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1-战地女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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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萧克认为这份电报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未加任何说明，他感到有些纳闷，但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也要西征，他们红六军团是作为先遣队转移的。
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李贞、陈琮英、周雪林、张吉兰等十几位女同志也被批准随队行军。她们中间有结婚的，也有没结婚的。女战士张吉兰是几天前才参加红军的。可别小看这个黄毛丫头，还是位老党员呢。早在几年前，她接受了慰劳红军的任务，和江西永兴县的姐妹们一起，不分昼夜地赶做“红军鞋”，又冒着瓢泼大雨，挑着“红军鞋”，翻越两座大山送往红军驻地。崎岖的山路上荆棘丛生，张吉兰肩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担子，一脚踩空，重重地摔倒了，后面的人把她拉起来，她觉得脚下痛得厉害，伸手一摸，脚扎破了，流了好多血，鞋子也丢掉了，这可怎么行军呢？
“吉兰，从筐里拿双鞋穿上吧，要不然脚就遭罪了。”伙伴们好心劝她。
张吉兰摇摇头说：“这鞋我不能穿，我能坚持，再说我的脚上划几道口子也没事，在家休息几天就养好了。可是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没有鞋怎么能行呢？”
就这样，张吉兰赤着一双脚又上路了，为了减少疼痛，她还放开嗓子唱起了歌谣：
青年人上前线，
妻送郎当红军。
保田保家乡。
打倒白匪军。
……
在西征前的扩红工作中，张吉兰拖着一只伤脚，同丈夫一起走进了红军的行列。
女红军陈琮英是任弼时同志的爱人，当时生完孩子还不满三个月。任弼时对她说：“琮英，部队要撤离根据地，转移到湘中去发展游击战争，找机会同贺龙同志的队伍取得联系，你也要随军行动。”
“我能带着孩子一块走吗？”陈琮英问。
“不行啊，这一路都是敌占区，又没有后方，还要穿越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带着孩子，怕要影响行动啊。”
“孩子出生才几个月，还没有断奶，怎么能离得开我们呢？”
任弼时沉默了，一提到孩子，他的心里顿时像倒了五味瓶一样说不出是啥滋味。1928年他在安徽被捕入狱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刚满一岁，陈琮英抱着她在上海、长沙、安庆之间来回奔走，一路风餐露宿，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孩子不慎得了肺炎。任弼时出狱不久，这个孩子就病死了，夫妻二人含泪掩埋了自己的亲骨肉。三年前，陈琮英被捕入狱时，出生还不到百天的女儿远志也跟着身陷囹圄，狱中生活十分艰苦，陈琮英没有奶水，女儿饿得声音都哭哑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好容易熬到出狱的陈琮英很想带女儿一起去苏区，可是一考虑到工作，她又犹豫了，经再三考虑，她把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托婆婆代养。现在，这个刚出生的儿子“湘赣”又不能带在身边了。任弼时觉得心中有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知道自己对不住琮英，更对不住孩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每天与死神相伴，随时准备着为了心中无悔的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孩子，就更难尽到做父亲的职责了。想到这里，他咬咬牙，对琮英说：“我们只能把孩子寄在老乡家中，这也是不得已啊！”
陈琮英含着泪，点头同意了。可是她的心却犹如刀割般难受，她下意识地紧紧抱着怀中的孩子，仿佛怕有人上来抢走她的心头骨肉。
“琮英，想开些吧，与其让孩子一路上受尽折腾，不如托给老乡，以后环境好转了，我们再设法把他领回来。”任弼时见妻子这般伤心，也心如刀割，但他只能强忍悲痛安慰妻子。
陈琮英一边落泪一边低头收拾着孩子的衣物用具，在把孩子送出去时，她在心里一次次地安慰自己，想着有一天再回来把孩子找到，带在身边，用加倍的母爱去补偿孩子。她和任弼时都没想到，后来这个孩子竟遗失了，这一别竟再也没能相见。
女战士李贞是湖南浏阳人，10岁的时候就给人家做童养媳，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后来冒死跑出来参加了红军。8月11日，她随部队来到湖南省桂东县的寨前圩。这是一个四面环山、树木茂密的山村小镇，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从村中流过，风景十分优美。村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近万名红军的到来，使这个山村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乡亲们送粮送物，端水倒茶，像招待亲人一样招待红军官兵。红六军团在这里召开了誓师大会。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主席台前挂着一条经过洗晒而变色的红布横幅。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扛着长枪，肩上佩挂着鼓鼓的子弹带，每人除了脚上穿的草鞋，后腰上还别着两双新草鞋。
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首长健步走上主席台。任弼时同志扶扶眼镜，说：“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们这次行动是执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任务，不是离开根据地的逃跑退却，我们要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把敌人搞得坐卧不宁，同时，我们也要建立新的根据地。”
女战士们听着听着，顿时兴奋起来，她们虽然对红军的战略方针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她们相信，只要跟着党走，就一定有希望，就会打胜仗。
她们同男红军一道，激动地高喊口号：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方针！”
……
是夜，宁静的夜空下响起了嘹亮的进军号，红六军团的西征开始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数千女兵大转战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一支军队像红四方面军那样拥有众多的女兵，最多时达3000多人。
时至今日，了解军史的人们依然能叫出她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王泽南、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杨文菊、吴朝祥、华全双、李开芬、陈真仁、刘坚、杨林、苟贵英、林江、李健、刘伯兴、彭玉菇、赵明英、侯守玉、马正英、胡玉兰、何福祥、张怀碧、赵应兰、阎桂明、赵兰英、刘桂兰、何翠华、詹应香、廖赤见、刘立清、郭长春、张明秀、吴顺英、张萍、史群英、张苏、杨磊、何炽、王顺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卢桂秀、张正富、张茶清、李开英、李文英、贾德福、罗林、王学荣、王学农、朱映明、马桂花、阎桂秀、彭仲美、周时清、张世秀、张传玉、刘照林、潘家珍、李玉南、邬先碧、蒲秀英、郑庭玉、苏桂英、吴国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学珍、孙桂英、李山仁、杨玉花等。
当我们沿着时光的隧道回到60多年前的南部中国，回到这些红军女战士花季般美好的年龄，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她们最初的起点。
这些出身贫苦农家的女孩子大都是在1933年11月到1934年9月间，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战役胜利后，随着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走进红军行列的。这些原来分散在川陕各县的妇女干部组成“妇女运输队”，每个人要背4支步枪、一箱迫击炮弹，穿荆棘、攀陡崖，为部队抢运物资弹药。久而久之，就组建了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号兵，全部是清一色的女战士。此外，总供给部下属的妇女工兵营、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总政治部下属的新剧团和各军、师的宣传队，都有许许多多英勇能干的红军女战士。
长征初期，女红军们并不知道这次远行对她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更不曾想过将会有那么多的屈辱和灾难在未来的征途中等待着她们。
当时，由于通讯联络十分困难，红四方面军根本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长征，他们同中央红军曾有些断断续续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直到1935年1月22日，张国焘才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通报，指示他们：“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电报还明确指示红四方面军：“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张国焘立即召集各部队主要指挥员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作战方针。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否则，他们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我们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当前头等重要的大事。”张国焘深吸一口烟，慢慢吐出来，接着说，“今天请大家来，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去向问题，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会议制定了以下决议，一，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二，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江工具问题；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四，即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上，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会上也讨论了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道路，能不能打到长江边等问题，因为没有把握，未形成一致意见。
主力部队准备西渡嘉陵江前夕，张国焘借口前方需用兵力，把东线红军和地方干部逐步集结西调，把女干部和女工作人员集中到妇女独立团。由于人员骤增，只好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张琴秋调任该师师长兼第一团团长。不久，她率领这个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张琴秋乳名凤生，学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省桐乡县石湾镇。1921年秋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受新思潮影响，与同学王华芬带头剪发。后转入上海爱国女校学习，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进步的张琴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天，党组织派她和一批革命青年去莫斯科学习，她刻苦攻读了哲学、历史、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和军事学等课程。5年后回到祖国，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是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后被派往河口县任县委书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调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她多次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做法，被降职使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工作热情。她为部队出发匆匆做着最后的准备。
带队出征的日子终于悄然来临了。
一面写有“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大旗迎风飘扬。
张琴秋身穿双排扣的列宁装，剪短发，戴一顶崭新的军帽，绑腿很利索地打成人字形，腰间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还挎着一支精致的小手枪，看上去既美丽动人又威风凛凛。
比较起来，女战士们的装束就有些寒酸了，她们的军服是打土豪得来的长衫，拦腰一剪，上半截当军上衣，下半截改成军裤，黑的、青的、蓝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只有绑腿显得整齐一些，都是用缴获来的白布染成的。脚上穿的是自制草鞋，也是各式各样，有草编的，有布条编的，也有半草半布的，相同的是，前头都缀有一个红线球，流露出女孩子们爱美的天性。部队齐刷刷地列队后，脚下仿佛盛开着一丛丛红芍药。
在张琴秋的指挥下，女兵们开始工作了。要协助地方武装和担架队，把江东岸的11000多名伤员转移到西岸，这可是一件十分难苦的工作，有的女战士不堪疲劳，抬着担架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红军总医院也是个“女儿国”，医生、护士、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女兵。钱桂英带着洗衣队没日没夜地为伤病员们洗衣服，血渍、脓迹结成了硬块，跳蚤蹦来跳去，可真难洗啊！那时，肥皂奇缺，洗衣物全凭两手搓，冰冷的河水和肮脏的衣服把她们的手磨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她们知道，干完这一切，就要匆匆踏上新的征途了，至于以后转战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她们根本无暇考虑。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七仙女”苦求出征（一）
1934年11月，红二十军正在皖西的六安、霍山一带休整。
两场血腥拼杀之后，军长徐海东同大家一样实在太疲劳了，在路边同一位团长谈话时，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警卫员心疼地找来一件衣服轻轻盖在他的身上。徐海东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将领，他一出生就险些被母亲丢弃到池塘里，12岁当窑工，从戎后曾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战争、黄麻起义。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先后7次负伤，在鄂豫皖的游击战争中以骁勇善战而赢得了“徐老虎”的绰号。一有战事，他就变得格外兴奋，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候实在顶不住劲了，就像现在这样打个盹儿……
“军长，军长，政委请你快些回去！”军部的通信员匆匆跑来叫醒了他。
“什么事？”徐海东一个激灵站起来，揉着眼问。
“不知道。”通信员低声说，“鄂东来人了，政委要你快去！”
徐海东回到驻地，政委吴焕先高兴地对他说：“海东，中央派人来了。”说着递给他一封快信。
信是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写来的。上面写道：
“宝珊、海东、焕先：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部队来鄂东。”
“真是党中央来人了，我们立即去找鄂东北道委。”徐海东看完信，马上向另外几位负责同志建议道。
“我们几个人正在研究此事。”吴焕先说，“请你回来决定，部队从哪里走安全。”
徐海东的脑子里有一本准确的敌情账，他略一沉思，说：“现在，东北军的五个‘追剿’支队正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的交界地区，组成了四道封锁线。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