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狼突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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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豁达大度，理性判断事物而不为自己那点自尊心所左右，至少事后不要太往心里去，那么，以他们目前积累的商务经验和平台，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大海博大，是因为能海纳百川。任总经常教导大家：“面子是给狗吃的”。看来，他的一些直接下属还没有做好这点。事实上，做到这点需要高深的磨练，并非易事。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天早上，我去酒店餐厅用餐时看到任总和朱老早已坐在那里，于是走过去与他们一起用餐。当我坐下时，发现任总手里拿着长长的传真纸，凝视着远方，眼里流出了热泪。我不敢吱声，看看朱老，朱老用嘴向我指指国内发来的传真。这时，任总说话了：“8年了，就在自己家门口，广州市场拒绝我们。现在终于进去了。”原来，华为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进入了广州市话局。喔，我松了一口气：是好消息呵。任总流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感慨的泪水。
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眼泪特别多。我因为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摔打，也就特别能理解他们的那种眼泪，那种感慨过去在孤独无望中、在见不到胜利的曙光却每天都面临着失败的考验中苦苦奋斗挣扎的眼泪。两手空空，全无背景，从孤独无望中走出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定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当时，我感到我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全身心投入到自己事业中的英雄，他有艰辛，有成功，有欢笑，也有眼泪，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踏实、实在。也是从那时起，我感觉到了任总的个人魅力，并在这种魅力的驱使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华为公司的国际市场。可以说，从1995年底起，我的生活就开始与这位英雄联系在一起了，从某种角度说，这位英雄和他领导的华为公司无可逆转地开始影响我以后的生活。
受情绪感染，任总向我们讲述了他来深圳的原因：他所属的基建工程兵种裁军时，由于他本人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拟分配他去一个军事科研基地。按部队惯例，任总全家事前被安排到该基地参观，并且，参观后允许选择去留。当时，任总将两个小孩都带去了。小儿子还不懂事，漫山遍野地跑，觉得这地方好玩，可是，稍大一点的女儿却说了一句话：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听到女儿的话，任总说自己心情复杂：从军多年，两地分居，没给女儿多少父爱，实在不希望再对不起女儿；另一方面，离开军队又依依不舍。最后，当然是女儿的话占了上风。任总说，是女儿的一句话导致他南下深圳。也许，任总南下深圳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但我相信“女儿的一句话”是他心底里的一个重要声音。
任总在部队时有很多技术创新或小发明，只是因为他父亲的“政治原因”，好多年任总在部队都与理应得到的表彰无缘，也不被批准入党。后来，部队首长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任正非是自己人”，于是，部队就派了一个工作组下地方去了解任总父亲的情况，调查的结果是：没什么特殊情况。地方上看部队都派人下来了，不敢怠慢，于是，“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父亲就平反了”。父亲平反后，任总就入党了，并且“表彰、荣誉像雪片一样飞来，有些奖品都是战友去代领的，领回就给大伙分享了”。任总很低调，对荣誉看得很淡，我以为与任总的军旅生涯有很大关系。
来深圳后在深圳南油集团打工期间，任总曾经给南油老总写了个“军令状”，请求将其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打理。未果。后来，在深圳做电子产品贸易又被人骗走100万。再后来，任总花了2年的时间，追回了被骗的那100万。任总说，深圳市科委从此“认识”了任正非。由此我猜测，华为公司涉足通信行业，任总被深圳市科委“认识”大概起了决定性作用。任总说，他是在深圳无处就业才不得不创办华为公司的，这话应该不假：任总不太可能是一个“好”的打工仔，但是，他能是个好老板。1996年初，任总在散步中曾对我说：什么都不要，就三个字，我的名字，值1个亿。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想，任总肯定不会还认为自己的名字仅值区区1个亿。
1996年的那次考察过程，任总就提出了国内家电制造企业应该大力进入东欧市场的观点，并在多个场合，与国家有关部门、国家代表团、大使馆都谈到此看法。5年后的2001年，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总理访问俄罗斯，也看到了当地的巨大商机，于是号召国内企业大力拓展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市场，以扩大出口。我认为在这点上任总和朱镕基总理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相对日、韩企业，国家的号召来得晚了点。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显得中国众多企业家的视野不够宽，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敏锐性，或者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使他们没有生存之忧，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的欲望不强。这点与日本、韩国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想必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国内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所改变。
任总是个理性和感性都非常丰富和深刻的人，他那通俗易懂富于哲理的理性交织着真挚的感性，打动了无数的华为员工，也打动了客户。相信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2000年，他一篇“华为的冬天”非常准确地预测到了IT业“冬天”的来临，由此他开始在国内业界引人瞩目并享有盛誉，甚至被人誉为中国IT界的哲学家。可是，随着任总的巨大成功，他的生命或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华为公司，而根据100多年近代商业的经验，这种状况有时也会出现点问题。身在高处，难免曲高和寡。忠心希望任总引领华为这艘巨轮继续在国际市场抢滩夺地，乘风破浪。祝任总走好！
第二篇 海外的大陆商人——“走出去”的梦想和现实一、知难不难（1）
人们说，“万里之行，始于脚下”。中国企业或产品在时常不被认可的国际市场，起步“走出去”是艰难的，因为，开始时根本没有路。勇敢“走出去”的人们，在海外客户怀疑的目光当中，用自己的挫折和委屈为后来者踏出了几条路来。历史应该记住他们，记住他们将中国最先带给了世界。
一、知难不难——“中国造”在国际市场的艰苦历程
有次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在英国读大学预科的中国小妹妹，她眼泪汪汪地向我述说了她在巴黎遭遇的“不幸”。她在假期与姐姐和朋友从英国乘火车来巴黎旅游，没想到游完巴黎乘火车返回英国时，被英国移民局因签证过期拒绝上车，还在其护照上盖了一个“拒绝入境”的章。小妹妹哭着向英国移民局的官员说自己是在英国读书的学生，并出示了学生证，表示离开英国时没有注意自己的签证过期了，询问有没有补救办法，一个小女孩留在自己不熟悉的巴黎是可能有危险的。英国移民局的人回答这个小妹妹说，有没有补救方法不关他们的事。因签证有问题做适当的处理本无可非议，但小妹妹对英国移民局无情、粗鲁的处理感到委屈，于是，勾起了她在英国读书时所受到的其他很多委屈，她说原因就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小妹妹说的原因不是全无道理，在珍重人权、善待没成年学生的西方，不可想象将一个小女孩抛在一个无依无靠的陌生国家，而不闻不问。几个小妹妹要是凑不足一张从巴黎回国的机票钱，不是有可能出事吗？！如果是欧美国家的小女孩，英国人能那样做吗？！我感到我们这些拓展国际市场的人的工作没有做好，因为，我们没有树立起中国的产品品牌，从而无助于树立国家的品牌，让我们的小妹妹们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在国外受委屈。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公司拓展国际市场非常难，最困难的有三点：国家品牌尚不够强大、产品没形成被国际市场认可的品牌和缺少专业的拓展国际市场人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小和其拥有的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产品品牌是息息相关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响当当的产品品牌一定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品牌，而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也一定有几个在世界范围内响当当的知名产品品牌。在国际市场要出现几个被广泛承认的中国产品品牌，按目前的状况，我认为我们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第二篇 海外的大陆商人——“走出去”的梦想和现实一、知难不难（2）
历程一：历史会记住他们——“国际倒爷”
在俄罗斯，中国商人大体可分为两类：国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代表和个体商人。实际上，很多年以来，俄罗斯中国商人中，最值得称赞的还是个体商人。他们大体有四种：在“中国楼”里做批发生意的；在货场做批发或零售生意的，当地行话叫“站集装箱”；在集贸市场公开摆摊零售的；当旅馆二房东及开餐馆的。说他们值得称赞首先一条是，他们在恶劣的经商环境中，自己承担全部的责任和风险：从签证、经商的身份，到语言和生意的各个环节，全部靠自己摸索。
很多人说，在俄罗斯能成功的中国个体商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以前在国内当过兵或警察的；一种是以前在国内坐过牢的。据我本人在俄罗斯3年里与中国商人们的接触，情况大体如此。提这一点也正是想说明在俄罗斯经商不容易：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的人是很难在俄罗斯站住脚的。
在世界很多有名的都市，大多都有“唐人街”或“中国城”。它既是当地中国人集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又成为当地的一个景点。然而，在莫斯科却没有类似的“唐人街”或“中国城”，只有在当地中国人圈内被称作“中国楼”的。
在莫斯科，有十栋在当地称为“中国楼”的建筑（1996年～1998年间的情况）。据当地居民说，“中国楼” 是当地俄罗斯人已不再居住，且大部分拟准备炸毁的楼。只是当地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将这些建筑租给了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在当地中国人圈子中被叫作“楼长”。当时，在莫斯科有十位“楼长”。“楼长”在当地政府那里租到房子后，就转手将楼内的房间租给其他中国生意人。中国楼布局，有点像旅馆结构，不是一梯两户或三户那种：长长的公共走道两边全是房间，房间内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价格方面，一个约10平方米的房间，每月租金约200～300美元（1996年～1998年），一栋楼少说也有上百间房间。所以，“楼长”除向当地政府交纳税费，打点方方面面关系以外，赚得的利润非常可观。租“中国楼”房间的中国人，一般都做批发生意：房屋中间用一块布隔成两半，后半间房用作仓库和睡觉之地，前半间房用作“样品间”——样品挂在墙上，或公共走道里。在房间门口公共走道里放一个小型炉灶，算作厨房；厕所、洗澡间则是共用的。总之，吃、喝、拉、撒、做生意全在一栋楼里，条件非常艰苦。有些人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就干脆常年累月不出楼，每逢要进货了，就通知国内发货，然后花钱雇人去火车站或机场清关，将货运进楼里。
我去过“中国楼”很多次，每次都碰到一些俄罗斯零售商在那里批发买进商品，所见到的商品质量都比较好。身处莫斯科的“中国楼”里，有时让人感慨，中国个体商人为俄罗斯带去了那么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他们却生活、工作在被俄罗斯人丢弃的破旧建筑物里，并且还时常遭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骚扰和抢劫。中国个体商人在俄罗斯的待遇让人感到不公。后来在国外跑的国家多了才知道，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俄罗斯有；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国个体商人的状况也都基本如此，比如说，在巴西圣保罗市的“25街”；罗马尼亚布家勒斯特的“大洼地”等华人商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都是经常遭到当地“有关部门”的特殊“检查”。在那种地方，中国的个体商人与其说是在经商，不如说是在当地黑暗的社会底层忍辱负重地销售中国商品，而他们销售的大多数商品质量并不坏。但不幸的是，国外对中国人和中国商品的印象很多是从他们那里形成的。因为这些中国商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加上他们的经济实力根本不能与外国大的商品销售公司相比，进不起高档商品，而且就是高档商品也不可能在那种环境里卖出好价钱，所以“中国造”一开始注定不会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
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莫斯科10位“楼长”的会议，会议由莫斯科华人商会秘书长主持，会议议题是如何面对莫斯科防暴部队会同当地部门抢劫“中国楼”问题。俄罗斯内务部中央警卫局下，有一支装配精良的防暴部队，当地华人称之为“阿蒙”，原因是该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会带上只露眼镜和嘴巴的黑色面罩。这支部队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经常会以检查税费、查走私或查毒品为名，对莫斯科十栋“中国楼”中的某栋楼实施突然包围，在光天化日下行抢劫之实。一到那时，荷枪实弹、训练有素且带着黑色面罩的士兵，就会进到楼里横冲直撞，稍遇阻拦，出手便打、便砸。习惯于现金交易的可怜中国个体商人，少则一次被抢走几十万美元的现金，多则上百万美元现金。有位“楼长”曾气愤地说：“他们只要需要钱了，就会来抢！”俄罗斯如此的投资环境，如此封闭的观念，怎么可能吸引外资？不改变观念，不改善投资环境，俄罗斯经济很难全面发展，靠卖资源总归不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出路，并且过分依赖石油的经济很危险。石油并不能创造新公司和新的工作机会。
中俄两国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一方面俄罗斯急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原料及军工产品，加大双边贸易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中俄贸易额2000年为80亿美元，苏联时期最高贸易额是46亿美元，苏联解体后，1993年贸易最高峰为72。8亿美元。与2000年中美贸易额700亿美元、中国欧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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