儿我们只需要真正真实的东西……”
他又沉默了，身体不安地挪动了一会儿，然后一动不动了。他的手折叠放在脑后，身子靠在靠垫上，以防睡着。
“刚才我一直在想，”他用一种相当平静而且非常深沉的语气说，“我昨晚做的一个梦。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也许它能提供点儿线索……”
他费力地讲完了这个连贯的梦。随后他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的评述，是赞成还是批评。既然我一声不吭，他便开始评论起这个梦的意义。说到一半，他突然停了下来，轻轻地把头偏向我，沮丧地低声说：“我猜我不该这么做的……这是你该干的，对不对？”
“只要你愿意，你什么都可以做。”我平静地说，“如果你愿意自己分析自己而且给我付钱的话，我不反对。我猜，你意识到了你来找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学会信任别人。你没认识到这点就是你的病症之一。”
他立即吼了起来，他要抗议这种污蔑。他对别人缺乏信任不是真的，我这样说只想刺激他。
“跟我吵架也没用，”我打断他说，“如果你惟一关心的就是想证明你比我懂得多的话，那我们的分析就会毫无进展。我向你保证你是比我懂得多，但这也是你病症之一，也就是说你懂得太多。你永远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如果知识能够挽救你的话，你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你是对的，”他理顺地说，接受了我的观点，好像这是他应受的责罚，“现在让我们看看……我说到哪儿了？我打算弄清事情的真相……”
这时我随便瞟了一眼手表，发现一小时已经到了。
“时间到了。”我说，站起来向他走过去。
“等一会儿，好吗？”他说，看着我的表情就像我刚刚骂过他，“我现在刚开始想告诉你点儿什么。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你已经有过机会……我给了你整整一小时的时间。下次你可能会做得更好。这是惟一学习的方法。”说着我把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他笑了，伸出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天哪！”他说，“你说得很对！你已经完全适应了你这份新职业啦。如果我处在你现在的位置，我也会这样做的。”
我递给他外衣和帽子，走到门前，打开门让他出去。
“你不是在赶我走吧，对不对？”他说，“我们就不能再聊一会儿？”
“你想和我讨论这种处境，对吗？”我说着，把他拉到了门前，“现在走吧，克伦斯基大夫，没什么好谈的。明天同一时间我等你。”
“但今天晚上你就不能上我家来玩吗？”
“不能。在结束对你进行精神分析之前我们之间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你会发现这样更好些。”我握着他的手，果断地说了声再见。他茫然地退出了房门。
前几个星期他每隔一天来一次，后来他求我把时间错开，抱怨说他的钱都掏完了。我当然知道这笔开支对他是个负担，因为自从他不再给人看病，他惟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保险公司给的。在车祸前他很可能攒了一大笔钱，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是一个中学教师，有固定收入，我不能忽略这一点。但问题是，要让他摆脱那种依赖心理，把他现有的每一分钱光，使他重新产生去赚钱谋生的愿望。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一个像他这样有能力有魄力有精力的人可能摧残自己以求赢得保险公司的同情。毋庸置疑的是，在车祸中受伤害的只是他的躯体，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我相信车祸只是加剧了他这种可怕的变态。当他突然想当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时，我意识到他还有一线希望。表面上我接受了对他进行精神分析，但我知道他的虚荣心绝不会允许他承认他已经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我故意总是用“病症”这个词来刺激他，让他承认他需要帮助。我还知道，如果他给自己一点机会的话，他的虚荣心就会最终垮掉，完全由我支配。
车祸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只是改变了他的外貌，夸大了隐藏在他体内的一些本性。那些潜伏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成了一个怪物。每天他都可以照照镜子，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自己成了什么样的人。他可以从他妻子的眼睛里看出她对他的反感。很快他的孩子也会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最终会承受不了这些反应而垮掉的。
把一切过错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