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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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红
云南省怒江州。汽车从昆明、六库、贡山县城开到丙中洛乡，公路在这里中断。由此向西北蜿蜒90多公里，沿怒江河谷可达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这是一条有赖于马帮而得以延伸的道路。
21人的纪录片剧组，配备齐全的“高清”拍摄器材，70匹马的“专业”马帮，20多个藏族、傈傈族和怒族的赶马人，在导演田壮壮的号召和带动下，踏上这条不久之后将被公路替代的“茶马古道”。
息影多年的田壮壮，2001年复出江湖，令人意想不到地重拍上世纪40年代的经典老片《小城之春》，今天又在许多人的不理解中选择了他从未涉足过的纪录片。
今年42岁的木霁弘，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90年和五个好友历时三个月行走滇川藏大三角。他的书感动过田壮壮，又把今天的我们牵引上怒江的茶马古道。
在丙中洛
离开城市的喧嚣烦躁，绕过“非典”的重重阻隔，来到满眼苍绿的田园之乡丙中洛。丙中洛之美让你想起那种叫“青山绿水”的茶，略微苦涩但过后让人回味无穷。淡淡的太阳，飘不大的雨点，云雾时时缭绕大山之间，瞬息万变，仿佛一个人想要流泪的眼睛。录音助理老张几年前就到独龙江参加拍摄过《最后的马帮》，他说怒江的山总让他止不住地有一种苍凉感。
21人的剧组，分工细密。我每天装着一个小本子，记录摄像机拍摄画面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是拍摄场记。而每个人的心里，各装着另一本情感场记。
丙中洛有个桃花岛。这个桃花岛和金庸没有关系，它因为当地傈僳族每年3月的“桃花节”而得名。听乡里有个干部说，既然丙中洛现在已被称为“世外桃源”，以后整个乡就该遍种桃花。我觉得这个想法太牵强。
桃花岛真正让你领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雉睢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在这样的田园气息中，人的心灵不可能不纯净。
每天出去拍片，导演都要叮嘱大家收拾好喝过的每一个矿泉水甁，说这里的山绿得不容易。
八九个孩子，一字坐在桃花岛小学廊檐下的木地板上，晃着裤腿，大声朗读王冕学画的语文课文。你用照相机或摄像机去拍他们，他们读得更起劲儿。
学校暂时被剧组改造了一通，“高清”摄像机架到了教室的窗棂上，但镜头前没有上课的师生。大家屏住呼吸，等一队马帮在画面里从教室前经过。导演需要“写意”的镜头，说“来点儿闲笔”。他本是故事片导演，总考虑他的纪录片怎么讲故事。
桃花岛扎那桶村村长陈忠文在酒后的访谈中止不住面对摄像机讲起他的情感经历。第一个妻子为追求外面的世界离家而去，留给他一个儿子和一段永远的伤痛。现在的妻子与他感情和睦，小女儿刚刚出生。导演给取了个名字，叫陈晓禾，小名“麦子”。
正逢麦子收割的季节。割麦人手下的动作多少有些不自然。也难怪，被摄像镜头监视，被一大群陌生人围观，还有人时时命令“开始”、“停”、“割慢（快）些”。等逐渐适应过来，这种不自然便演变为一种即兴的表演：唱歌，大声吆喝，笑。有时，这些人仿佛知道摄像机需要什么。毕竟，他们比别人更知道自己身上藏着什么精彩的东西。
割麦子的镜头拍了一条又一条，高清摄像机的菜单一如丙中洛山间的云，瞬息万变，它分辨率过高，是个完美主义者。
高大的核桃树，小木屋，一队马帮穿过黄色的麦田，由远及近。监视器里的画面此时用“美”已不足以形容，或许用“清楚”更能道出美的真谛，因为它真的比你用眼睛看到的实景要清楚许多倍。
摄影师吴樵心中有菜单，手下调适不断。摄影师王昱说他是“生命不止，菜单不息”。
重丁村。绿树掩映的纯白色天主教堂被拍得像是在欧洲。左侧50米远处，一位百年前来到这里的法国传教士安然长眠。墓斜对着教堂，碑上的十字架与天主堂顶上的十字架交相呼应。这个画面之美在清晰之外别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它让你对一位百年之前的人肃然起敬，让你尝试去解读他不远万里为之跋涉并在死后也仿佛还要永远守护的理想。
62岁的丁大妈为我们开启教堂神圣的门，她是这座教堂目前的管理者，虽是藏族，却信奉天主。她说不清法国传教士具体的行迹，但讲起自己庞杂的家事却头头是道。
丁大妈家因为一种奇妙的组合而早被搬上过电视荧屏。这是一个民族汇聚的大家庭：老伴怒族，大女婿和五女婿白族，二女婿傈僳族，三媳妇汉族，四女婿壮族。看着一大家子在一个桌上和和美美地吃饭，你真不知道他们究竟用什么语言交流。
丙中洛的宗教同样呈现为一种奇妙的搭配：傈僳族多信仰基督教，怒族多信仰藏传佛教，而藏族许多信仰天主教，再加上本教（原始宗教），这里就有四教并存。
导演非常想知道当年的外国传教士们来此传教的情况。84岁的傈傈族老牧师阿迪或者能说清楚一些东西，但他只会讲傈僳语。他的徒弟、30岁的小牧师来做翻译，但他传达不清楚导演的问题。乡党委书记小张翻译能力强，但他听不太懂老牧师“古老”的傈僳语。于是，交流不得不在导演—小张书记—小牧师—老牧师之间线性展开，一个问题循环半天，让人哭笑不得。
双腊村。快当母亲的阿嘟不幸从树上摔下，因无钱及时医治，就这样躺在床上死去。信仰基督教的傈僳族村民聚在小木屋里为她哀悼。没有配乐没有伴奏，真诚的祈愿凝结成清澈的和声，仿佛丙中洛的青山绿水流淌过你的心田。你觉得你也该忏悔了。
◆ 见到104岁的怒族老太太，她让我想起自己已经去世的奶奶。我拉着她干瘦的手，她如同我奶奶一样地说：“人老了，手不好看了吧！”
◆ 她眼睛看不见了，一整天坐在火塘边。
◆ 老人突然站起来，一挪一挪地摸索着似乎要去屋外上厕所。摄像机还没架好，剧组一阵忙乱。但大家尽量地不踩响地板，不干扰老人，不再指挥说“开始”或者“预备”。三角架也来不及用了。摄影师扛起机器屏住呼吸，大家一齐屏住呼吸，共同注目百岁老人的脚步缓慢地移动。
◆ 老人讲起年轻时的情感经历：
◆ “很多人来求婚，但自己喜欢的没有来。”
◆ “国民党军官也来过，但没有选择他们，因为自己没这个命，也和他们不是一种人。”
◆ “一生下来，上帝就替你安排好了。”
◆ “刀架在脖子上，不干的事绝不干”。
◆ 老人的眼睛仿佛依旧明亮。
◆ “年轻时日子苦，现在老了日子好了，眼睛却看不见，夜里想起来时常流泪。”
◆ 我觉得鼻头发酸。
◆ 这次拍摄中，有时为了需要请她挪个位置，尽管双方言语交流有些障碍，尽管老人眼睛不好使，但她却很快就能领会你的意图。后来听说，拍完以后，老人曾委婉地问是不是该付给她们家钱。原来老人以前就被采访过好几次，剧组对她而言并不陌生。
◆ 这些多多少少让我之前的心酸变得有点复杂，但它们是真实的。
第二部分丙中洛到察瓦龙（2）
从丙中洛到察瓦龙
等待已久的藏族马帮终于来到丙中洛，我们和他们一起出发。此去将有半个月无法与外界有任何联系。
临行前才不得不打电话告诉母亲要走到西藏边上，母亲一听急了：“你行吗？不行现在就收拾起回来吧！”那怎么行！
马帮在丙中洛秋那桶村村委会的院子里整装待发。马儿们纷纷在太阳地儿打滚。这是在《最后的马帮》里看到过的场面，当时觉得马很可怜，现在知道它们这样可以消除痒痒，不觉替它们感到舒服。
木老师说他们1990年行走滇川藏时只雇了7匹马，今天见到这么多的马，倍觉壮观，不禁激动。
导演有点踌躇满志的样子。他构思“茶马古道”已有好几年，1999年还来试拍过一些东西，但今天才算是真正地跟上一支马帮。
开始行走。碎石、红土、栈道，爬不完的山。胖子王昱和阿钊气喘吁吁，开始体会到做瘦子的好处，但在后来的几天中他们竟越走越厉害。特别是剧组统筹阿钊，到了后来不仅自己能走好，还能去帮扶别人，甚至有一天连走带跑去追赶在最前头的“老木”。
第一天状态不好的木老师“好汉不提当年勇”，说可能得挂靴了。但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去打头做探路先锋。
队伍里，连上我总共只有三个女孩儿。荒山野岭，极不方便的是上厕所。要么赶到离队伍远远的前头，要么耐心等待大队人马全部过去，瞅准四周没人，动作还得飞快。
每晚安营扎寨宿帐篷，梦里常常不知身在哪里，只听得帐外怒江呜呜咽咽，想起《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第一句：江声浩荡。
藏族马帮的一匹骡子在一天夜晚吃草时不幸失足摔死。骡子的主人正恩忍不住掉下眼泪。赶马人对自己的牲畜一直倍加爱惜，决不让它驮的东西超重。导演觉得这笔损失剧组应该负担。
想和藏族马帮的人交流，可惜语言不通。但你若肯和他们一起吃糌粑、包谷面，喝酥油茶，他们就会赞许而高兴地冲你点点头。你把拍的DV放给他们看，一瞧见自己的影像，他们就会兴奋得大叫。他们的眼神特别善良，但又不乏精明。
惟一能和他们交流的是执行导演白马。他本就是藏族。大家又羡慕又妒忌白马，但无论如何听不懂他和他们唠叨些什么，又总不能叫他句句翻译，便打趣他说话是“咕咕噜噜”。
68岁的老马锅头在摄像机的监视下铺床睡觉，自言自语嘀咕着些什么。事后白马告诉我们，他埋怨说：“那么多人，裤子也脱不成。”
除藏族马帮之外，剧组另雇了一支傈僳族马帮唱一支怪怪的歌。教唱的人说那是关于爱情的。后来处熟了，有一次小马锅头小王悄悄告诉我：别跟着唱，那是“丑话”，听见了应当害羞的。
但无论是藏族马帮还是傈僳族马帮，他们的歌声都很动听，想唱就唱，随兴所至。在宽阔的峡谷江河之间，你才明白为何赶马人的歌喉会那么好，歌声为何会有一种飘荡回响的恒久魅力。
“小红帽”是小王的侄子，7岁就死了父亲，长年跟着赶马的叔舅往外跑。我问他乐不乐意这么累地跟着我们，他说老呆在这里很闷，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令他好奇，还让他有事可干。他才二十出头，人小鬼精灵。我才略一低头定定神，他马上就问我在想什么，还不等我回答就断言一定是在想男朋友。后来我不跟他一块儿走路了，这小子居然还会生气和妒忌。
头两天的拍摄乱了套。当导演和摄像发现了可拍的镜头，驮着器材设备的马帮已经过去了。队伍太长路太窄，难返回。后来，52岁的导演尽量地走到马队的前头，及早地与摄像们商量。他是剧组里年纪最大的，有高血压，我曾担心他，但看他很坚强。后来知道他担心很多人，也曾担心我，因为我是队里比较瘦小的，还是女孩子。但我觉得自己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大家都觉得，走过这样难走的路，将有信心走其他的路。
当走得实在太累的时候，我会想起出发前有人说羡慕我们，说愿意丢弃两个月的工资跟我们走，我这时觉得那人是傻子。
随行的郭大夫鼓励我们要从生理、心理上不断地调整自己。不知为什么，这句朴素的话让我特别感动。我越来越觉得，人的一生就像蚕，不断地蜕皮，不断地新生，就像脚下的路一样，不会永远好走，但也不会永远难走。你就是得不断地调整自己。
拍花絮的必欣和杨蕊先后生病。必欣在之前就被谣传与“非典”病人有过接触，差点来不成云南，如今又在路上发起了烧。但没有人想起“非典”，“非典”早和我们隔了数十座山。在郭大夫的帮助下，他坚强地带着病走。杨蕊不小心扭伤了脚，无法行走，只得上马，屁股被颠得很疼。但没有人想就此作罢走回头路。
炊事组在制片的带领下每天打头阵，控路做饭。陈刚第一次做制片，又当爹又当娘，忙个不亦乐乎。但他说越来越从导演身上懂得一个男人应该如何坚强。
我们吃的是大锅饭菜。才走没几天带的蔬菜就吃完了。大厨师阿俊利用仅有的一些罐头换着口味做给我们吃，大家轮番到一个大布袋里翻找写有自己名字的不锈钢口缸，舀上两勺午餐肉、土豆之类的杂菜，找块可坐之地，居然吃得有滋有味。洗过的口缸通常还腻着，没办法，反正下顿接着吃。
吃饭的时间经常不固定，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吃了上一顿，不知下一顿”。于是总有意地吃多一点，担心被饿。到了下一顿，因为走得太辛苦体力消耗大，又多吃。等到离察瓦龙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有点长胖了。
喝的是怒江的水，大部分时候水都不清。有时能在军用壶里灌一点煮过的普洱茶，就是最大的幸福。煮过的普洱茶有股特殊的枣香味。我明白，这股气味可以封存一段难忘的经历在我们的心壶里。等有一天它弥漫出来，相应的那扇记忆之门就会打开。
有饭吃，有水解渴，有块平坦点的石头可以坐下，有片树荫可以乘凉，有点时间再多睡一会儿，人就会特别容易满足。
但是因为太累，每个人都犯点错误。大家都忍不住在大段大段的人物采访到来时瞌睡。必欣得意地说他的DV里装有每个人采访中偷睡的镜头，包括两个身强体健的摄影助理刘颇和张硕，包括两位持掌机器的摄影师，包括告诉导演“尽可放心”的白马。导演是惟一的例外，他从不打盹。录音助理小丁的吊杆话筒则总是忍不住低垂一下落进拍摄画面里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