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命向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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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的欲望已经开始膨胀，与王道士又开始了“漫长的谈判，不知是由于担心还是后悔（后悔让我们接触了他认为很有价值的汉文经书），他力图尽早结束我们的搜寻工作。他一方面提出了更大的捐赠要求，另一方面又声称绝不让我们拿走那些经书”。
斯坦因为自己实施的交易自我感觉良好：“将这些写卷全力抢救出来，以免在那样的条件下继续散失，我以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当然知道其间必然是困难重重的。”他决心放手一搏，拿出了40两马蹄银，作为交换条件，并劝王道士：“如果敦煌不宜停留，王道士可以拿了这笔钱告老还乡，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可以用这笔钱修缮庙宇，来换取更多的功德和荣耀。”
斯坦因用心良苦，“为了尽可能的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我进行布舍的实物证据，我安排王道士在一个已遭废弃的小窟里竖立了一尊玄奘的塑像。敦煌工匠按期完工，但做出来的这尊塑像丑陋不堪。尽管如此，它也是可以帮助王道士挡住周围怀疑的目光，以掩饰我在敦煌呆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久的真实原因”。
有了第一次，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斯坦因先后三次来到敦煌，加上其他外国探险家，几乎运走了藏经洞里的全部宝物，而且全是经由王道士之手，因为尽管后来清政府采取了措施，但洞口木门上了锁的钥匙，一直就在王道士道袍的口袋里。甚至于王道士还像老朋友一样一次次送别着斯坦因装满货物的车队缓缓离去，他当时的心情是若有所失，还是如释重负，还是心满意足，只有让后人去臆想吧！
斯坦因却给自己找了个恰当的理由：“我捐赠的款子已全部用于庙宇修缮，而朝廷下拨保护藏经洞的银两，则被各级衙门层层扣。”而运往北京的藏经在“敦煌停留期间，不少经卷被盗走，我自己就曾见到过送上门来的精美的唐代佛经卷子，价格很低廉。至于有多少文书被运到了北京，又是如何保管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王道士1931年死去，他的墓塔位于莫高窟前的党河对岸。在这佛教圣地，孤零零地立着一座道士塔，显得十分不和谐。这千年辉煌的莫高窟，竟是由一位没有文化思想、没有骨气的道士开启的，让人感觉十分荒诞。
他的弟子为他吹嘘道：“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而斯坦因最终也获得了英政府的金质奖章并封爵，还成为著作丰厚的世界考古界名人。
在以后的中国史书中，斯坦因被我们称为“盗贼”，王道士成了“家贼”，而清政府成了“卖国贼”，似乎一切被妖魔化了。其实，藏经洞是11世纪初西夏人征服敦煌之前，莫高窟僧人逃难，将宝物掩藏的，到王道士打开之前，一直幽闭了长达九百年之久。我在想千不该万不该，在那个时间，由那个人来发现，九百年都一直掩藏着，如果等到一千年的今天，再发现，那又会是什么景象呀！
说了半天糊涂无知的王道士，敦煌毕竟还有让我倾心的美丽的飞天，虽然她们并非现实之人，但比追求实惠的王道士更是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知道飞天，是从歌舞剧《丝路花雨》开始的，后来发现母亲使用多年的缝纫机是敦煌牌的，商标图案就是两个对称飞舞的飞天。
莫高窟的一大特色是雕塑和壁画融为一体，一般佛、菩萨、弟子、天王用泥塑，而天龙八部和飞天龙女则以壁画表现。
飞天属天国的仙女，在敦煌壁画中，一般以陪伴主神的装饰形象出现，特别是舞乐场面。这种舞乐是西域各族舞乐即西凉乐和龟兹乐，加上外来的天竺乐与中原乐相结合，形成优美丰富多姿多彩的场面，是世俗与神界的美妙结合。其中她们手中乐器有中原的筝、萧、阮咸、笙等，也有西域的腰鼓，国外的琵琶、箜篌等。而舞姿也是悠扬婉转，挥舞长袖，衣带飘飘，形成飞翔姿态与舞动的翅膀。
唐人有诗写道：“妙手轻回拂长袖，高歌诰唱发清音。”元稹《胡旋女》中也写道：“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飞天壁画中流畅的线条，富于变化的衣饰，浓艳巧妙的色彩，如吴道子的风格，出神入化地表现了飞天的形象。
在敦煌壁画中有的飞天是裸体的，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它融合了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风格，虽不过分追求形似，但在简洁中抓住了人体美韵，潇洒飘逸。而身姿的“S”形，增强了妍柔姣好的女性美。有的飞天上身肌肤玉洁，下身披薄纱透体，轻盈飘逸的巾裙正好显示出舞姿的律动。正所谓“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她们往来飞翔，奏千重乐，散天雨花，放百种香。完全可以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相媲美。维纳斯赤身裸体，摇动身姿从大海的白浪中出生，飞舞的风神吹动着她，春神在陆地上迎接着她，要给她穿上衣裳，充满诗意与装饰风格的面画，线条富于节奏，精致明净。
在严肃理性的宗教题材的绘画中，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印度或波斯，总会发现其中有女性温情与美丽的闪现，这或许正是人世俗本性的本能表现吧，一种永不泯灭的理想寄托。
1907年，斯坦因为刚刚结识的王道士拍了这张相片。拍这张相片时，王道士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只是与斯坦因的结识，才将他带入名利荣辱等的煎熬之中
第三部分诗是出关的门票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端门户。丝绸之路由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分为南北两道。北道出玉门关沿天山山脉南麓西进，南道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西进，两道于喀什噶尔相会。南北两道均为砂石、嶙石所覆盖，西来的人们在这片沙漠绿洲稍事休息，而由东向西的人们则在此准备下一站漫长的戈壁之行。所以敦煌有丝路总枢纽之称，如重兵封锁住敦煌境内的玉门关和阳关，就等于切断了丝绸之路。
玉门关和阳关成了汉唐边塞诗的两个坐标，它们的盛名是和吟咏的千古绝唱的古诗有关。玉门关当数王之涣的《凉州词·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而阳关之名当数王维《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当我登上阳关的高处，看见一座仅存的残破城垣孤立在山头上。既无威武的城门，也不见绵延的城墙，和我想像的大为不同。人们从这里上上下下，无非是为拍两张纪念照，表示来过了。望着西面荒芜的戈壁，吟诵一下王维那句名诗，也算是有了一番体验。但没有一个下山进入那浅戈壁西行的。
有人牵马过来问我骑不骑，还有将士服装出租，可以拍个立马边塞的雄姿照。山下一个小卖部里，挂着许多有关阳关的古诗书法帖片，这里没有笔墨出租，让我也提一首边塞诗，其实旅游可以把一切都娱乐化，卡拉OK化。尽管如此，站在阳关的山头，我向戈壁望去，烈日下戈壁黑色的砾石闪烁银光，而远处的热浪形成一种雾气，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戈壁，它不是荒原，也不是沙漠，而是无边的平地上散落的无尽的黑色砂石、嶙石，如月亮表面般冰凉，如战争废墟般残破，给人一种恐怖和抽象的感觉。我远眺过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麦田、大海、草原，还没有看见过这种没有人烟的地貌景观，它阻断了一切地理和历史的概念，人似乎只能从它上面的天空飞越过去，历史也只能在它的地下潜藏。我想起了罗布泊的彭加木；想起了楼兰国的公主；想起了死亡；想起了爱情。
为什么古人以这里为典，写下那么多边塞诗，这里成了离别的边界，而一首首绝别的诗句成了从这里进出的门标，有了这种亲身体验，真就是不会作诗也能吟啊！
有一首《阳关三叠》演义了王维的诗句：“渭城朝雨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缕，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柳色新。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人生会少，富贵功名有定兮，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旧游如梦，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
有关玉门关阳关的诗还有很多，来济《出玉关》：“敛辔遵龙汉，衔凄度玉关。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岑参《岁暮碛外寄之伪》：“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杜甫《送人从军》：“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度沙碛，累月断人烟。”钱起《送张将军征西》：“战处黑云霾瀚海，愁中明月度阳关。”戴叔伦《塞上曲》：“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张祜《听歌》：“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胡曾《玉门关》：“半夜帐中停烛坐，惟思生入玉门关。”曾《送陈郎中重使西域》：“玉关迢迢赛云黄，西涉流沙道路长。”张九一《送刘大将军自朔方移镇甘肃》：“为赋阳关杯酒句，霜风瀚海正西流。”许孙荃《庄浪趋张掖》：“莫道行边人万里，最西还有玉门关。”邓廷桢《宿玉门》：“玉门远在沙州外，此县嘉名袭汉唐。我荷新恩得生入，不须回首望敦煌。”史善长《玉门有怀班定远》：“指点玉关生入路，幢麾想像夕阳边。”谭嗣同《塞下曲》：“回首长城望杳冥，阳关一曲醉难醒。月明瀚海水如雪，春尽阴山草不青。”
阳关遗址就是墩墩山上的残破烽燧，有“阳关耳目”之称，而它下面有一条古道，被称为“阳关大道”，在眼前这一切都显得苍凉悲壮之时，我也只有引用古人的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第三部分马可·波罗、走马观花或马路蹄香
老马识途、马可·波罗、走马观花或马路蹄香
只有讲究的平房才有廊子，屋檐下的过道抑或独立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子。颐和园的长廊是很惬意的，因此河西走廊可以说也是一种美名。它因处于祁连山与北山之间，为一条狭长平坦的地带而得名，而且水土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于是有了走廊的称谓。
走廊便要有人走，就像人走多了才形成了路一样，河西走廊也是人走出来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原型是僧人玄奘。古人出国虽不需护照，但也是要经朝廷审批的，因为河西走廊外的长城成为了闭关锁国的工具。玄奘上书请求唐朝恩准其西行求经，但李世民鉴于当时唐朝与西部突厥人关系不和睦，河西走廊以西交通呈封闭状态，因此玄奘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但矢志不渝的玄奘看到“公派留学”不行，那么就来个“自费出国”求经。贞观元年玄奘一行执意地出发了。
玄奘出了长安（西安）不久，其私自出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为官府所知。因此，当玄奘辛辛苦苦不远千里行抵河西重镇凉州（武威）时，追捕他的度牒（官方文件）也到了，都督命他加归，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当地佛徒被玄奘的求法精神深深感动，悄悄护送他逃出凉州，并送抵敦煌附近的瓜洲（安西）。但追兵亦抵达瓜洲要押送他回长安。瓜洲吏李昌本人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非常同情玄奘，有意曲法徇情，催促他赶快启程，暗中放了他一马。
玄奘骑着瓜洲一老翁送给他的一匹号称“识途”的老马，一直向西奔去。其实传说敦煌盛产天马，如果玄奘能得到一匹天马，在河西走廊便可尽情地行空了。一路上心惊肉跳的他悄然穿过了玉门关，终于走出了河西走廊。随着身后烽火台逐渐远去乃至模糊、消失，玄奘骑着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步入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地带，等待他的将是一场险象环生中与自然环境的争斗。
二十年后，玄奘回到了长安。李世民原谅了他，只是命他写出“出国考察的报告”以示有功而返，因此一部《大唐西域记》诞生了。这是一部让众多同题材的著书不能望其项背的书，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以致其后的斯坦因也拿着《大唐西域记》，冒充是其弟子，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一直摸到了敦煌。
玄奘的路线是由东向西的出使，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则相反，是由西向东进入的，在河西走廊段他先到了敦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我们好容易走完了一个月的沙漠旅途，终于到达了一座名叫沙洲（敦煌）的城市，它在大汗的版图以内，省名叫唐兀。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回教徒，那些佛教徒操着一种自己的特殊方言。沙洲城位于东部和东北部之间，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境内有许多寺庙，庙内供奉着各种各样的佛像。”这些似乎说得都对，后面他大篇幅地介绍了当地的葬礼风俗。
马可·波罗接着到了甘州（张掖），他写道：“甘州也是唐兀省里的一个城，很大很繁华，是全省的首府，可算是皇后城。人民拜佛，也有少许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有个美丽的教堂在这城里。佛教徒有许多庙宇寺院，他们有无数的偶像。还有，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几个偶像有的是木头做的，有的是泥做的，还有是石头做的。但是所有皆涂以黄金，工艺极巧。大偶像皆是睡卧状，大佛周围有许多小佛。”这明显说的是张掖大佛寺中的卧佛塑像。在写敦煌时，马可·波罗介绍的是葬礼，而写张掖时又着重写到了婚姻，正好与史诗中的死亡与性爱两大主题相对应。他说的不知是否属实：“百姓男子一人能娶妻到30名之多。多少要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