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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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给文学指路，也许应该像禅宗大师的给其弟子指路，文学才不致沦为一门仿古的手艺，或一项摘录学问的技术。　　　　
　　　　文学批评当然不仅是为了给文学指路，还有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等等其他任务。这是另外的问题。　　　　
　　　　10。现代物理学及东方神秘主义及特异功能对文学的启示。　　　　
　　　　我不精通物理学，也不精通佛学、道学、禅学，我也没有特异功能。我斗胆言及它们，纯属一个文学爱好者出于对神秘未知事物的兴趣，因为那是生命存在的大背景。　　　　
　　　　过去的经典物理学一直在寻找，组成物体的纯客观的不可分的固体粒子。但现代物理学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质性的材料组成的，而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是能量的连续‘舞蹈’，是一种过程。”“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实在。”“质量和能量是相互转换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体，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为场。所以，物质和‘场的空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不过是以不同形态显现而已。”这样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体粒子”的希望。　　　　
　　　　现代物理学的“并协原理”的大意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是说：“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可观测量的精确测量会带来测量另一个量时相当大的测不准性。”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对世界的观察都必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就取消了找到“纯客观”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经意味着主观的参与。　　　　
　　　　现代物理学的“嵌入观点”认为：我们是嵌入在我们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宇宙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宇宙。现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得出这样的结论：“客体不是由主体生成的，客体并不是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的。”　　　　
　　　　上述种种细思，与佛、道、禅的“空”、“无形”、“缘起”、“诸行”、“万象唯识”等等说法非常近似或相同。（有一本书叫做《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那里面对此讲得清楚，讲得令人信服。）


《写作的事》　第二部分“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2）

　　　　看来我们休想逃出我们的主观去，休想获得一个纯客观的世界。“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这话可是恩格斯说的。这样，我们还能认为美是客观的吗？还能认为文学可以完全客观地反映什么吗？还能认为（至少在文学上）有个唯一正确的主义或流派吗？还能要求不同心灵中的世界都得是写实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吗？尤其对于人生，还能认为只有一家真理吗？……　　　　
　　　　特异功能有什么启示呢？特异功能证明了精神　（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态（而且可能是一种比物体更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与物质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过是能量“不同形态的显示而已”。这样，又怎么能说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呢？它像其他三维物体一样地自在着，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单单它是第二性的呢？为什么以一座山、一台机器的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是可以离开精神的——包括否定这一看法的理论和主义，我们从来就是在精神和三维物质之中（在多维之中），这即是一种场，而“场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我们不必要求文学不要脱离生活，首先它无法脱离，其次它也在创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权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梦样的生活　（谁能否定幻想的价值呢？），它像其他形态的能量一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同时它又与其他一切相互联系成为场。一个互相联系的场，一张互相连接的网，哪一点是第一性的呢？　　　　
　　　　另外，特异功能的那些在三维世界中显得过于奇怪的作为，分明是说它已至少超越了三维世界，而其超越的途径是精神（意念）。由此想到，文学的某种停滞将怎样超越呢？人类的每一个真正的超越，都意味着维持的超越。人就是在一步步这样的超越中开拓着世界与自己，而且构成一个永恒的进军与舞蹈。超越一停滞，舞蹈就疲倦，文学就小家子气。爱因斯坦之前，物理学家们声称他们只有在小数点后几位数字上能有所作为了，不免就有点小家子气，直到爱因斯坦以维的超越又给物理学开拓了无比丰富广阔的领域，大家便纷纷涌现，物理学蓬勃至今。文学呢？文学将如何再图超越？我不知道。但我想，以关心人及人的处境为己任的文学，大约可以把描摹常规生活的精力更多地分一些出来，向着神秘的精神进发，再把这以精神为特征的动物放在不断扩大的系统中（场中），来看看他的位置与处境，以便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除了有譬如说法律的人道的态度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人活着总要不断超越。文学活着总要不断超越。但到底怎样超越？史铁生的智商就显得大为不够。　　　　
　　　　11。“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　　　　
　　　　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备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像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像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像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鄙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崇的将是和解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须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　　　　
　　　　所以我想，文学也该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了，它既然是人学至少我们应该对“征服”、“大师”、“真理”之类的词汇重新定义一下。至少我们在“气吞山河”之际应该意识到我们是自然之子。至少我们在主张和坚持一种主义或流派时，应该明白，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当父性的英雄，排斥众生独尊某术，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会破坏了场，同时使自己特别难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体的真理）是承认这种多元——人总不能自圆其说，这是悖论的魔力。　　　　
　　　　12。所谓“贵族化”，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义的，一种是褒义的。　　　　
　　　　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类的生活问题都已解决，因而以为天下都已温饱，不再关心大众的疾苦乃至社会正义，这当然是极糟糕的。　　　　
　　　　一群人，肉体的生存已经无忧，于是有余力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甚至专事探讨人的终极问题，这没什么错，而且是很需要的。　　　　
　　　　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他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　　　　
　　　　精神问题或人的终极问题，势必比肉体问题或日常生活问题显得玄奥。对前者的探讨，常不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甚至明显地脱离实际，这很正常，绝不说明这样的探讨者应该下放劳改，或改弦更张迁就某些流行观念。　　　　
　　　　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　　　　
　　　　“贵族化”一词是借用，因为过去多半只是贵族才不愁吃穿，才有余暇去关注精神。现在可以考虑，在学术领域中将“贵族化”一词驱逐，让它回到原来的领域中去。　　　　
　　　　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　　　　
　　　　我只是想，不要把“贵族化”作为一个罪名来限制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怀，也不要把“平民化”作为较少关怀精神生活的誉美之词。这两个词，不该是学术用词。至少这两个词歧义太多，用时千万小心，我想，文学更当“精神化”吧。


《写作的事》　第二部分“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3）

　　　　13。乐观与悲观。　　　　
　　　　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　　　　
　　　　见了这种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与哀叹再无其他作为——这种悲观是傻瓜悲观主义。信奉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真是惨极了，他简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也已经说过了，人可以把困境变为获得欢乐的机会。　　　　
　　　　人的处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内在的乐观和悲观，对此稍有不承认态度，很容易就成为傻瓜。所以用悲观还是乐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毫无道理的。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恰恰说明它没有沾染傻瓜主义。当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乐观和悲观，变作艺术，来观照、来感受、来沉思，人便在审美意义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计较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他谛听着人的脚步与心声，他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这儿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着敬畏的骄傲）。所以，乐观与悲观实在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领域中去吧。　　　　
　　　　况且，从另一种逻辑角度看，敢于面对一切不正是乐观吗？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观。这样看来，敢于写悲观的作品倒是乐观，光是叫嚷乐观的人倒是悲观——悖论总来纠缠我们。


《写作的事》　第三部分宿命的写作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　　　　
　　　　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　　　　
　　　　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