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73-王蒙自传 :半生多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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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尹薇薇》，写于1957年早春，那几天我患了感冒。先是张弦，后来是一些报刊的编辑来看完。由于毛主席的干预，我从文坛顽童忽然几乎变成了宠儿。一位女编辑当面对我说，开始，我们读了你的作品（指《组》），我们以为你多么严肃和盛气凛人，一见面，才知道王蒙其实是挺乖的。”另一位女编辑看到我正在病中，二话不说先到胡同口买了一盒“羚翘解毒丸”来。
病中我读鲁迅。我忽然想起亲友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原来也是地下党员，盟员，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几年，大多结婚生子，暮气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我乃写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去看望老同学尹薇薇，发现尹的生活毫无亮色，甚至把大学年代她专门研究的白居易的诗稿《香山集》也卖给收旧货的了。尹忙着摆弄孩子，满室的尿布。尹对保姆的态度也极恶劣。结尾是“我”不吃饭而告辞，尹薇薇送别时若有所动，向“我”说了一句：“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这里有契诃夫，也有鲁迅，例如《在酒楼上》。这一段时间我喜欢屈原的诗句：“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那么这里也有屈原。而且，这里也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呢，宝玉老是慨叹，好端端的女孩儿，一结婚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且，这里有法捷耶夫与《青年近卫军》。《青》书第二稿即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而进行的修改稿中，一位老党员苏尔迦到他多年未见的年轻时的女友叶李莎维塔·阿历克塞叶夫娜家，他本来想获得李莎的帮助，而叶李莎对当局发了牢骚。苏尔迦乃改为投奔另一个口头一切均好好好的党员福明，结果被福明所出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者需要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个敌占区要靠一帮孩子抗击德寇。但是苏尔迦与叶李莎的见面写得非常动人，时光的无情，生活的销磨，未成眷属的往日情人的陌生，艰难时刻的昏花老眼，期待与失望，错误的失望与更加错误的自投罗网，都是如此动人。我显然在写到老友——当年的情人时隔多年相见的时候汲取了法捷耶夫的手法。
这篇东西写得浅，有点幼稚。最初，我给了《北京日报》副刊。后来责任编辑辛大明把清样退了回来，说是最后一分钟主编周游决定不用。稿子证明，责编遵命作了许多修改，如把尹薇薇有两个孩子改成了一个孩子——按，当时尚未实行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我把它转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把所有《北京日报》上改过的东西又都恢复成原状。然后在反右高潮中，我自己叫了停。然后在反右高潮快要过去了的时候，我主动交出了业经编辑们改得乱糟糟的原稿。
后来的事情发展在于，批判期间，尹薇薇成了一大问题。内部印成了绝密材料，一个个神情诡异，似乎犯了什么大事。
一位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就在尹薇薇们咀嚼着他们的渺小的悲哀的时候，一列列火车拉着建筑材料在平原上飞跑，一座座大桥矗立起来，一座座水电站开始发电，一台台崭新的车床铣床飞速旋转，一处处农业合作社喜夺丰收……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
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讲得义正辞严，雄辩滔滔，极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煽情力。除了不合逻辑与略显俗气以外，符合一切要求。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偶然地找出了《尹薇薇》的原稿，我把它化用到新作《纸海勾沉——尹薇薇》中，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了。为此还获得了《十月》杂志的冰熊奖。
这两篇短东西是我的一个时期的写作的结束。我愿说它们是我的婚前写作、童男子写作的最后篇章，虽然后一篇可能是完稿于新婚之后不久。一个青年人，不论男女，童真时期与有了伴侣以后，心情感受是颇为不同的。前一个时期，他或者她比较别扭，有些夸张，耽于幻想，磨磨唧唧，往往立论于太空，抒情于镜子之前，奇想于回忆与联想之中。后一个时间段呢，又可能找不到感觉，江郎才尽，眼高手低，好为人师，嘲笑和恶毒渐渐取代了灵气和善意……
有一句话是我很久很久之后才有所觉察的：风大了，风大了，风大了。是预兆吗？是巧合吗？是文学的谶语？是本能的直觉？大风起兮，云飞扬，竖起领子兮，难无恙！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二、我与五十年代（1）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
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我不知道回忆录写到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从1953年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回忆太围绕着个人的遭遇了。其实我比较不喜欢一味地说个人那点臭事，委委屈屈，得得失失，恩恩怨怨，酸溜溜，灰溜溜，叫苦连天。尤其是一个写作者，如果他的写作离不开个人的那点得失悲喜，离不开他个人周围三尺三方圆的那点破事，烦人不烦人，丢人不丢人啊。
还是放眼世界，放眼中国吧。五十年代，开玩笑吗？新中国，土改镇反，整顿财经，平抑物价，解放海南岛，进军西藏，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立足未稳的新中国顶住了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白皮书，中苏友好，斯大林逝世，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制定宪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思想改造，高校改革，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五年计划，三大革命运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多少雄心，多少举措，多少新章程、新招数，多少尝试，多少胜利，多少远景！天行健，自强不息！
我的青春是高调的。苏式的说法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磐石般的团结。中式的说法是，照到哪里哪里亮，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人民江山万年长。我经常处在满意、赞佩、自信、骄傲、服膺、掌握着历史的舵轮、战斗在最前线的自我感觉之中。
清除了北京市区的垃圾，修起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建设了会刹海体育场，什刹海游泳池，交道口与新街口电影院，取缔了妓院——见记录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取缔一贯道——见记录片《一贯害人道》，都令我和许多人欢声载道。
批《武训传》我始则没有想到，因为我初看此影片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尤其是王蓓饰演的小桃，这样一个自我牺牲的女性更使我感动。后来批起来了，杨耳即许立群撰写了有力的批判文章，更使我如醍醐灌顶，许立群是团市委第三任书记，开始是荣高棠，他为团市委号了房子就走了。第二任是李昌，我就是在李昌时期调到团市委的。第三任是许立群，他文质彬彬。他去东德作过一次访问，回来讲得我们热血沸腾，两眼放光。
《武训传》是批得“体无完肤”了。武训与小桃，尤其是小桃在银幕上的形象，仍然使我悲伤。我还看过王蓓饰演的蝉娟，在话剧《屈原》中，同样善良、纯洁、悲剧式地献身。后来我知道，她嫁给了作家白桦。
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使我大受鼓舞，对于小人物的支持使多少小人物包括王蒙跃跃欲试。
批胡适离我太远。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无论如何不像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包括反动意味。我早就读过鲁迅讥讽胡博士的文字，对胡没有什么好感。我只是感觉到，我这一代人太幸福了，选择了革命的这一代人就更是史无前例地幸福。而前几代或者说是此前的所有的中国人太倒霉了。我至今记得茅盾谈思想改造的一些文字，他说，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思想，好像一只旅行箱子，上面盖满了各地的图徽标记。而革命的新思想，也盖在上面了，与各种陈旧的痕迹混在一起。
批胡风我比较震惊。早在解放前夕我就从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上读到了党的文艺理论家与胡风论战的文字，未得要领。变成反革命集团我则始料未及，并想斗争太严酷也太惊世骇俗了。
毛主席的关于合作化的文字催人奋进。例如作家秦兆阳深受农业合作化形势的鼓舞，写了热情洋溢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一次印30万册，大量发行，到处可见，后来还降价出售。
除四害，打麻雀，我有幸亲历，人们站在房顶上，敲锣打鼓，竹杆乱舞，喊声震天，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眼见着只只麻雀过劳心脏破裂，坠地而亡，真是一大游戏，当然，
从飞鸟保护的观点看，这样做太残酷了。那段时期，北京的许多副食店出售“炸铁雀”。我听过传达，毛主席对此还是留了活话的。他说，如果最后认为麻雀不应消灭，也不要紧，从国外进口一批麻雀就是了，他讲什么都是举重若轻。
敲锣打鼓，庆祝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宣告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全胜利，也令人额手相庆。只是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至少要够得上苏联的架式，拖拉机呀，康拜因呀，重工业呀，托儿所呀什么的，中国这么快就社会主义了反而令我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中变得冷静了些。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二、我与五十年代（2）
五十年代中期一件大事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前，贝利亚的处决，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被赫取而代之，苏联医生集团的平反等等，已经令人觉得苏联有了事。我们听了各种传达报告，学习了中国党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专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退党。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退党的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巴金写了一篇，对法还是比较客气的。紧接着，文艺报便以“呸，叛徒法斯特！”为总题发表了声讨组文。波兰、匈牙利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与沉重，我觉得没有比发生这样的事件令富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更难过、更沉重的了。伊姆雷·纳吉最后被处决，更使我认识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不作铁锤，便作铁钻”（季米特洛夫语）的性质。参预了事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家卢卡契被宽大，保住了命。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说：“卢卡契本来是呆在书斋里的，现在，回他的书斋去吧……”令人欷殻А７倒俗陨恚乙娣⒏械阶约河胱约阂焕嗳说娜砣趺煨 ！ �
都说是希望在中国。我记得曾任团中央副书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同志的名言，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浪中，中国党最稳定。因为中国不搞个人崇拜，中国不搞肃反扩大化，中国不搞给领导人祝寿，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等等。彭真同志还说，祝什么寿？过一年离死亡近一点就是了，还祝寿，低级趣味！
而毛主席这时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双百方针更是为社会主义学说开了新生面。这时提出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令我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曙光。
毛主席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了话，我当然感恩戴德，心里三呼五呼万岁。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仅仅是毛主席对我个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沂、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实质为批判“双百”方针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转载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人以类聚，方以群分。不是正说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厥执乎中，正确无比吗？
紧跟着却转入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我的精神不再高调，我处于守势。我对报纸上揭出来的那些“右派”，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还没有此后的发展，叫做“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我不安地苦笑着，不妙，实在不妙。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三、新的一页（1）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张进霖同志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诚然，党太英明了，我就是有“思想问题”。否则，一向指向哪里打向哪里，积极带头的我，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觉得那样勉强？甚至有点格格不入？我多么愿意清除掉所有的格格不入和勉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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