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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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柏林，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野蛮斗殴很快就成了街头的常景。那些褐衫的乌合之众故意挤进共产党的地区进行挑衅。在红色的夏绿蒂堡，他们在共产党的家庭防卫梯队、交通饭店和租户小组的密集网络之间组织了一次“冲锋”。另一个焦点是舍嫩贝格区的“红色岛屿”。冲突像剧本里编好了似的，越来越司空见惯，不断发生。冲锋队开着卡车穿行在街头，高呼口号，向红色一方的设施扔石头。共产党员保尔？托尔曼描写他这一方人员的反抗说：“我们采用一种特殊的战术。先放纳粹分子进来，再封锁街道。然后尽可能不放他们出去。假如我们仅仅是回骂他们，他们还会再来。”在“纳粹上台”之后，托尔曼属于受冲锋队迫害的第一批受害者。
尤其是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的城市无产者蜂拥进了冲锋队。很多人是为了逃避生存困境和家庭危机才穿上褐衫制服的。冲锋队酒馆里出现了“褐衫营”神话，它首先给了那些无家可归者一个家。一位21岁的冲锋队员从狱中写信给一位战友道：“我请求你，别老让我母亲来这儿。她会哭个不停，那样我的情绪也就被破坏掉了。如果她问你，你就告诉她，我现在4个星期才能有一次探监时间或别的什么。我最想念你们这些战友。”“冲锋队之家”和“冲锋队酒馆”是大都市里一种真正的褐衫亚文化的中心。在像柏林市中心的“博恩霍默小屋”这样的酒馆里，阴暗的柜台里都悬挂着一面饰旗。骑自行车的巡逻者保护着该地带；不久酒馆本身内部就被用隔板隔开了。一份同时代的报告里这么写道：陌生人很快就被视为敌人，常在隔壁房间或保龄球球道上布置起隐藏处，“当警察突然出现时”，可以将手枪藏在里面。
男人之间的哥儿们义气主要是靠酒精建立的。这是柏林的饭店老板罗伯特…赖泽格的赔偿要求给人的印象：当普鲁士内政部1932年禁止冲锋队时，他为3个月里无法销售的152。5吨啤酒提出索赔。面对这种态度，党卫军的同志们用手掩着嘴鄙视地讲他们是纳粹党的“流氓无产者”，1931年加入党卫军的汉堡人奥托…库姆今天认为：“那里没有纪律。”
尤其是在柏林，底层社会和冲锋队之间的界限如今消失了，无数小刑事犯罪分子得到了成员证。在韦定，“强盗冲锋队”在同共产党和法律进行斗争。“柏林冲锋分队的正式历史”是和诺伊屈尔讷的狗腿子的恶名同时诞生的：“3000多名红色活动分子，反对不足70人的第25冲锋队。但这支冲锋队80％由工人、无赖组成，冷酷无情，老奸巨滑。柏林人称它‘流氓冲锋队’。”控制夏绿蒂堡地区的是臭名昭著的第33冲锋分队，在1930年～1931年年底的短时间内，该分队的成员将很多人杀害或打成了重伤，民间称它“杀人犯冲锋队”。1930年11月22日，共产党的“鹰隼”漫游者协会的成员正在艾登宫跳舞，20名冲锋队员冲进这家饭店。他们高喊着“打死狗”，将饭店的客人打倒在地，不加选择地冲着人群射击。3名工人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回那些褐衫打手被送上了法庭。控告他们企图打死人，破坏国家治安和身体伤害。年轻的律师汉斯…李滕博士代理对4名冲锋队员的附带诉讼。1931年5月8日他将阿道夫…希特勒叫到柏林莫亚比特刑事法庭的证人席上。经过调查，李滕想撕下国家社会党的面具，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恐怖主义核心。他想证明，国家社会党不仅容忍暴力行为，而且恐怖是党的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次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一开始希特勒还表现得很平静。他像转经筒似的不断重复：“严禁冲锋队攻击持不同政见者。”李滕拿柏林党区头目戈培尔的无数言论反驳希特勒，言论中讲必须将“对手辗成齑粉”。讯问的时间越长，希特勒越不安。最后他发火了。他跳起来，满脸通红地咆哮道：“律师先生，您怎么能说这是要求从事非法活动？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李滕终于让被告被判刑了。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法庭上的亮相是在宣判他自己的死亡。李滕是1933年最早被“保护性拘留”的人之一。在多年的残酷虐待和各集中营之间的辗转之后，这位勇敢的律师于1938年2月5日在达豪集中营自尽了。
权力斗争第7节：两虎相争
仅从冲锋队的保险统计就能看出；暴力大概是冲锋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它的头目名叫马丁·鲍尔曼，他报告说“在服务中受伤的”冲锋队员从1927年的110人激增到1930年的1506人。警方报告的情况类似：1929年普鲁士官员登记的冲突还只有580起，1930年已经成了2500起，1932年甚至达到了5300起。在1932年上半年的残酷竞选中有86人丧生，选举前6个星期里又添了72人。
暴力战术取得了成功。冲锋队员的人数不断上升——尽管它这一方也有死伤者。可是，这一自我牺牲对党和对冲锋队员都有利吗？
而现在的敌人不仅仅只有“左派”了。越来越多的冲锋队员也发现国家社会党及其领导层内部有敌人。他们反对“党魁”和他们的正统地位。“冲锋队内部主要是希望来一场社会主义的变革。国家社会主义——我能想像出那是怎么回事。当时你必须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听起来总是对的。”柏林的赫伯特·克吕格尔回忆道，他是未成年就加入冲锋队的保护组织“前线魅力”的。有时甚至向共产党员请教有关计划经济的建议和信息：红色和褐衫纵队一致地和柏林交通业的物价上涨作斗争。个别冲锋队甚至被视为“烤牛排冲锋队”：外表褐衫，内部红色。纳粹党内部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矛盾看法。早在1929年，“冲锋队酒馆”里就出现了这样的口号：“阿道夫出卖我们无产者。”在传单里，革命的冲锋队员揭露“以希特勒为首的党内帮派的出卖”。在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鼓励下，他们以不流畅的韵文作诗道：
决定感谢给他钱的人，
他和金融资本进行他的“斗争”。
人民的苦难关他什么事？
明天会如何关他什么事？
有人提出要求：“维护旧理想，不能容忍个别为了个人目的牟取私利的政治家出卖社会主义！”当希特勒买了一辆昂贵的工作用梅赛德斯新车时，激烈的议论像冰雹一样密集：“我们这些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就这样也很满意。我们很喜欢推煤炭蒸汽机，好让我们亲爱的领袖们能靠他们的2000～5000帝国马克的月收入活得相当好。当听说我们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汽车博览会上花4万帝国马克买了一辆大型梅赛德斯新车时，我们也高兴万分。”
冲锋队终于要求为打破的头颅和折断的骨头支付报酬了。柏林的冲锋队领导人瓦尔特·施泰奈斯毕竟是普弗尔的副手，他在慕尼黑多次要求成为议会候选人。当党的领导层在制定参加1930年议会选举名单再次不顾施泰奈斯时，丑闻发生了：党的军队举行罢工反对党。在柏林体育馆里，当负责保护会议厅的冲锋队撤走，对聚会不管不问时，主要演讲人、党区领导戈培尔瞠目结舌。党的士兵前往威滕贝格广场游行反对他。冲锋队公开威胁，要“打烂戈培尔这破东西”。戈培尔迅速做出反应。他叫来可以信赖的人帮忙：库尔特·达鲁厄格领导的当地党卫军接受了在体育馆维持秩序的任务。党第一次使用它自己任命的卫队公开反对冲锋队的“战友们”。报复没过多久就来临了。两天之后，在8月30日，冲锋队员们袭击了柏林区党委房子里的党卫军哨兵。
希特勒匆忙赶往柏林，穿行在首都的“冲锋队酒馆”。他答应：他将充分满足施泰奈斯的要求。争执于9月1日暂时平息了。但无政府主义的褐衫队所带来的威胁深深地烙在希特勒的意识里。他试图重新管束队伍，开始为辞职的冲锋队头目普弗尔上校寻找一位接班人。于是一位老战友回来了，谁也没料到他会回来。1930年年底，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玻利维亚回来了。希特勒自以为走了一着战术上很聪明的棋。罗姆在冲锋队里仍然很有影响，他似乎远离了一切阵地战。但希特勒不知道：罗姆在遥远的南美洲时也在策划反对这位“元首”。1928年他以中学生的笔调在寄给一位朋友的明信片上写道：“阿道夫是头驴。”
但即使是罗姆也无法像希望的那样管束冲锋队。不满的反叛者们不想这么轻易认输。在施泰奈斯的第一次暴动发生一年之后，又有传单出现了：“致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柏林党区领导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因不守信用被取消其区领导的职务。”事关“阻止了党对冲锋队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卖。冲锋队行进，施泰奈斯接管指挥权”。柏林的冲锋队头目瓦尔特·施泰奈斯重新要求一位冲锋队员担任议员。党的领导层再次拒绝了。施泰奈斯威胁道：“谁也不能长期违背人民的最优秀部分的意见而不受惩罚——这样做是不顾冲锋队的意见。”
政治对手们惊讶地看到，荒唐的内部斗争似乎让纳粹党快要解体了。施泰奈斯争取到了德国东部和北部的几乎所有的冲锋队领导人参与政变，反对慕尼黑的党的领导。但希特勒先声夺人，于1931年3月31日将施泰奈斯撤职了。可褐衫队的骚乱还是爆发了。冲锋队接管党，党反过来又开除冲锋队的政变分子。可是，当馈空的冲锋队的战争费用快用光了时，这场暴动就渐渐地瘫痪了。组织里施泰奈斯的人员被清洗，它的机构被粉碎。纳粹上台后施泰奈斯被党卫军逮捕，但在戈林的活动下他又被释放了。后来他争取到了蒋介石的亲卫队队长一职。
权力斗争第8节：“幸运”的希姆莱
施泰奈斯叛乱之后，党卫军的地位继续上升。据说，它像一个男子汉一样支持着希特勒。正如党卫军历史编纂家海因茨·赫纳所写，希特勒声称，他战胜施泰奈斯主要是因为“他的党卫军的警惕性”。它继续执行着希姆莱在1932年的戏剧性事件后下达的命令：
“党卫军成员，你的荣誉就是忠诚。”
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在一次谈话时骄傲地说：“我们不是到处都受欢迎。工作结束后我们会被放到角落里去，我们不可以期望感谢。但我们的元首知道，党卫军对他有多重要，我们是他最喜欢和最有用的组织，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党内很多人都低估了这位戴着夹鼻眼镜、皮肤白皙的小个子：在舆论界他几乎默默无闻。周报上的他站在希特勒和罗姆后面的第三排。但是，1923年11月9日曾做过罗姆的旗手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了权力和事业他会不顾朋友。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位有着高级教师风度、客客气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组织里常被嘲笑为“反军人”（奥托·库姆）的巴伐利亚人，竟是一位不露声色的坚忍的权力战术家。如今他一有机会就宣布行进方向：“冲锋队是路线，党卫军是亲卫队。”
希姆莱的升迁是党卫军的历史转折点。自从他于1929年就职以来，党卫军成员的人数就迅速飙升。最初只有280人，次年底它的实力就翻了十番。1931年已经有14964人帽子上戴着骷髅头了。希姆莱完善了严格的挑选标准，首次制定了意识形态化的骑士团制度。在1931年12月31日的“党卫军成员订婚和结婚时的义务”里规定：“党卫军是一个按特殊观点挑选的德国北欧男子的组织。”还有：“每位准备结婚的党卫军成员，都必须得到党卫军国家领袖的批准。”精选仅仅是保持“优良血统”的途径。规定的结束语写道：“未来属于我们。”
如今，这个“黑色骑士团”不仅鼓舞了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世界大战的老兵，而且也鼓舞了那些以一种对文化的厌恶来填补疲弱的民主的人：那些人尽管太年轻没有战斗经验，但被战争的残酷和浪漫吸引住了。汉堡人奥托·库姆说道：“我觉得没落的德国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希特勒。我先是加入了冲锋队，这是一条理所当然的道路。但我觉得它太软弱，缺点太多。党卫军成员都是经过特殊挑选的。”在歌德的城市魏玛，中学生霍斯特·毛尔斯贝格尔喜爱上了党卫军。毛尔斯贝格尔制服里带着歌德的《浮士德》——他的儿子福尔克尔至今收藏着父亲读烂的做满记号的版本。“我一生都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么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有着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这种向往和幻想的人怎么会走上埃特斯山的。”毛尔斯贝格尔认为责任在于“魏玛的资产阶级精英们”，他们将年轻人培养成了极端的梦想家——允许歌德喜欢在上面获得灵感的埃特斯山在历史上得到了另一个意义：布痕瓦尔德。几年后，这座集中营成了后来的党卫军小队长霍斯特·毛尔斯贝格尔的“工作场所”。
瑞士医生里德维格·弗朗茨从前曾经喜欢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因为他相信，它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不少报名参加党卫军的人的想法都和他一样。他至今都还认为，“希姆莱的训练一支精英部队的想法非常理智。为一种伟大的思想献身，这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