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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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外儒内法（7）
完成《讥俗节义》、《政务》后，王充集中精力开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论衡》，对当时已成为封建法典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的妄说，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同时对其他学说，诸如道老、墨学等也进行了评述，并涉及到农、医、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是古代的一部“小百科全书”。王充在写作《论衡》时，已是穷困潦倒，受着饥寒的威胁，生活上已经处于非常困厄的境地了。在这样的困境中，王充经过十几年的疾笔奋斗，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基本上完成了这部杰出的著作。那时，王充也大约有60岁了。
王充在完成《论衡》一书的写作后，便应扬州刺史董勤的征辟前赴扬州郡的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不久又到了九江（今安徽寿春，一说东汉时，九江府治在阴陵县，今安徽建远县西北）任职。到了九江后，王充担任刺史府的治中从事。王充在《论衡·自纪》篇里说：“职在刺割”，指的即是佐辅刺史割断政事的职务。从元和三年至章和二年（公元86年一88年），因为生活动荡和公务繁忙，王充没有从事著述。
汉章帝章和二年，即王充大约62岁那年，东汉王朝撤销了扬州郡建制，王充也随着离开九江，返回故乡上虞。王充的挚友、矩鹿郡太守谢夷吾得到这个消息，特地上书汉章帝，荐举王充。汉章帝看了荐表后，特诏公车署派员到会稽征辟，但王充却以老病为辞，没有奉诏应征远行。
王充从九江返回故乡上虞后，在贫困的生活中度过他的晚年。他晚年生活上没有可以依靠的子女，而且此时不但生活困难，还疾病缠身。为了与疾病作斗争，他采取“闭目塞聪，养精自保”的办法。这时，他除了对《论衡》一书作最后修改定稿，编定目次，写作序言《对作》之外，还写了《养性》一书（也已失传）。这本书是养生保健之作，基本上属于黄老思想的著作。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他垂暮之年，又坚持写了《自纪》篇，收入在《论衡》一书里。大约在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王充便与世长辞了，终年约71岁。死后，门人把他葬在上虞县城西南7。5公里的乌石山。
王充的思想：
《论衡》是王充花费三十多年的精力写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王充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总结了汉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将批判锋芒直指汉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同时对先秦以来主要流派进行了批判。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学说。
王充对于世界本原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所谓的“天”或者“道”，而是“气”。他认为气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本原。“气”是像云雾一样的自然物质，充满于整个宇宙之间，形成各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各种自然现象都是“气”相激所致，下雨是“气”聚集而成。这是王充“元气自然”的学说。
王充还特别强调万物之生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是自然而然，无为而为的，绝不是什么天神有目的地创造的。在他看来，整个物质世界是循着自然规律运动发展的，在物质世界以外，不存在任何支配世界的精神主宰。这就是王充的“天道无为”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打击了神学目的论妄图用精神因素来解释物质世界及其运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元气自然”和“天道无为”二者合起来构成了王充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他依据这一思想，对董仲舒以来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首先批判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君权神授说”，指出像天生贵人之类的传闻，不过是图谶家们捏造出来的谎言。他又对“祥瑞”之说进行分析，指出代表所谓“祥瑞”的奇禽异兽的出现与群王的统治无关。王充还对崇信鬼神的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存在也是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的。人死而精灭，根本没有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王充还猛烈批判了鬼神论者的善恶报应的迷信思想，抨击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活动。
王充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鬼神迷信思想，还在实际生活中帮助大家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流传下许多故事。
一日，王充路过街头，见围满了人，便挤了进去。只见一个道人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尊金佛，黄绫上写着“如来算命”四个篆字。那道人口里念念有词：“各人吉凶祸福，佛祖了如指掌。要说出事由，佛祖明示祥歹：祥者佛祖点头，歹者佛祖不动。”
王充逢场作戏，问曰：“我想做生意，不知能否赚钱？”只见那老道对佛像深深作揖，微笑睁二目，启动两唇，然后拿起金戒尺，在佛像前后左右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老道双手合十，谀曰：“恭喜，恭喜，后定发财！”并要了王充三两纹银。
次日，王充带了个泥塑金佛又到街上，对那老道佯笑曰：“请试试这个如来菩萨灵不灵。”老道一愣，急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溜了。
原来，佛像是铁制的，佛像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铁，一头是磁石。那道人如要佛像点头，便握铁质的一端，使磁石的一端在佛像头部绕动，哪有不点头之理，反之则一摇不摇。就这样，王充在众人面前破了那道人的骗人机关。
王充还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尖锐地批评了所谓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指出，知识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学之乃知，不学不识”，积极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针对当时社会贵古贱今的复古主义思潮，王充还大胆充分地肯定了汉代文化的进步，批判了今不如古的复古倒退的论调。他还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教条。王充在根本上还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只是不那么纯粹。他认为礼义是因人的性情而设；是国家太平和人民生活安宁的基础，但应该在人民享有温饱的前提下执行。《论衡》中强调“尚真”，“嫉虚妄”，是针对走向神学化的儒学不良倾向而发，也代表着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积极进步方面。
王充的故事：
王充在洛阳求学时，因为十分贫困，没有多余的钱去买书，为了能读到更多的书，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知道，书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市了。可是人家的书是卖的，他只好当场用心阅读，用劲把书里的重要内容记下来。然后再马上回家，把它默写下来，这样一本书也就基本上形成了。
王充用这种方法看了不少书，也“买”了不少书。
卖书的小贩见他光看不买，很不高兴，后来索性赶走他，不让他再光顾自己的书摊。
但他并不因此而终止自己的学习。后来有位老伯可怜他，让他在自己的书摊旁看书。
书市上其他卖书的人都很奇怪，就闻老伯：“你为什么允许他这么看书呢？光看不买你会赔本的！”
老伯嘿嘿一笑：“你们有所不知啊！他看书，过目不忘，只要他翻一次，书也就记得差不多了！买不买无关紧要了！”
书商听后惊讶不已，同时也为王充的勤奋精神所感动，以后王充来到书市，他们都主动邀请他去自己的书摊看书。
第三节 道教的兴起
第三节 道教的兴起
道教的名称来源，起于《老子》的道论，最早见于《老子想尔注》。道家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故道教奉老子为教主。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已经有1800余年的历史。它假托道家黄老学，融合民间流传的各种方技、术数、神仙、鬼怪、神话、谶纬等内容，杂取儒家、墨家、阴阳家、养生家、神仙家等多种学说，通过清修养性、积精练气、金丹服食、符箓科教等方法，追求长生成仙。
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般学术界认为，道教的第一部正式经典是《太平经》，完成于东汉，因此将东汉时期视作道教的初创时期。
道教正式的有实体活动是在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而《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汉末，张角成立太平道，后率“黄巾”起事失败，太平道衰败；与此同时出现的“五斗米道”（后更名为天师道，也称正一道）却发展起来，通常认为这些农民起义标志着道教的形成。
魏晋时期，适应士族社会的需要，开始形成“神仙道教”，天师道逐渐在上层士大夫中间流传。这一时期的道教，以“长生成仙为本”，提出了以服饵金丹大药为主，兼行其他养生方术的修仙途径，代表人物有葛玄、郑隐、葛洪。特别是葛洪，他全面总结了自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及各种方术，在中国道教史上首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理论体系。他在著作中提到道教最神秘最重要的就是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并提出了“肉体成仙”这一道教的最高目的。
南北朝时期，士族道教徒开始有意识地改造早期道教。经过北魏寇谦之、南朝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努力，借鉴吸收佛教的教理、戒律、科仪和组织形式，制作了大量道教经典，开始形成可以和佛教相抗衡的“宫观道教”。寇谦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规和教仪；陆修静首次创立道教经典目录，编撰了《三洞经书目录》；陶弘景创立了神仙谱系以及道的传授历史，他是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也是茅山上清派的代表人物，撰有《真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等，他敬重佛法，恒读佛经。从他之后，道教更是大量吸收佛教的思想。自此道教的基本格局已经完成，并明确以“得道成仙”作为它的终极关怀。
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道教演变为比较完备成熟的宗教，从民间宗教转变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宗教，成为与儒、释鼎立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极大。
儒道佛思想的碰撞交融
汉朝气数既尽，魏王曹操应时而出，他不喜欢儒士，送人的送人，杀的杀，统一了几乎整个北方。而“仁厚”的刘备，江山断送在儿子的手里。此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王朝，又恢复了儒术的统治地位。三国至唐这一时期，儒学渐大，但并非一帆风顺。佛教与道家思想对儒学有很大冲击，但其他思想从者甚少。魏晋以来，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
在思想上，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汉儒正统思想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已无法维持其统治的地位，统治阶级纷纷对它重新估价，并寻求为新的士族服务的思想武器“清谈玄学”来代替它。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
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也有凌驾儒学之势。唐朝义理思想的精彩不在儒家，但政治与典章制度是继承春秋两汉下来的，那是归于中国的正统。这样唐朝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落在那里呢？这其中的义理便是吸收外来的佛教，但并不能以佛教来治国平天下，因为佛教的重点不在此，佛教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如此。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1）
魏晋时代的名士专谈三玄，三玄是老子、庄子与易经。魏晋的三玄以道家的精神为主，所以讲老庄是相应的。可是易经是儒家的经典、孔门的义理﹐以道家精神来讲易经并不一定相应，但也有所发明。魏晋时代的学问由儒家的主流岔到了旁支的方向。
随着而来的是南北朝，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在此段时期中国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佛教的工作。可是隋唐的政治文化又回到中国原有的。由魏晋谈三玄的歧出﹐再经南北朝的吸收佛教（佛教是外来的﹐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离儒家的骨干更远﹐此即歧出中的歧出。这一段时间很长﹐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共约五百年的时间﹐经谈三玄道家的复兴为桥梁进而吸收佛教﹐这个阶段为中国思想歧出的阶段。
先秦以来宗教家和辞赋家显然不同。宗教家的神仙观念核心在信仰，最终要落实到养炼之类的求仙实践；辞赋家的神仙观念则出自幻想，表现在文学作品里，主要是精神的宣泄和寄托。魏、晋文人生存在这两种潮流之间，对这两种观念各有解会，具体人在创作中的表现也各种各样。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嵇康
——博学多才的音乐家
人物介绍：
嵇康（223～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