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档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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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确实详尽机密。后来科勒又向杜勒斯两次提供了重要情报，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间谍混进了英国在土耳其的使馆。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开始怀疑科勒的动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家一起为科勒的情报做鉴定，最后都断定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做准备。但杜勒斯凭直觉相信，科勒是真诚的。他几次致电多诺万，担保科勒。多诺万也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罗斯福面前极力担保。
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下令杜勒斯尽快和科勒联系。杜勒斯从苏黎世向科勒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吗。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买一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勒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带来了大量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的评估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科勒的代号）带来了200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日出”是杜勒斯导演的另一精彩行动，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一大经典。1945年2月，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来到杜勒斯面前，谈判关于投降的事。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心腹，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位高权重，杜勒斯不能不怀疑。为考察其诚意，杜勒斯提出：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先释放这两个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回，接着沃尔夫亲自来到伯尔尼，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
沃尔夫主动提出愿意做三件事以示诚意：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在杜勒斯的要求下，他还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投降，因为他与凯塞林私交很好。杜勒斯的报告传到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极其兴奋，赶紧上报。华盛顿立即把这情报通知给英国。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将军来到伯尔尼，准备谈判并接受投降。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日出”。
这时事情发生了变故，凯塞林元帅被召回柏林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沃尔夫试图说服他，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可是凯塞林不同意，但他也没有去告发。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投降，这个行动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杜勒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都已经捅到了英美两国的元首那里，被看成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一直等到3月26日，沃尔夫终于带来口信，说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至4月11日还没有新消息，连杜勒斯都忍不住怀疑自己被骗了。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逝世，杜鲁门上台后，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在4月20日收到了总部的电报，可是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
杜勒斯心急如焚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请示，但是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杜勒斯只好让瑞士情报部的韦贝尔作代表与德国人周旋。磨了两天之后，沃尔夫似有察觉，愤然回意大利，指挥部下顽强抵抗。
4月26日，杜鲁门终于改变主张，接受沃尔夫在卡塞塔投降。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持续65天的“日出行动”从此成为美国情报史上的经典，杜勒斯也因此获得自由勋章和总统嘉奖。
英国老师与美国学生
战略情报局刚成立的时候，多诺万选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去英国接受专门的训练。
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动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很稚嫩，但都充满热情，认真好学，这和英国情报界的那帮老油子形成鲜明对比。英国人在国内开设了6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教他们基本的谍报经验，包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伪装、野外生存、侦察与反侦察等等。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4）
赫尔姆斯对他最初在训练营里接受的教育一直记忆犹新。在那里，他们被告知，不许用真名姓，要设法了解同学的真实出身。英国著名突击队的训练官费尔巴恩上校教他们在生死关头如何自救，全都是些致命的狠招——费尔巴恩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第一步是威胁她，要毁她的容，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就揪住她的下嘴唇，狠狠打她一个耳光！
年轻的赫尔姆斯和他的同伴一样，被这种与大学里迥异的讲课方式与内容惊得目瞪口呆。很多技术或者说是手段并不令人愉快，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但上校说，用绅士的方法将人致死，这是自卫的正确态度。后来，当这些美国徒弟告别老师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了，在很多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战争初期，英美情报界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作为老大哥兼师傅，英国特别行动处执行处在很多实战中都指导自己的“小弟”与学生，而战略情报局也老老实实地接受它的“大哥”地位，虚心学习它在领地上的经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驻当地的机构甚至完全结合在一起。在诺曼底登陆时，这对师徒还联手演出了一手好戏，他们在东英格兰的海滩上精心搭制了大量道具，看上去到处是军舰、坦克、大炮、弹药、营房、燃料堆，极力营造出“美国第一军”的假象。这场惊天大骗局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美英情报员中会德语的人还联手欺骗德国飞行员，通过电台给他们发假指令。
1942年，英国获悉情报，德国要援助日本一船密码机。它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战略情报局，双方统一行动，不加任何阻拦地使运送密码机的德国船安全过关了。因为英国情报机构早就将德国这种密码机发送的密码破译成功了，如果日本也使用这种密码机的话，那它的所有行动就都在盟军的掌握中了。
担心自己密码安全的日本海军在全军范围内大量普及德国的密码机，英美则加强了对它电码的破译工作。不久，破译了日本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将把一个代号为“AF”的地区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根据情报分析，“AF”可能是指阿留申群岛、夏威夷群岛或者中途岛。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猜测，可能是中途岛。为了证实这一判断，他让中途岛的警卫部队用明码发出一封电报，说中途岛极缺淡水，要求补给，然后等待着日本方面的反应。过了几天，又截获了一份日本电报，说“AF”缺乏淡水。“AF”必是中途岛无疑。美国人以此精心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诱使日本海军进攻中途岛。此役以美军大获全胜告终，也是英美情报机构合作的范例。
不过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没持续多久，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英国人担心随着美国人实力的增长，最终会压倒英国；美国人则不甘心一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后来的具体行动中，两方经常为活动方式、权限划分等分歧吵起来。多诺万愤愤不平地说：“英国人太专横，拿了我们的飞机和钱，还处处卡我们！”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上校则更为不满：“我们同德国人打仗的时间最长，遭受的苦难最多，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在外面生存和活动，可这些可恶的美国佬却跳出来，指手划脚。”但是，不管吵得多凶，双方的合作还要开展下去，只是互相不服气。
在后来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它只在三个国家不搞秘密行动，英国就是其中之一。英美在情报上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令人头痛的伊拉克问题上，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也是同进退，可谓难兄难弟。
“美国超级盖世太保”
傍晚，多诺万坐在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望着远处沉思。他很器重和欣赏的一位副手，也是好朋友，安彻斯特少校走到他身边。
“我看到今天那篇报道了。”多诺万点点头，没有说话。
“战略情报局的命运会怎样？”
“我想，没办法了，结束了。”多诺万叹了口气，很无奈也很痛苦地回答。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努力为这个问题争取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露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列席会议、预算局和陆、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之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5）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极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试着挽回这一局面，并为之四处奔走，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多诺万长期的杰出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才能已经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由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中央情报组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战略情报局相提并论，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无权雇佣和训练自己的人员，夹在几大有权势的部门中间，干些综合各家观点的活儿——但是这项差事却并不轻松，因为各方的观点往往是矛盾的，而且有些情报军方机构根本拒绝提供。中央情报组首任组长西德尼·索尔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各借了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他的下属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任何材料基础。
在霍伊特·范登堡担任组长期间，中央情报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出身名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支撑，做事极有胆色与魄力。他为中央情报组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和编制，并且利用国务院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在他的带领下，情报组开始独立秘密搜集情报，研究分析。情报组交上的第一份独立的专题情报评估是有关苏联的实力和动向，深得杜鲁门的好评，也为情报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第三任组长罗斯科·希伦柯特就不如前任有气魄，在很多事情上争不过其他几个大情报机构。但他工作勤恳，坚持为情报组招进来一大批有才华的新人，为这个机构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随着冷战态势的加剧，从1946年开始，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开始作大调整，建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诞生，希伦柯特任首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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