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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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熙修原可以离开南京。正好这时，徐铸成要创办香港《文汇报》，托钦本立约浦熙修写“南京通讯”，定每月写四篇，港币百元。她对写通讯还有兴趣，生活也可以维持，于是就留下来不走了。……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开始出版。9日、10日连续两天，刊出了浦熙修写的南京通讯《是王牌么？》，副题是“改革币制内幕”。接着，又连续发表了《币改的挣扎》、《暮秋南京》、《金圆券的下场》等一系列文章。不能用本名发表，就署名“本报南京特派员青涵（或青函）。这一组文章相当充分地写出了蒋介石统治临近覆灭时候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围绕着当时的两件头等大事展开，即战局和币制改革。
《是王牌么？》谈的是币制改革的内幕，由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的黄苗子提供材料。黄夫人郁风在《新风报》编过副刊，浦熙修因郁风的关系去找他帮忙，在他帮助下写了这篇谈币制改革的文章。其中不但有局外人无以获悉的“内幕”，还有财政金融专家才能够作出的精辟分析。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4）
蒋介石在8月19日下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浦熙修9月3日寄出的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改革币制这张牌摊出来了。是王牌还是烂牌，目前依然是个大疑问。”财政部长王云五是力主发行新币的。他的如意算盘，一是靠增加税收，二是希望缩减军费，三是指望美援。针对这三项，浦熙修的文章分析说：增税一项，同原来预算相比，货物税、直接税增加10倍，盐税增加近60倍。国税署署长认为“绝对办不到。”文章说：“在这民穷财尽的时候，这样的重税真不知从何处去收敛。”军费一项，文章说：“战争不停，军费必将继续膨胀。……改革案最要一点是提高了士兵待遇。士兵每月几百万的饷银，如今增加成每月两千余万，而王部长却希望减少军费，这岂不奇迹？”至于指望以美援来弥补预算，文章引用了美方所表示的态度，指明“大致要成画饼”。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指出：“总之内战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增加，预算不能平衡，物价也无从稳定。这局面拖下去，今天的金圆券，能保证不变成当年的法币大钞吗？”
《是王牌么——改革币制内幕》还对蒋介石强行以金圆券兑民间金银外币一事分析说：“这次改革币制方案，在经济专家看来，在老百姓看来，都看不出什么是处。但亦有人认为这是在位者精明的打算。这是当权者可进可退能战能守的策略。当然今天局面一切决定于战场。有了二十亿的三百万元一张大钞，今后总可以打几个硬仗的。战而胜，一切问题迎刃解决；战而不胜，白纸换来的黄金美钞，便有个万一的充分准备。”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作结：“目前政府真是全副精力在维持这牌的价值。政府本身亦战战兢兢，俨然扑克场中‘小2’当作‘老K’打的神气。是吉是凶，是赢是输，他们亦捏着一把汗。这王牌到底是不是张烂牌，恐怕时间不久就会证明了。”
果然，不久就证明了这是一张烂牌。浦熙修在《币改的挣扎》一文中描写了金圆券崩溃的景象：“南京抢购声中最不得了的是米店里没有了米。有人走遍全城，买不着一粒米。”“糖果店，蛋糕、面包也都一扫而光。主妇们几天来都不安于室。街头行不通，商场挤不进。首都如今万人空巷，真是盛况空前。”
《币改的挣扎》结尾说：“当币制改革案公布时，大家都知道这法案最多只能发生短时的效用。短到什么程度，当时许多人有了争论，有人估计5个月，有人估计3个月。今天距8·19不到两个月，改革案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这案关系甚大。金圆券垮了，恐怕整个局面都要跟着垮。因此政府今天亦就在币制案底下作最后的挣扎了。”
几天之后刊登《金圆券的下场》，副题就是“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一开头就说：“金圆券在出世的那一天，它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谁亦没有料到它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更这样丑！政府本来是玩的一套空把戏。那违反了经济法则的改革币制案，完全要靠政治力量支持；但政治的威信，完全以军事的进展而定。目前军事既如秋风扫落叶般败下来，金圆券当然要跟着垮台了。”文章尖锐地指出：“到了这种地步，谁亦知道这已接近大变动的边沿了。”如果要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就要走到尽头了。
11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浦熙修坐在家里，听到了每天不断从南京起飞的飞机声震屋瓦，她知道，这反映出了战局的紧张，南京政府已接近它的末日。她为香港《文汇报》写最后一篇“南京通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文章开头就是这样一段：“在这军事山倒、经济崩溃、外援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南京局面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今日南京已陷入混乱、慌张、恐怖的境地，但政府仍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在老百姓说来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文章列举了物价飞涨、教师罢教、美援绝望种种叫南京政府头痛的事情。至于军事方面，文章指出：“东北完蛋了，华北也所剩无几，现在是要作华中决战了。”“这一战有人说是最后一战；假若徐州易手，南京也随着结束了。”
文章以兴奋的心情写的这样几句话作结：“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解放后的开封，白面是一毛钱一斤。解放后的济南，三日后秩序即行恢复。他们不觉冲口而出：共产党要来就快来吧！……”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5）
金圆券时期的校园生活
“金圆券”对于校园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还整理得不多。我从历史档案中，找到以下的第一手材料，就是（1）1948年10月24日国立清华大学全体学生为求得最低生活致当时总统蒋介石的公开信，以及（2）第二天教师联合会的“停教宣言”，很能说明问题——
国立清华大学全体学生为求得最低生活致蒋总统信
蒋总统钧鉴：
溯自“八一九”迄今施行币制改革以来，限价雷厉风行，物资逃匿、抢购成风。益以战事日紧，平津周边烽火四起，遂致涨风突起，物价甲于各大城市。市民列队街头挤购食粮，秋风萧瑟之中鹄候终日不足一饱，黑市面粉高达百元以上，燃煤一吨亦近二百金圆，其余物价亦已超过限价远甚，市民濒于绝境。生等膳食自亦不能例外。为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俾使弦歌不辍，国家文化得以维系，生等迫不得已不得不作如下之请求：
（一） 全面公费待遇——抗战军兴，生等家庭或则颠沛流离．或则忍受敌寇残酷剥削。胜利迄今，又复烽火连天，百业萧条。经此浩劫之后，生等家庭鲜有不沦为赤贫者。以言工商，则经济凋敝、出路蔽塞；以言农村，则乡村破产，早不待言。至若公教人员，更已朝不保夕……。在此情况之下，犹望家中父老兄弟以其血汗之资供求学费用，似已绝望。学生无继续求学之能力，政府似应有维系文化之义务，故敢作此请求。
（二） 公费面粉发给实物。生等公费中仅三分之二袋面粉系以实物发给。在目前黑市与限价之悬殊对比之下，三分之一袋面粉按官价折合现金能买二斤面粉，不啻在微薄之公费中又复扣出十三斤面粉，膳食之无法维持实已不言可喻矣！面粉苟不按实物发给，生活绝难继续。
（三） 副食费实物发给或按物价波动合理调整。物价波动、一日三涨，“八—九”限价早成历史陈迹，而副食费冻结如故，长此以往，断炊终难避免。
上述三项，实为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之要求，恳乞钧座于军务之暇，赐予圆满答复，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国立清华大学全体同学敬上
中华民国卅七年十月廿四日
（抄自《清华大学档案》）
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停教宣言
（1948年10月25日）
我们曾经三番五次吁请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且自从币制改革以来，物价又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却始终被冻结着，以致无法安心工作。因此，万不得已，我们决定自10月26日 （星期二） 起忍痛停教五日来争取生存权利！
特此宣言。
国立清华大学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干事会
1948年10月25日
（抄自《清华大学档案》）
经济危机与顾颉刚
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顾颉刚教授的经济生活一向是比较安定、宽裕的。但是，到了4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也笼罩在他头上。
1943年5月顾颉刚夫人在重庆患疟疾病故。“此次丧事，计用2万3千元，尚系极不成样子者，所谓草草殡葬也。”（顾颉刚日记，1943年6月6日）
此前半个月，顾颉刚的大女儿顾自明远嫁贵阳，开销也不少：“自明之嫁，几于不能成礼，而所耗已在万元上。生于今日，如何可以动弹！”（顾颉刚日记1943年5月9日）
这时顾颉刚教授在重庆的月薪为法币3000元。当时法币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今人民币2角2分。
1943年6月，重庆米价每石（156市斤）法币1080元，也即每市斤6．9元。顾颉剐教授的月薪只能买到440斤米。相当于今人民币660元。
只过了半年，1943年12月重庆市米价上涨到每石法币1377元，再过半年，1944年6月又上涨到每石3700元（每市斤23元）。法币急剧贬值，其购买力1元约合今人民币6分半。
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请了几位来宾签名作证，并在重庆《大公报》上刊登订婚启事。顾颉刚熟人很多，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生活太清苦，他不愿意人家破费，也不愿意自己多花钱。因此他决定这次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7月1两人在北碚蓉香饭店设宴招待一些最熟的亲友。顾颉刚日记写道：“今日结婚，临时发表，亲朋仓促不及防……然到客犹及百人，蓉香（饭店）中椅凳碗碟均感不足。”为请客吃饭以及婚前略备一些衣料被褥家具，共花费法币18万元。顾颉刚记载：“以万元合战前25银圆计，仅用 450 银圆（陈注：合今人民币13500元），可谓甚俭。然此数已非我所能负担矣！”（顾颉刚日记1944年7月3日）他又在《大公报》上刊登《顾颉刚、张静秋启事》通告：“兹已于七月一日在北碚结婚，值此国难严重之际不敢备礼，各亲朋处均未柬邀，务乞鉴谅，并乞勿致馈贻是幸！”
1945年初，重庆市米价飞涨到每石法币8000元，合每市斤50多元，这时法币1元的购买力合今人民币 3分钱。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由中华书局出版，每月所领取的经费仅法币1．3万元，合今人民币400元。关于当时经济窘迫之状，顾颉刚日记1945年4月6日写道——
依今日物价，一个机关，茶水灯油两项巳需万元以上。本刊稿费素薄，近日犹仅千字百元，较之其他杂志，巳低三倍。中华印刷费津贴，每期六千元。此两项每期须万六千元。尚有办公费，旅费，薪金，工资，总须万余元。是则四万元之开支绝不能省，较之规定之办公费月亏二万七千元。是为正规之亏空，尚有诸种临时费，若修缮，若添置家具，俱不在内。予当此苦家，无可奈何，惟有将缺员不补，庶将其人之薪津米贴置于办公费内。……至于旅费一项，规定社长每天为百八十元，其他职员为百二十元，食宿交通俱在其中，如此价格，曾不足以供一饱，故不能派职员到城公干，否则必赔三四千元，非其人所可任。予乃一切自为，到党部领经费，到银行领津贴，到民食供应处领食米，归后虽开一单报账，而实不取分文。又本刊稿费过少，投稿实为半义务性，故见面时不能无酬应，而一上馆子，动须千元，故予去年月取四千余元皆挥霍之于食肆者也。如此苦干，何人肯做，徒以我富事业心，心气高强，不肯自认失败，故悉索数赋以延旦夕之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顾颉刚回到上海。1948年初，他应邀到甘肃兰州大学讲学。当时内战正酣，法币急剧贬值；兰州物价之昂贵，到了吓死人的程度。七八月间，一石米价格已高达4000万法币，比江南苏州高出一倍。顾颉刚的牙刷坏了，买一个新的，哪知要价180万元！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禁止民间持有银圆和黄金外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从前早已吃过一次大亏。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金圆券和独裁政权的崩溃（6）
他回忆到：1935年政府推行法币，禁用银圆，顾家取出300枚银大洋，遵从政府法令，送到国家银行兑换钞票。老父亲一生省吃俭用积攒法币4万元，在老家苏州存进银行，后于抗战期间去世。苏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顾颉刚无法还乡将巨额存款取出。到1946年顾颉刚回到苏州老家，取出十几年前存进银行的4万元法币本息，却因大为贬值而成为一堆废纸。
在四川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前妻存在银行的法币2万元，后来也同样一文不值。顾颉刚看到报纸上宣布政府又下令将黄金、白银收归国有，他冷笑说：这次再也不上当了！
1948年10月13日，顾颉刚从兰州大学写信给在上海的妻子张静秋说：“我现在在此，每月一百七十金圆券。要是币值不贬，我当然有余……但兰州铺子已把值钱的货物藏起，买米、买面、买糖、买茶，都买不到，形成窒息。所以昨天长官公署开会，准许米面涨价百分之八十，米面一涨，别物当然紧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