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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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决定。在赴会以前，我们获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化学会的授权，要我们全力争取把2000年的大会争取到中国来，这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可以对我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7月13日13时，我和钱长涛先生被通知到国际会议中心开会，议题是审定2000年第19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会议的举办国。到会后我们才发现，虽然我们申办的决心很大，但是我们只作了口头介绍的准备，其他任何宣传资料都没有制作。与中国同时申请的国家还有西班牙和以色列，他们不仅散发了印制精美的宣传小册子，而且还用幻灯片介绍了巴塞罗那和特拉维夫两个申办城市的风景名胜。平心而论，仅从宣传的水准看，我们肯定是无法与他们竞争的，但是最后投票的结果却是中国的上海胜出。我俩当然很高兴，总算未辱使命，但我们心中十分清楚，这并不是我俩的功劳，而是一个东方古老文明大国魅力的作用。
就在当日晚上，不知是过度兴奋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钱长涛先生突然感到胃部痛疼。我与他不住在同一栋公寓，为了照顾他以防紧急情况发生，当夜我没有回自己的住处。他过去有肠胃病史，出国时自备了一些胃病的药。我用咖啡壶烧了开水，给他服了药，让他静心的休息。但是，他的疼痛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并伴随着体温的升高。到了夜里12点，他痛得大汗淋漓，痛苦难忍。我不知他发生了什么疾病，为了不耽误诊断和治疗的有效时间，必须求助医生的帮助。到哪去找医生呢？这时，室外大雨如注，雷声大作，我心急如焚。在国外开会与在中国不同，食宿、看病完全无人管理，会议秘书处也无人值班。学校正值暑假，既没有医务室也没有值班人员。在这异国他乡的雨夜，我感到孤独无援，一筹莫展。在危急之时，人又是能突发灵感的，我一下想到了会议印发的《指南手册》，从中我查到了布莱顿市的急救中心（Emergency Center）的电话，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大约4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将我们送到一家医院，这时已是两点钟了。根据检查的结果，医生说他患的是急性肠胃炎，需要打针、吃药，并嘱咐我们留下来再观察一个小时。大约到了凌晨5时，钱长涛已基本上恢复过来了。我们询问医生：“病人感觉良好，是否可以离开医院了？”他说：“可以。”当我询问他如何交纳医药费时，他说：“不需要，一切都是免费的，你们只需雇一辆出租车回去就行了。”大约7时，我们回到了萨塞克斯大学校园，已是雨过天晴，东方的地平线上的朝阳正在冉冉升起。
这次生病并未对我们参加会议造成影响，我们自始至终开完了会议。会后，我们又应邀参观访问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同学术同行进行了交流，拜会了剑桥大学化学系的弗莱明和牛津大学无机化学系的格林等一些老朋友。在牛津大学期间，我还应全英中国留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邀请，以《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留学生回国创业》为题作了演讲，引起了广大学生们极大的兴趣。最后在伦敦我们还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白金汉宫、圣保罗大教堂，游览了泰晤士河等名胜，英国的悠久而独特的高等教育和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国际学术交流（3）
近十多年前，在新技术领域里，合成金属是发展最迅速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为了检阅和交流这个领域里的研究成果，于1996年7月28日至8月2日，在美国犹他州的旅游圣地雪鸟（Snowbird），召开ICSM’96（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ynthetic Metals）大会。这是一个大型的学术会议，与会代表来自物理学、化学、高分子、材料科学等领域的一千多名的科学家。与我过去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一样，中国的代表太少（仅8人），而日本的代表近500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相比，都反映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研究上的差距。
我们科研组向大会提交了三篇论文，这是自1994年以来所取得的新成果，是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全体研究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的三篇论文都被美国《合成金属》（Journal of synthetic Metal）杂志接收发表，这比普通投稿要快得多。
会议期间的一个重要活动是，于7月31日安排与会代表去观赏美国西部传统乡村风俗。这项活动是收费的，每人50美元，包括交通、午餐和马赛场门票等。是日上午9时，我们从住地出发，沿途观赏连绵起伏的落矶山山峦，偶尔也可看到在辽阔的牧场上奔跑的马群。汽车大约行驶了90分钟，我们到达一个叫做瑞士村的田园式的小镇，安排在一个落矶山大酒店欣赏西部乡村音乐。中午时分，我们就在这家能容纳千人的两层大餐厅，品尝西部风味套餐，包括烤鸡、烤牛排、烤山芋、沙拉、生菜、甜点、水果等，一应俱全。我们和着乡村音乐，品尝丰盛的佳肴，感到甚是惬意。午后，我们又乘车来到一个很大的赛马场，表演项目有赛马、马术、斗牛等。我们戴着白色的牛仔帽，观赏美国西部特有的马术，和着乡村流行音乐的节拍，不仅亲身体验了美国西部风俗，而且似乎我们也当了一回西部牛仔。
大会结束以后，我顺道参观了犹他州的犹他大学、杨•；伯明翰大学，伊利诺依州的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依州立大学，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顺访这些大学，主要是拜访一些老朋友，看看早年来美留学的武汉大学的校友，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
按计划，我于8月15日由纽约回国，由于当天没有从纽约飞往北京的中国航班的飞机，于是我不得不由纽约乘美国航空班机飞往旧金山，然后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头一天晚上，我向纽约出租汽车公司预订了一部车，次日早晨六点半他到42大街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门口接我，然后送我到肯尼迪国际机场。
我顺利地办完了登机手续，飞机于8时准时起飞。大约9时，我突然感到右半身麻木，从面部一直到脚趾，重点是右胳膊和右手。我的第一反应以为是空调过敏，因为我的右胳膊正好对着空调的风口，而且温度很低。此时，我思维尚清晰，语言没有障碍，我试着向洗手间走去，行动也还自如。对此，我也并不在意，心想我没有高血压病史，各项血检指标也都正常，大概不至于得脑中风吧。于是，我随机继续飞行，直到飞抵旧金山。
在旧金山转机时，由于无人陪伴，在提取行李时，我行动上多有不便之处，但我还是克服了。当我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后，我才意识到需要测量一下我的血压。于是，我对空姐说：
“小姐，我有些不舒服，能否给我医疗帮助？”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需要量一下血压。”
“对不起，飞机上既没医生也没有血压计，如果你确实需要，我们通过广播，询问旅客中有没有医生或带有血压计的。”
像这样的做法，过去在火车上不止一次遇到过，结果弄得沸沸扬扬，不仅自己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也会扰乱旅客的安宁。于是，我说：
“小姐，谢谢你。我看暂时不必广播，我自己注意观察病情变化，如果病情加剧，我再告诉你广播；否则，我就不麻烦你了。”
幸好，一路还算稳定，飞机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于16日晚11时抵达首都机场。
我的学生在机场接我，直到晚12点半方在金朗饭店住了下来。我立即给高伟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回到了北京，同时也告诉了她我身体出现的毛病。她嘱我立即返汉，尽快查明病因。接着，我又给同济医院的老院长裘法祖教授打电话，告诉他我的身体情况，他倒是非常准确地说：“可能是中风，尽快回汉确诊，住院治疗。”我的学生们想方设法弄到了17日回汉的机票，18日（星期日）到同济医院做CT检查，结果确诊为左部脑梗阻（即缺血性中风），19日就住进了同济医院的病房接受治疗。虽然这几天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是对于治疗脑梗病症来说，已经错过了中风后两个小时的最佳有效期，而我从发病到住院已是60多个小时了，显然是悔之晚矣！
在同济医院住院期间，裘法祖老院长对我极为关心，推荐著名的脑神经内科教授史庭慧给我医治，她的确很负责任，使用了几乎所有最好的溶栓酶和促进脑血管恢复的药物。此外，还辅之以激光、电针、按摩、体外摇振等治疗方法，真堪为“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我天天盼望奇迹的出现，可是60天过去了，仅注射各种溶栓酶点滴计66万滴，但是奇迹终究没有出现。显然不能说这些治疗没有丝毫的效果，但是右肢麻木病状都没有任何改善。看来，对于身体的完全恢复，我已不抱有幻想。
我还要在医院继续住下去吗？我向史教授咨询，她说：“由于你错过最佳有效（中风后两小时）治疗时间，梗塞点已变成陈旧性的了，要打通它是十分困难的。
一般说来，现在应以防为主，今后不要再发中风，维持现状已是很不错的了。”
在征得史教授的同意后，我决定出院，一边继续服药一边工作。
这一次赴美的最大收获是进行了学术交流，而最大的损失是身患中风，而且可能造成了终生的后遗症。不过，坏事又可以变为好事，那就是我的身体背上了一张黄牌警告。它提示：我毕竟已步入老年了。我应当重新调整自我，合理地安排饮食、运动、工作和睡眠，做到有张有弛。否则，如果再连续记黄牌的话，那就不是像运动员那样被罚下赛场，而是最终要被开除“球籍”了！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我的最大遗憾（1）
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这就是说，人的一生中，失意、失误，甚至失败的事，是时常发生的。问题是，人们都喜欢接受成功、赞誉、掌声和鲜花，而总是回避或隐去与美好事物相对应的另一面。然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却是一部反省人生的绝好教材，他不愧为一位敢于剖析自我的无私无畏的智者。
迄今为止，在我的经历中，也有过许许多多的失误或失败。特别是到了后期，麻烦不断，我似乎整个地被笼罩在失意之中。回忆过去，我曾失过言，念错过字，写过别字，题词写字时画蛇添足，发表过有争议或有误的文章，办过傻事或错事，上过当受过骗等等。这一切，曾使我难堪过，沮丧过，也成为某些人非难我的材料。但是，属于我的失误毕竟是事实，我必须面对现实，反省自己，只有经反省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由于体裁的限制，不能在本章中对我的失误作一一反省，仅就在化学专业领域里使我刻骨铭心的两件憾事表示忏悔：
第一个遗憾是发表了一篇有缺点的文章。
1982年《化学通报》第6期上，在“化学史”栏目内，发表了我的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征服“不可驯服”元素的启示》，全文共7300字。
这篇文章的形成，是源于我编写《有机氟化学》一书。在编写该书第一篇总论时，为了写作元素氟发现历史这一节，我阅读了不少文献资料，并对一代又一代的化学家耗时106年发现了这个被称做“不可捉摸”元素的事迹颇为感动。正在这时，我收到全国化学史学术会议筹委会的通知，邀请我参加1982年4月于苏州市召开的会议。为此，我就把看到的有关元素氟发现的资料，综合为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但是，我又没有时间赴会，于是把文章打印成“化学史学术讨论会材料”，请武汉大学出席会议的一位代表带到会议上作书面交流。
《化学通报》的一位编辑也出席了会议，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认为文章的立意、观点、结构都很好，有意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他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心想既然编辑都看中了，我也就同意了，并未提出在发表前作斟酌和修改。
文章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转告了我。最后，编辑部决定，在同年《化学通报》第11期上，在“读者、作者、编者”的栏目下，刊出了读者的批评、我的致歉的更正和编者的说明。这一期《化学通报》出版以后，在全国的反映我不知道，但是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内部却掀起了一阵风波，理解的人有之，叹惜者有之，责骂者也有之。据说，那一期《化学通报》，几乎被翻烂了。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我虽然有些难堪，但很快心情平静下来了，抱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思想，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态度。
为了真实地记录下那件憾事，让读者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我，现将对拙文的“批评”与我的“致歉”一并转录于后：
《化学通报》编辑部：
我们都是重视和喜爱《化学通报》的读者。最近我们读了《化学通报》1982年第6期上《征服“不可驯服”元素的启示》一文（以下简称《启示》），发现文中有不少错误和欠妥之处，现列举如下：
（1）杰出的化学家Lavoisier，就法文读音来说，是三个音节，中文早已统一译成“拉瓦锡”了。我国读者都已熟悉这个通行的中文译名了。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牛顿、达尔文等，过去虽都有过不同的音译名，但是现在都有了“约定俗成”的译名，拉瓦锡一名也是这样定型了的。可是《启示》文中却使用了“拉浮依赛尔”这样一个古怪的译名，既不符合原文的读音，也违反了大家用惯了的科学史上的人名译法。
（2）《启示》还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