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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亦喜亦忧集-第15部分

小说: 亦喜亦忧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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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种将著作题献给某一私人的现象,几十年来几乎已经绝迹。偶而见到
的题献,也常是献给某个战斗集体或一群人;献给“爱妻”、“亡父”、“密
友”等非政治性的私人题献的绝迹,是和政治放逐人情的社会气候相适应的。

这样说,绝非主张文学应该大写身边琐事,大写小圈子里的温情,大写
与广大世界无关的细小悲欢,等等。只是说,偶尔写一点无关天下国家宏旨
的人际间的小小感受,也不足诟病;因为这些毕竟也是一点人间色相,一点
也没有是对文学、对世界都不免单调寂寞的。

上面这点想法是去年秋天和几位老朋友聚会了一番之后才兴起并时而盘
踞在我脑里的。人间没有点亲朋好友的私人温情日子是很难过的。大概愈到
老年,就愈需要温情的呴濡。几个七老八十的老朋友几乎不约而同地想晤对
一番,于是,邹荻帆、冀汸、曾卓、绿原和我,还带着夫人集会于庐山,作
旬日聚游。如果是大人物、政要之流在庐山聚集,自然是大事情,关系国政
大计,要载入史册的。正如我那时的一首即兴打油诗中所说的:“席间叱咤
苍生病,岭上烟霞薄海呻”,影响播及全民。像我辈的相聚和自己以外的人
无涉,纯为个人的身边琐事。然而,从我们自身说来,却是生涯中不常有的
活动。留点文字作纪念也不算过分。但我看到的以后荻帆、绿原纪这次游程
的诗文,抒写的都是大题目,不涉入友情之类的身边琐事,我自己发表的一
两篇文字也是。下笔时似乎有常规约束着,“意念制动”般地规避私人情事,
这种行为心理与清教徒的遗风相通。

今年新春另一件事也触动了我思想中的这根弦,武汉的鄢烈山先生寄来
了他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文章剪报。我同他没有见过面,只通过几次信。
他的文章是因贺年卡而发的情思,标准的身边琐事。文中提到了我复致他的
写有“恭贺新禧”四字的例行祝辞的那张贺卡,殷殷致意。文章既不“载道”,
也不寓深意,淡淡地叙述他个人交往的感受,却有一种平常人都能体会的共
通的人情味,略近于王勃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调。

经鄢烈山先生文章的诱发,我也想谈谈身边琐事,也从今年收到的贺卡


谈起。

贺卡也真是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惠而不费。每到岁尾年头,夸张
点可称雪片也似飞来。今年最令人欢喜的是,元旦清晨收到诗人彭燕郊的一
张。随贺卡同时寄来的还有一本手抄的《新年诗柬》,收有《年问》等近作
四首。这些诗是他自抒情怀,让我知道点他的心境,并非祝贺我的;我欢喜
的是写在贺卡上的为期勉我而选录的王彦泓的两句诗:

诗堪当哭狂何惜,
酒果排愁病也拼。


这两句真是深得吾心的呴濡之词。我不会作诗,燕郊也知道我不会做诗,
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动是常有的,有时写点感想,发点议论,走火入
魔的情况也常有。朋友和老伴总是要我含蓄蕴藉些,不要偏激,燕郊却劝我
“狂何惜”,这对缺乏养气工夫的我是很听得进的,至于酒,我不是张生式
的“多愁多病身”,无愁可排,但喝两盅却是陈年积疾;虽未达到“拼死吃
河豚”的严重程度,可是三朋四友谈得兴奋时,也禁不住放纵一下,旁人便
来劝阻,对我不免有小小的压力感。特别是往昔的酒友,如今大抵已经“挂
杯”,常使我有吾道渐孤的寂寞感。燕郊说可以“病也拼”,当然绝非怙恶
或姑息,但这不同于劝阻的另一种声音,却使我在吾道渐孤的寂寞中得到一
份体谅的慰解,是不能以损益衡量的特殊情谊。

现在还交往着的朋友中,那些本来只是偶尔沾唇的人当然都已拒酒,过
去颇能喝几盅的冀汸,称得上酒徒的贾植芳也已不饮,或只喝点低度酒,同
住一地的只有耿庸还偶尔同我对酌,他酒量不大,每天只喝一小杯。在酒上
彼此还能无间然。可是去年他有事没有去庐山,上山的八个人中只我一人饮
酒,不免孤立和扫兴。燕郊贺卡中的引诗勾起了我当时饮孤酒的遗憾,仿佛
也给了我某种补偿——但这种微妙的心理活动,我无能说得清楚些。

乘着燕郊带来的这点欢喜,大年初一就给曾卓和绿原打电话拜年。绿原
说,荻帆病了,年前进了医院,是肺炎,已经被控制住。放下话筒,拨弄着
燕郊的贺卡,些许的欢喜和淡淡的惆怅驱使我想写点什么,但提笔一想,写
下来无非是身边琐事,小我情怀,这点感情只宜用抒情诗来抒发,可我又不
会写诗。

过了些日子,收到上述鄢烈山寄来的那篇谈贺卡文章的剪报,又一次想
写点什么。同上回一样,沉吟了一会又放下了笔。

今天早晨,曾卓来电话,说他当天要进医院了,心律不齐,起坐行动也
受影响。并且告诉我荻帆又进了医院,在监护室,可能要得些日子出院。又
说,早晨和绿原通了话,他也不舒爽,腿肿,可能是肾脏的毛病吧。一个电
话报告了三个人的病,虽然肯定不会有事,但总令人不舒爽。从一条感情路
线迤迤逦逦地发展下来,波动已是第三次了,这回终于写下了这一篇,尽是
私人身边空间里的一点情绪和意绪的活动。说是“心事如波涛”吧,没有那
么沉重的分量;说是意识流吧,倒更像意识的凝块。于大世界是无涉的,或
许也能在人情的相通上,博取读者一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共鸣
吧。

1995 年3 月3 日


公刘,你好迂!

一面读着发表在《文论报》(8 月15 日)上的诗人公刘的文章《评〈纤
夫的爱〉》,一面心里替他暗暗着急。人真有这么迂,竟会正而八经地去对
待这种所谓“金曲”!耗费那么多的精神,以情、以理、以亲验的生活去证
明这种破玩艺的“脱离历史,脱离真实,脱离劳动和脱离生活”。一口唾沫
就足够对付了的东西,竟然用了5000 多字去和它说理,可谓迂不可及!

公刘兄啊公刘兄,你也不想想,这类“金曲”的作词、谱曲者能听得进
乃至听得懂你那番道理么?即使听懂了,他们要历史、真实、劳动、生活干
鸟用!那些玩艺能卖钱,能颠倒众生,能“评为金曲,高居榜首”么?他们
看来,你那些奉为庄严的历史、真实、劳动、生活,全是吃饱了撑的;他们
要的只是“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就行了。至于纤夫与逆流搏斗的牲口般
的劳动么,理应化作风流小生般的闲庭信步,如果拍MTV,又没有“有伤风
化”的限制的话,他们准想把拉纤的风流小生剥得精光,裸体出现(纤夫事
实上也近于裸体,顶多只有腰间一片布头);当然,与之相应,坐在船头的
妹妹,也一定想玉体无遮,最多穿点比基尼,那样就更能表现“荡悠悠”地
“恩恩爱爱”了。

公刘兄啊公刘兄,你费了那么大的神写出来的论文,发烧友、追星族之
类当然不屑一顾,耳目习染于香艳肉感的肉麻声和肉麻相的听众观众也觉得
大倒胃口,谁爱看那“绳牵不断肠断绝,流水无情亦呜咽”的纤夫挣扎的惨
痛场面呢?你要的那种生活的真实岂非大倒只求“潇洒走一回”的柔嫩的胃
口!阁下岂不闻“耳听肉麻声,眼吃冰淇淋”才是当今“过把瘾”的时尚么?

再剩下来,你是想把道理说给“金曲”的评委们、管意识形态的官们和
传媒听了。但你明明又知道,这些对象有的“着意迎合”时尚;有的只盯着
严肃文艺,对这星那星,则无论闹什么笑话和丑闻,向来都有容忍之量的;
有的又素质不高,不比发烧友明白多少;有的是唯“物”主义要紧。既然如
此,你何必浪费笔墨,去败人家的兴?你难道竟忘了说皇帝光屁股的孩子是
要挨打的故事么?

公刘兄啊公刘兄,你好迂!

1995 年9 月15 日


“后国学”虚脱症

近年来“国学”已被炒得很烫手,看模样好像是里应外合,由海内外“新
儒家”们一起鼓噪起来的。学者们已经作出预言,说21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多么令人陶醉!如果靠经济,靠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新文化使
未来的世纪打上中国标记,那真是求之不得,人人该努力以赴。但说教者们
所预言的中国世纪,所凭借的乃是儒家文化,也就是以它为主流并由它定性
的“国学”。如果说这话的是外国人,他们嘴里夸说中国的“国学”如何美
妙,就不免要让人疑心这里头有什么诡计,说穿了就是怂恿中国人在“骸骨
的迷恋”中自我陶醉,晕晕忽忽,忘其所以。如果中国人如此矜夸“国学”,
这就让人想起鲁迅所说的“死的说教者”,使人怀疑他们是在和科学和民主
唱对台戏。不管如何巧言善辩,“国学”是绝对催生不出科学和民主的,历
史已经证明。

但是,使“国学”发起烧来的,恐怕很大的原因是生意经。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深厚丰富,这不消说;里面也有不少好东西,否
则,不是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狂人日记》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两
字,的确畅快淋漓,但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吃人’吃了五千年,文
明早完蛋了。”是呀,人之不存,文明焉附?虽然,这种高论只能如鲁迅所
说:“玩笑只当它是玩笑”;但五千年传下来了,文化里总有些值得夸示宣
扬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印出来,可以让人认识历史,比照古今。从生意经上
说,可以卖钱,换外汇。卖书要宣传,做广告,这就给“国学”热添火加油;
或者反过来,“国学”热给卖书赚钱吆呼呐喊。

出版消息告诉我们,“国学”热浪中,大部头的古书成为热门,正在编
纂的有《东方大典》、《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
全书》等等,都是售价以万、以十万计的巨型丛书,令人恍觉重睹乾隆盛世。
这些待印的大量古书里,许多是重复的,或内容雷同,或价值不大,或只宜
供少数学者使用。笔者注意到的,只有邓广铭教授两次撰文稍表不同意见,
认为近于浪费。但这点声音也被淹没在一片鼓吹声中,杯水不抵车薪,扑嗤
嗤一杯冷水,反而更显得“国学”的烧得猛烈。

文化上的事情,比如编书印书也,诚然是文人学者捣鼓出来的,但实底
子不是跟着政治转就是跟着经济转。老皇历是跟着政治转的多,市场经济时
代则大抵是跟着经济转。“国学”热也者,市场诱惑甚于文化驱动。

兴修大部头的典籍,历史上的例子总是王朝要达到某种目的。汉唐太邈
远,说起来费词,以宋初的修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
这些大部头书,明初的修《永乐大典》而论,就是为了皇帝刚夺得了天下,
要羁縻前朝旧臣,至少可以免得这班颇有能量的文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给点事让他们忙乎一下可以彼此省心,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而且还可博
偃武修文,倡导文治的美名。清朝康乾两朝之修《古今图书集成》之类,乃
至不惜血本大修《四库全书》,既可夸示圣主“右文”,又可网罗汉族文化
精英,显得满汉一家,团结安定,兼带着清除旧籍中不利于满人统治的“悖
逆”之词和使圣心不悦的内容,而其终极目的,则是为了靠这些书来塑造国
民的精神,达到其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功能。凡此种种,都是文化跟着政治转
的确据。

文化跟着经济转即生意经转自然只有在商品经济成了气候的时代。30 年


代国民党政府发动影印《四库全书》的“珍本”,就曾引起过一场争议。当
时已是“五四”以后,虽然提倡尊孔读经之风也余脉不绝,但即使国民党当
局,也知道要用古书来执行塑造国民灵魂的任务是不大办得到了,从政治上
说,印《四库》至多不过是显示一下它的正统和道统。当时的学术界,以有
重望的蔡元培为首,反对按库本影印,主张用未经清朝窜改过的旧刻本和旧
抄本。争辩了一通的结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上海商务印书馆议定,仍然
原封不动地照印《四库》本。原因为何?40 年代笔者一次偶然和傅斯年闲谈
时提起此事,他说原因盖在张元济的坚持。我还记得傅的原话:“张菊老打
败了蔡校长,其实是商务印书馆打败了教育部。”张元济也是卓越的学者,
岂有不知影印未经窜改过的本子为好之理?但道理很简单,他身为商务印书
馆的代表,要给出版商打算盘。《四库》本现成,找古刻本、抄本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要增加成本,生意经上不划算。学术什么的,对不起,只好
屈从生意经。文化跟着经济转。

眼前的“国学”热大抵也是跟着经济转的,市场诱惑大于文化追求,当
然政治上也没有害处,还可以营造点祥和景气。文化正在和市场靠拢,几下
里一凑,市面就闹猛起来。不久前读到一篇颇有机趣的“文坛感言”,把“国
学”热和当前新潮才子津津乐道须臾不离口的“后现代”配对,名之曰“后
国学”,并且诊断这种发烧是“一种虚脱的症候”。有点像,但不全像。

“后现代”在中国是没有根的,以新潮才子贩运所自的原产地的标准掂
量,中国连“现代”的东西也不多,或不成气候。顶多有些“意识流”、“撤
娇派”、“超低空飞行主义”和“做了梦玩”之类的抢手货和滞销品。“现
代”尚摆不成阵势,何“后现代”之可言?一位自称“旁观者”的冷嘲家说:
“何谓‘后现代’?就是把一些夹生的‘话语’,来说常识以下的道理,把
一切都“解构’掉以后就算自己大获全胜的玩艺。”话虽说得刻薄一点,但
有那么一点意思。“后现代”还不及皮尔·卡丹的时装,后者即使穿两年样
式过了时,衣料总是上乘的。

但“后国学”却是有根基的,中国究竟有五千年文化,有大堆的古书,
所谓汗牛而充栋。老祖宗手里,除了经史子集外,别无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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