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性勇气的巧克力-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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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不仅重新激发了对学习的热爱，而且还重新获得了自信，相信我能够学习和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在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中，我希望把这同一份珍贵礼物赠予他们。我希望他们知道，不管一个人接受哪种学校教育，教育是你必须自己来做的事，而不是由别人来为你做的事。
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我碰巧听到我的儿子与另一个男孩的对话。这个男孩问我的儿子在哪里上学。我的儿子回答说，他上家庭学校。
“我妈妈说，如果你没有高中文凭，你就做不成任何事，”这个男孩嘲笑他说。
“不，我能做成，”我的儿子纠正他。“看看我妈妈，她就没有高中文凭，可她可以做许多许多事。没有文凭并没有难倒她。”
我回想我所学到和做过的一切，我的孩子们是多么优秀和聪明，我选择的事业是多么成功。“是的，”我轻轻地说，“这没有难倒我。”
作者：特里·布朗
（Teri Brown）
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和家庭学校发起人，她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居住、从事园艺，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两个孩子。
智慧点滴积累故事五：寻找圣诞节
寻找圣诞节
FINDING CHRISTMAS
“妈妈，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今年圣诞节我不回家。”
我的心一震！这将是我们家35年里第一个没有团圆的圣诞节。我们怀孕的女儿预产期在12月29日，她想同丈夫在自己家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节日。现在，我们的儿子又打来电话，说他所供职的航空公司最近给他晋了级，这使得他在客运繁忙的节日期间不能抽身。
对我们家来说，圣诞节非常重要。我们为圣诞节而生活。一年到头，我都在采购圣诞节礼物。感恩节一过，我就开始陆续烤制馅饼、小甜饼和面包，最后将它们涂上一层巧克力。圣诞节前夜，我们吃自助餐，并打开一份礼物，庆祝活动由此开始。圣诞节早上，我们打开余下的礼物，接着享用一顿家庭早餐。当天晚上，我们又开始庆祝节日，吃火鸡、玩棋盘游戏，期间不时传出朗朗笑声。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和丈夫鲍勃情绪低落地商量着圣诞树、装饰品、小甜饼、馅饼、火鸡、自助餐和礼物的事。我们决定，今年我们将放弃节庆筹备，改在外面吃晚饭——这是我们自孩子出生以来的第一次。
鲍勃突然之间显老了。有时，他长叹一口气，眼睛盯着某个地方发愣。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我发现自己没有了往昔的过节热情。我心灰意懒，好像失去了亲爱的人。毕竟，人们都说，没有家庭的圣诞节就不能称其为圣诞节。杂志上描述家庭团聚的字字句句令我们窒息，电视上播放着相爱的人共度佳节的欢乐场面。但是今年，没有人来同我们一起过节。没有人。我们失去了圣诞节！
1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女儿打来电话问：“妈妈，你在干什么？你的冰箱里是不是塞满了好吃的东西？”
我伤心地告诉她我们的计划。
“我们出生之前，你和爸爸是怎么过节的？”她问道。
直到那时，我才回忆起从前的日子——当时我们新婚燕尔，没有什么钱，所住的地方离娘家2000多英里。突然，我一阵激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没有孩子们的情况下过一个欢乐的节日呢？毕竟，我们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我还可以做糖果和小甜饼，然后邮寄给他们——给他们家的感觉。我知道，今年过节他们比我们更不容易。我在壁橱里翻找装小甜饼的罐头，原先自私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
鲍勃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用圣诞节彩灯勾勒出房子的轮廓。不久，肉桂和豆蔻的香味在我们的屋子里飘散。我们从院子里的松树上折下树枝，围在房子外面。
圣诞节前夜终于到了。我和鲍勃吃着自己准备的自助餐，然后打开了一份礼物，坐在炉火前，欣赏着宾·克罗斯比的圣诞歌曲唱片。
在午夜的弥撒活动上，年轻的牧师站在一品红和松枝簇拥下熠熠生辉的圣坛前，他的话令我心动。“不要畏惧，看那，我给每个人带来了无比喜悦的好消息……”
圣诞节早上，我们打开了礼物，并开始烹制火鸡。黄昏时分，我们手拉手穿过草地，在一片恬静的氛围中，看星星一颗颗点亮。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区，一阵阵柔和的微风拂过冷杉树，邻居家的壁炉中升起的轻烟带着给人慰藉的味道弥漫在天空。
我们没有失去圣诞节。它一直就在那里，在寂静的圣洁之夜等待着我们。
作者：洛伊丝·埃里西·普尔
（Lois Erisey Poole）
《围绕月亮的光环》一书的作者。她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全国各地发表作品。许多全国性出版物都刊登过她自由投稿的作品。她每周为《安蒂洛普新闻报》的一个专栏撰稿，并且是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位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她还开了一门写作课，指导学生如何纪录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一：周年贺卡
周 年 贺 卡
THE ANNIVERSARY CARD
我听说感情笃深的夫妇可以发现对方在想什么。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梦想过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我成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在我所嫁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它。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他说出的是我要说的话。他给我打来电话时，我也正要给他拨电话。我们甚至在许多个晚上做相同的梦。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对它珍爱有加。然而，随着我们结婚7周年的临近，我们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我们觉得相互之间越来越有距离感。
有一个方面实实在在反映了这种距离感，那就是我们很少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我丈夫每天早上黎明之前离开家，在路上花一小时到他供职的公司，上完8个半小时的班，然后驱车一小时回家。我们在家门口匆匆吻别，因为我要赶去上全职的夜班。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受益于这种工作时间安排，但是我们的婚姻却因此蒙受损害。
我们每天通电话，但是对话变得像照本宣科和迫不得已。
“一路上开车情况还好吗？”我问。
“还行，像平常一样。”
“路上堵车吗？”
“不太堵。你的夜班怎么样？”
“很好，没有特别情况。晚上你想吃什么？”
“无所谓，随你的便。”
我们继续这样的闲聊，直到他的同事来找他，或者孩子们来找我。
我怀念我们过去常常进行的那种讨论。我们已经不再谈论新闻或政治——我惟一知道的时事是芝麻街每天的信。我们不讨论他的工作，因为老板听得见。我们也不评论书或电影，因为我上一次看书或看电影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我们周末在一起，可是我们尽管非常接近，也很少说我们需要说的事。一周来的压力使我们非常疲惫和容易发怒，我们的时间大部分用在了相互争吵上。
除了有形的距离，我们在感情上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说一声“我爱你”变成了习惯动作，而不再包含真情实意。我们没有时间袒露心扉或诉说各自的梦想。我们太忙碌、太疲倦，以致顾不上去改善我们的关系。我们一点都不像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
随着我对家庭现状日渐不满，我们感情上的距离也与日俱增。我每天早上与孩子们一起醒来，一整天都在照顾他们和照顾这个家，然后去上令人头脑麻木的班，直到第二天早上3点钟下班。我嫉妒我丈夫每天晚上将孩子们弄上床后还有时间干自己的事。我嫉妒他能看电视、看书和睡觉。我为有这番想法而羞愧，所以从没有告诉他。这种默默忍受的痛苦使得问题更加糟糕。
我变得非常消沉，因为我注意到我们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我曾经在书上看到，第七年是最艰难的：就是在这一年，人们经历“七年之痒”，变得不忠诚。对夫妻关系来说，第七年常常是一个转折点，先前的小烦恼会变得难以容忍。太多的夫妻在他们的婚姻走到第七年时分手了。出于害怕，我相信了这些说法，并将我们的紧张关系归咎于这些谬论。
在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我慢吞吞地来到贺卡商店，挑选最能表达我情感的贺卡。毕竟，我已说服自己，这或许是我给他的最后一张周年贺卡。我一张张读着贺卡的内容，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如此深爱他，如此害怕失去他——这个男人是我的世界。我意识到，我需要让他知道我的感受，这样我就能走过痛苦和担心。我需要设法让我们的关系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我需要记住我们是如此紧紧相连。
经过一个小时的阅读，我发现了最合适的贺卡。这张贺卡表达了我的所有感受，好像我写给自己的一样。它说到了爱和婚姻的承诺，提醒爱人分享希望和梦想，分担挫折和失望。它鼓励夫妻对他们的关系再作投入，使每一天都像周年纪念日那样迷人。
我们结婚七周年的那天一大早，我将贺卡塞进他的公文包，然后便去睡了。
当我睡醒后下楼，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写着我收的信封。我打开一看，熟悉的图案跃入眼帘——同我给他的贺卡一模一样，里面的文字我还记忆犹新呢。我们给彼此买了相同的贺卡。我正想抓起电话给他打，电话铃声响了。
“喂！”我说。
“我非常爱你。”他说。
“我爱你，亲爱的，”我流着泪哽咽着说。
“我现在要下班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度过今天的时光。你今晚能取消班次吗？”
“我们一挂断电话，我就去取消。”
“那么，我一小时以后见你。”
“我简直迫不及待了。”
突然之间，距离缩小了。他回到家中，我们一起又说又笑，享受彼此的相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了。
或许星座已被准确调整，或许有上天的干预。要么，或许真的是有些情人能发现对方在想什么。
作者：莉萨·桑德斯
（Lisa Sanders）
家庭妇女，带着两个学龄前孩子托里和蒂格。她说丈夫里奇是自己的挚友、男友和爱人。她先前曾经当过教师，虽然已经不再在教室里上课，但她深信“自己灵魂的袖口上沾满了粉笔屑”。作为一名作品发表在全国性出版物的自由撰稿人，她擅长写作家庭和教育题材的文章。可去其网站欣赏其代表作品（Joy－Writer）。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二：温和地放弃
温情是比信誓旦旦更好的爱的证明。——玛琳·黛德丽
温 和 地 放 弃
LETTING GO SOFTLY
一对年轻夫妇在女方的法国娘家开满鲜花的庭院里摆好了姿势，准备照礼服照。她，身披棉质蕾丝的婚纱，坐在薰衣草花坛的石头台阶上。他，穿着合体的全套礼服，屈身守护着她。稍后，参加婚礼的一行人鱼贯穿过狭小的街道，走向一个古老的教堂。村民们从各家的窗口探出身来朝他们热烈鼓掌，并敲响钟声以示赞同这门婚事。一个身穿缀满鲜花的衣裙、头戴花环的6岁小女孩，庄重地托起一个用缎带装饰的、放着两枚婚戒的垫子。
当晚，庆祝活动在一家乡村餐馆里继续进行——香槟，大餐，跳舞，尊贵的老奶奶们在一角和着音乐轻叩她们的拐杖。一个星期后，这对新人回到美国，接受亲友们的祝福，于是又一场婚宴在休斯敦的一座摩天大楼内进行——竖琴师和乐队，更多的美味佳肴，葡萄酒以及跳舞。
我们的大儿子布拉德同他在亚利桑那州读研究生时结识和追求的法国姑娘伊丽莎白在法国一个小村庄结为夫妻，那是8月的一天，充满了阳光、爱意、承诺和希望。差不多5年后，这桩婚姻宣告结束。那天，远在东京的布拉德打来电话，痛苦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分居，她准备回法国。震惊之下，我哭了。我和丈夫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我们很遗憾，我们爱他们，我们愿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帮助。挂断电话，我和丈夫都试图告诉对方，他们的婚姻没有结束。但是布拉德的语气听来非常肯定。
离开纽约到东京，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已经爱上了曼哈顿——他们在切尔西的豪华公寓，周末在中央公园的散步，众多的朋友，以及富有挑战性和成就感的职业。当布拉德接到公司调令时，伊丽莎白对体验另一种文化很有兴趣，因此也要求调到日本工作，并马上开始学习日语。可是，当她必须留在纽约花6个月时间培训接替她的人时，我们感到担心。
我们去东京探望他们，清楚地看到，尽管她努力去适应，他们双方也都有良好愿望，她其实过得并不快乐。他们在我们逗留期间争吵，使得我们回到美国后还在为他们担忧。8个月后，布拉德便打来那个伤心的电话。经过一年的分居，他们由最初的痛苦过渡到温情和友谊，同意“无过错”离婚。他们的婚姻以爱他们的父母所期望的友好的方式解体。当伊丽莎白返回东京要求得到一些共同财产时，布拉德还邀请朋友们为她举行了一场告别会。
不过，我还是为他们的分离哀伤了一年多。我无法停止回忆，无法停止梦见他们。我不想与我的第一个儿媳妇分离。作为有着三个儿子的母亲，我总是激动地欢迎一个又一个女人进入我们的家庭。在儿子们成长过程中，我拥抱了他们领回家的每一个女孩子——在车道投篮几个小时的活泼的女孩，临时抱佛脚以应付学年考试的聪明的女孩，还有头发上扎着丝带、唱歌像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