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画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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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我的弟弟小波我的女婿王小波
作者：李克林
要我谈王小波，实在谈不出什么。老实说，我真正对小波的认识是在他去世之后。从报刊上发表的许多纪念文章里，在一些年轻人和亲友们的议论里，我惊奇地发现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哀悼他，而我当了二十来年的岳母，竟很少了解他，尤其是他的才智、思想和精神境界。 我已年过八旬，在人民日报社长期搞农村宣传，我不大懂文学，对小波的一些作品，有些看不懂，有些看不惯。他的小说，我说有点“黄”，人家说“不黄”，“正好”；有的我说有点“怪”，人家说“不怪，主要是你没看懂”。但有一点，很突出，就是不论长篇短篇，看着有时忍不住要笑，一股顽皮劲跃然纸上。我想，这小子小时候一定特别淘气。 这期间我翻阅他的一些旧作，慢慢发现小波不仅语言文字充满情趣，他的思想、思路也别具特色。想象力很丰富，有些看去好像胡扯，实际并非漫无边际。上下古今，悠悠天地，他头脑里的世界特别广阔。有人说是“黑色幽默”，是“反讽”。我好像开始懂一点，有些还是不大懂，可能是我太老了吧。 小波、银河刚谈恋爱时，我觉得这孩子傻大黑粗的，看去挺怪，心里有点嘀咕，虽然我并不喜欢“小白脸”，可总怕这人靠不住。我老头子却说：“是你女儿找对象，还是你找？她爱就行，你管得着？”几次侧面问银河，她总说：“这人有个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这就是他们的结合点。这种爱对我这个一片纯真不大懂人世的女儿来说，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抵御了一切世俗偏见。当时小波家还未平反，全家挤住在教委大院角落的几间平房里，小波住的小屋其脏乱程度完全像个“猪窝”，两个孩子就在这小窝里相会，其乐融融。有个朋友称赞，李银河真够勇敢的！ 小波的爸爸王方名，是个少见的好老头。他是一个比我们这些“三八式”还老的四川地下党的老党员，一个逻辑学专家。解放初期毛主席还接见过他。1952年土改复查时，他曾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四川某地一些过“左”问题，但信并未上达就被打成立场反动的“反革命”，折磨数十年，至80年代初才平反。小波到这个世界上就饱尝忧患和困苦，这对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1982年银河去美国，84年小波也去了。他没有奖学金，银河一人的奖学金两人用。开始打了一段工，以后她就不让小波打工了。小波在美4年，基本没打工，这情况开始我不知道，他家人也不大相信。一位老同志留美回来的孩子谈，他在匹兹堡期间，常去银河家玩，银河一下班回来就忙家务、做饭，小波在家里只是读书、写作，啥也不干。他几次说，李银河真“伟大”！不久前我问银河，她说“是这样，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她还说，《黄金时代》就是那时构思写作的。 回娘家来，银河经常是一进门，把包往床上一丢，就打电话：“小波，冰箱里有什么什么你想着吃。”电话遥控安排他吃饭。我说，你以后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要不你回去他就饿死了。这并非玩笑，而是生活真实。我常说，这小子真懒！其实这是冤枉了他。去年银河赴英国，他的生活更繁乱，头脑高度运转，总是废寝忘食，不知饥饱，不分昼夜，不断地写，脑体矛盾，终至爆发。 小波的猝死使我十分痛心又深感内疚。女婿是半子，女儿不在，我竟没给他以必要的照料。他嘴唇发青，有明显病相，也没督促他去医院检查。只在春节联欢聚会了一次。我家保姆难过地说，别看小波五大三粗的，完全像个小孩，你不让抽烟，他就装在袖筒里到凉台悄悄抽，他太腼腆了！ 我一直觉得，女儿在小波身上牺牲太多了，否则她自己的事业可能成就会大些。在美她不愿他打工，回京她又支持他退职，她负担家务和一切，让他集中精力写作。现在我才进一步了解，这不是牺牲，这是爱，一种特殊的爱。小波，好孩子，我对你了解太晚而你走得太早了！八十多岁的人没死，而四十多岁的人却先走了，一个正是创造盛年的人走了，一个老朽留下了，老天太不公平！ 我还有几句题外话，现在一些纪念小波的文章，表真意切，令人感动，但也有个别评价有些过高了。小波性格腼腆，不爱张扬，不求虚名，但重真情。而且他生前历经坎坷，刚刚在发展，处于成长的过程中，远未达到顶峰。过分的溢美之辞，他地下闻之也不会愉快的。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送小波（图）
作者：冯小双 听到小波去世的消息，我先是震惊，继而是恍惚、惶惑：这难道是真的吗？这又怎么可能有是真的呢？一个星期以前，为了李银河的学生小马的工作问题，我刚刚和他通过电话；一个多月以前，为了课题的事，我和唐灿还请他吃了饭——想和他讨论一些问题且主要是想听听他的意见。为照顾他的口味，我们特意选了家川菜馆，并专门为他点了他爱吃的水煮肉片。 溜溜达达前往餐馆的路上，他说他头两天刚刚在邮局被小偷掏了钱包。唐灿说这就对了，小偷寻思你这样的人进邮局一准儿是要往家乡寄钱；我则说没错儿，你这副模样往好里说是叫民工，往歹里说叫盲流，人高马大又气壮如牛，小偷八成是把你当成了能下大力气挣钱的民工。他嘿嘿一笑说，“兴许当成了包工头儿”，然后又嘿嘿一笑，“可惜，只掏了我一个兜，这个兜里钱少，大头儿在另一个兜。” 在那家叫做“么妹”的餐馆里，我们就听你这个既像壮工、又像包工头的“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侃侃而谈。其间你兴致颇高，话语颇稠，只是吃得很少，见嘴唇明显地发紫、发青——我们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你似乎从来都是这么一副“乌赤麻黑”、落拓不羁的样子；不怎么吃菜倒并不多见，但也终未仔细多想。然后是意犹尽地挥手道别。 然后就是你溘然去世的消息。 于是，最初的日子里，死是什么。好好的人活着活着怎么说死就死了的疑问便也成了缠绕于心的死结，久久地无法解开。 4月24日是接送小波遗体去医院解剖的日子，恰逢我在“治丧办公室”（纯粹民间性质）值班。临近出发的时候，八宝山方面突然提出要有一个人带路，仓促间难以安排，这个活儿便阴错阳差地派到了我的头上。两位男士似也觉得有些不妥，意思是担心我会不会害怕。我说跟小波挺亲的，我不怕；另外，我想去。于是，没顾上吃午饭，我便跟着八宝山的灵车出发了。 早就有个习惯，却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譬如遗体告别仪式上）与死去的亲人、朋友见面，觉得在阴阳两界之外，还多了一层形式的隔膜。使本来最具私人化的感情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倾泻，因而再真实的感情也难免有表演之嫌。而且，自小波去世之后，我一直有一种想单独去看看他的愿望却难以找到机会，虽然开始由于震惊也觉得难以接受他的遗容；但今天一说，竟意外地平静下来，且觉得冥冥之中的安排，或许也是一种天意了。 平生第一次坐在那种前头扎着大黑绸花、中间放具纸棺的灵车里，脑子里一片空白。车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位抬尸的师傅，再就是司机。他们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死的？”——他们似乎不大关心死去的是什么人，因为人死了就都一样了；但他们关心人是怎么死的。我赶紧说是心脏病，我担心他们忌讳地些凶死、横死者。 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但心里仍很平静。为什么要害怕呢？跟李银河、小波是20年心灵相通的朋友（跟李银河从中沉学到一起下乡，认识已三十余年），熟识、亲切，我没有害怕的理由。 终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小波的哥哥小平、弟弟晨光一起，我见到了小波。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小波的遗体放在一副伏地的担架上，上面盖着一条白被单。 我一直静静地战着。我想，什么是死呢？初读小波的《黄金时代》，我脑子里便留下了这样一幅永久的画面：月光下，一个20岁的男陔儿赤裸体地躺在天地之间，童贞的心灵，年轻的身体，生命的旗帜高扬着——这，便是我所理解的黄金时代了。而此刻，正值盛年的小波还是这样地躺着，不同的只是：生命的旗帜降落了。而这，也便是死了。我伏下身，为小波理顺了蓬乱的头发，我说小波，李银河不能来，她受不了，我代她来接你回去见她。然后我们便上路了。小波的遗体放在中间，小平和晨光守护在两边。上路之前，小平将一条烟递给司机说：“师傅，开慢点儿，人……怕颠。”但车仍开得很快。暮春的阳光明媚而灿烂，风也暖暖地，温馨中夹带着愧花的香味。我忽然想起20年前，有时候到李银河那儿去聊天，走晚了，李银河的妈妈便说：“让小波去送你，有他当保镖，你啥也不用怕。”小波便蹬上辆破自行车，我们一起上路。现在却是我来送他。小平和晨光也是特意从国外赶回来送他的。我想，有这样一双同样身高一米八几，也同样是铁塔般的至亲手足护送小波远行，小波应说是踏实的、安然的。 4月26日，遗体告别结束后，人们让李银河再最后看小波一眼，再跟小波说几句话。伏在小波冰冷的身上，李银河只是颤抖着问：“小波，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她的泪水滴在小波的脸上，那泪珠儿却并不滚动、滑落——因为化妆施加的油彩，也因为波肤已失去了血肉的质感。而直到这一刻，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在终于见到李银河之后，小波的灵魂已飞升。小波真的已去往另一个世界。
第四部分：悼念王小波悼念王小波（图）
作者：崔卫平 生龙活虎快乐的王小波突然离去，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如一声晴天霹雷。随即一股巨大的寂莫感难以阻遏地爬上心头。再也读不到他新写正气落地有声但却淘气无比的文章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他留下的空白和遗憾肯定是无法弥补的！ 最喜欢他持续不断地对蒙昧主义所作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那些千奇百怪的逻辑、句式和比喻背后，我想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你听听他说：“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在我们这个常常以愚人自愚窃以为喜的环境中，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有作家的智慧和勇气的。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愚民拉下马。破除愚昧、学习知识在他那里，永远不是一件有关晋升和发财的途径，不是值得夸耀卖弄的资本；恰恰相反，求知的活动本身即是快乐，甚至就是美德。“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这使得他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以无知为乐的伪智者。在今天的情况下仍然想从事智性和理性活动的人，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支持，找到一些令人喜悦的理由。 同样，最喜欢的是他对权力话语的一种理性。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沉默若干年的缘故是“信不过话语圈”。而如果说他如今自己也“挤”进了这个圈子，是因为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他正是这样一个促使这种瓦解的人。他的方式是不再把自己弄成任何一种权力话语，不做出任何权力话语的架式和口吻。他的姿态准确地说是边撤退边前进。他常常谈到那个愚昧荒唐的年代和自己当时的种种遭际，我把这理解为一种还原和撤退，是换一种眼光来看，是回到普通人的身份和普通常识。正如他的淘气来自对新事物永不疲倦的好奇心一样，他的诙谐幽默也出于他这个人独特的憨直和朴实。我常常闹不清楚他是在说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