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现代化"六次政治选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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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计划经济所承担的那个社会调节的功能，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那么这个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公有制下面的官僚体制的问题，被毛泽东解读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因素所造成的。那么为了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毛泽东就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根源，就是和毛泽东思想当中的这种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毛泽东本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选择受到了挫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下面要谈的是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第六次政治选择，那就是邓小平的新政模式。
那么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执政党的那种健康的，或者说是日常的、理性的一种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毛泽东的模式逐渐地就演变为邓小平模式。
那么邓小平模式它有哪些基本特征呢？首先就是，它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予以否定。他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市场经济的引入，又导致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竞争活力的重新的培育，从而开始走上了，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从承包制到市场经济的培育，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社会开始出现了经济上和社会领域的多元化。
其次，为了在理论上面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创新。那么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大讨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世俗理性，就是我们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用功效来作为判断事物标准的这种理性，作为引导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使得那种教条主义现象，逐渐地转变为世俗理性来引导社会进步。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产生。它为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通过这些意识形态的转变，使中国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型，一方面，保护了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这种新意识形态又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全能主义的那种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的这么一种模式，转变为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时效化。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看到邓小平还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排除了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干扰，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政治资源，排除了激进的自由派和保守的教条主义者，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的中间派力量的强大。如果把那个左和右看作是两面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这一派，实际上稳健派是中间派。中国改革中的稳健的中间派的强大，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正好相反。戈尔巴乔夫改革，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的中间派和激进派形成联盟，来对抗党内的保守派。结果使得中间派被边缘化了，从而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苏东的事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看邓小平模式，他逐渐的通过意识形态的转型、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政治上摆脱两极化的冲突，从而终于实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我们大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一种新政模式，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那种政治资源，被邓小平继承下来。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强大的执政党资源，和国家的行政力量资源，把这些继承下来的资源，用来巩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用来追求一个乌托邦的那个平均主义的理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政模式。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新政模式，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比袁世凯模式和国民党模式有更强大的政治资源，更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稳定政治秩序的能力。它和毛泽东模式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它又摆脱了毛泽东模式的那种否定市场经济现代化的这么一种现代化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权威主导型的一种现代化模式。
大家知道，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危机高发期。所有社会的现代化的转型过程，都是一个危机突变时期。而这一个时期，特别需要具有一种强大的组织资源的力量，我觉得邓小平模式，实际上是实现了这种组织资源，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
最后我要谈的一点是，从六种政治选择的比较来看，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下面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从历史事实上，大体上我们可以这么归纳，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一个有效的推行现代化的政治载体，一般而言，必须具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在推行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应该具有一种权威主导的力量。这种权威主导的力量，具有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命令贯彻能力，对发展过程的可控性，所有这些都需要一种充分的组织资源。某种意义上来说，开明的政府主导型的这种权威政治，应该说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光有权威主义，或者说是权威主导型的政治载体还不够，他还必须要满足第二个条件。那就是，它应该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性，它对外部世界应该具有开放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经济主动性。只有个人的主观活力的充分调动，才能够使社会整体上面显示出一种宏观上的活力。
第三点，这个体制它必须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与发展，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它必须有那种灵活的制度创新能力，能够及时的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的各种问题，能够避免现代化过程陷入各种险境。因为现代化过程当中会有种种的困难、矛盾、困境，它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来克服这个问题。
应该说从这三个目标来看，从这三个要素来看，清末的开明专制化的模式，它显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为它缺乏这种制度的创新，所以它迅速的权威危机使开明专制化最终失败了。从这三个条件来看，我们会发现早期议会民主政治，它显然缺乏权威主导型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对社会进程的可控性，多党制在中国所造成的无序状态，使中国人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那种权威主义模式来看，它显然已经具有了权威主导的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然而它的内部结构极其脆弱，它是通过家长制、寡头制、朋党的私人纽带关系来形成它的组织资源的。它缺乏意识形态，缺乏政党组织作为动员的和凝固的组织基础。它过于依靠政治强人的个人的意愿，而政治强人，他个人的那种现代化意识的薄弱，又使他迅速地陷入权威危机。
按照这三个标准来看国民党的第二期权威主义，我们同样会发现，相对于袁世凯模式而言，国民党的国家主义已经具有了更强的组织资源，同样具有了权威主导型的这个政治载体。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和袁世凯模式一样，它内部那种庇护网关系难以克服，尤其在全面危机，抗日战争这种全面危机下面，它那种组织资源无法应付全面危机，从而遭到了失败。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体制，首先我们必须肯定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因为他克服了中国百年以来的全面危机，他完成了民族的统一，而所有这些都是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条件。然而，毛泽东模式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组织资源的丰富，而在于他对现代化的理解，他是想通过一种否定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实现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模式具有一种南辕北辙的特点。他有很好的车子，很好的马，也就是说他的组织资源非常丰富丰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的、最强大的，但是他的方向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也和我们民族，整个民族的不成熟有关。
我们整个民族，一开始我就说到了，我们整个民族百年的现代化，是一个集体试错过程。我们在这个试错过程当中会陷入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误区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邓小平模式，他恰恰具备了很多和这三个条件相一致的地方。比方说，他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他的权威资源和它的组织力量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体制还具有很强的制度创新能力。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制度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根据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时地进行制度跟进。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及时地进行制度跟进和制度创新，那么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本身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就难以解决。
因为现代化过程，一定会出现相当程度上的贫富两极化。一定会出现现代化过程当中的腐败。而腐败和两极化，又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克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适应现代化过程的政治载体，只有在适应了现代化过程所不断提出的新的任务，才能够逐渐地完善，这个载体才能逐渐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百年现代化中的无数的挫折和经验，使我们整个民族逐渐地成熟起来，尽管我们这个民族的成长，经历了一百四十年，但是我们总算是逐渐成熟起来了。我们从历史当中吸取的智慧和启迪，将使我们在未来走的道路上面，能够走的更稳健一些、更成熟一些。我相信实现百年现代化，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理想，应该说在我们这一代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萧教授精彩的演讲，我在边听的过程中间也边产生了几个问题，现在我向萧教授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的演讲，包括您上一个星期的演讲，讲了一百多年中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的六次政治选择”，这个六次政治选择，在我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黑格尔逻辑，是吧。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然后到了第六次选择的时候，您认为我们整个的选择好像出现了曙光，我们逐步地走上了一条稳健的、正确的一条道路。那么您也提到了关于这六次选择，您总结的实际上是三条经验，我把它概括成，第一个条件就是讲政治。您说的这个所谓的组织资源也好，包括这种权威的这样一种东西也好，包括意识形态也好，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讲政治。第二个条件就是讲市场，就是导向问题要讲市场。第三个条件就是要讲创新。如果说我们能够紧紧地把握住讲政治、讲市场、讲创新这样三个条件的话，我们的现代化就是有希望的，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萧功秦：你的概括非常地通俗，从讲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补充，我这里谈的讲政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对发展的需求，就是对适应于现代化的那种客观要求的那种政治模式，对合适的政治载体的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呢，又是随着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不断地发展，它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就是这个政治的载体，在这个阶段它可能是比较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新的问题的出现，那么这个政治载体，它的发展本身还要进入更高的阶段。因此，如果你能够把更高的阶段的这种期待和需要，也放到这个里面来的话，我同意你的看法。
王鲁湘：也就是说在前面我所说的三讲之外，我们再加一讲讲发展，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目前的一切前提，而且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对不对。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您的讲话中间，您其实一直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变得更理性、变得更现实、变得更稳健、最后是变得更成熟，您认为这样一种基本的民族素质，是我们这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可以说也是一些条件，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萧功秦：可以说这两者是一种依存关系，就是一种合理的制度，需要民族的特定的素质来进行支持。但是这种特定的素质，本身又是制度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培育出来的，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想民族的成熟、稳健和它的务实，以及它的理性，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必要也没有可能，对我们民族目前的现状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一点，就是说，这个民族只要在制度创新方面，能够不断的跟进的话，我们的民族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而提高的民族素质，又能够支持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政治制度。
王鲁湘：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在六次政治选择之后的第七次政治选择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吗？
萧功秦：我想是借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应该是民主政治。但是这个民主政治呢，它又是随着我们自己目前所创造的客观环境逐渐培育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为民主政治，为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在创造条件。这个创造条件的结果，有可能使我们整个民族，能够在未来享受到一百四十年来从来没有享受到的真正的民主。
王鲁湘：好，下面我想把问题开放给在座的学生们。
学生：萧教授，您好！刚才您对后三次政治选择的演讲，我想问一下邓小平新政，作为后全能主义整合了中国的激进派与保守派，在现代化的普及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共产党目前一党专政的局面下，腐败与官僚主义依然存在，并且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