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艺经纪人访谈实录:明星课-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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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国际大家庭的“蔡妈”（蔡心）（图）2
蔡心的主要签约艺人 秦海璐 当年在深圳的起步，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我在深圳只有一两个儿时的朋友，正是靠这一两个朋友，我认识了十几个朋友、上百个朋友。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制作，在艺人代理方面的利润很少。 我觉得“彩心文化”的经营不是很成功，不成功在哪里呢？公司虽然挣了一些钱，但没有成规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把挣来的钱，赔进了另外的生意里。 这个生意是一个房地产开发的项目。在东莞有一块工业用地，我和朋友很理想化地计划把它变成商业用地，于是我们付了定金，我几乎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投了进去。结果事与愿违，深圳“彩心文化”挣到的“面包”，添进了东莞的那个窟窿。 应该说，“彩心文化”的经营业绩还不错，但是我并没有把挣来的钱用于再生产，没有继续让公司壮大。我本来可以拓宽公司的业务范围，让公司规模逐渐扩大，甚至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小型的投资项目。我觉得当时自己有投机心理，希望能够四两拨千斤，所以，当时我在判断上是有问题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我没有把钱看得太重。我从来没有想过，投入十块钱一定要挣回一百块钱。我觉得投资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这就好像别人向我借钱，我会问自己：如果人家借了钱不还要不要紧？不要紧就借；如果人家借钱的数目，对我来说很吃力或者说我承受不了，那我就不借。任何事情，我既然给出去的，就要有一个打算，那就是回不来。如果你给出去的一定要收回来，那你就不要给。有时出国去赌场，我从来都认为那是在消费。输钱是因为你享受了人家的服务，赢钱是礼物。我不是一个冒险家，所以可能做不了大生意吧。 ２０００年，“彩心文化”的业务依旧在正常运转，但我觉得总是在一个台阶上，每天周而复始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令我有些厌倦。 很久以前，我就希望能做王刚老师的经纪人，但当时王刚老师的态度是“不需要经纪人”。于是，我们从做朋友开始，我一直默默地为他做了一些事。终于有一天，王刚老师主动提出要和我签约，说真的，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王刚老师是一个认真、讲信用的人，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２００３年夏天，王刚老师在无锡拍戏，我决定去探班，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我事先没有通报。但在上海去往无锡的高速路上，我发生了意外——因为撞车事故，脑震荡造成了我短暂的昏迷，当我苏醒后，发现自己左腿的裤管已经被鲜血染红了，有些惨不忍睹的意思。我判断了一下自己的左腿没有骨折，为了完成探班计划，我坚持不去医院，继续赶路。 那时的天气十分炎热，持续的高温让人心烦。当本就是急脾气的王刚老师从片场回到酒店，迎面看到等候在酒店大堂，手捧便当的我，一瘸一拐迎向他的时候，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我的出现让他着实地高兴了一把。 签约后，王刚老师在电视剧《夏天里的春天》中饰演了角色，这是他多年出演古装戏后的第一部时装剧，他对自己在剧中的表现很满意。王刚老师和我有一种默契，一般我看好的剧本，他基本上也会喜欢；我觉得不合适的角色，他也一定不想演。 与艺人之间的心心相印和彼此欣赏，令我感到欣慰和享受。 当我知道钟丽缇在国内定居的消息时，我便设法与她取得联系，想签下这位国际影星，而此时的她也正在寻找经纪人。好像是上天有意成全，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促成了我们的谋面。我和钟丽缇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她立刻认定了我就是她的经纪人。她用“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句话表达了想和我长久合作的愿望。 ２００４年９月９日，我和钟丽缇正式签约，一个月之内，我们就接拍了两部大制作的古装电视剧。很多人都觉得钟丽缇是一个外国人，而我要告诉大家她是一个中国美人——让她更中国化——这也是我对她的定位。 我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她既是我的签约艺人，又是我的生意伙伴，她就是——翁红。 早在大学毕业去香港的时候，我就和翁红相识了。２００１年的时候，翁红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演出业务开展得很好。她希望与我合作，我就欣然接受了邀请。可以说，我们的联手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我有一个雅号叫“蔡妈”，是艺人们对我的昵称。公司的签约艺人中，惟一一个要与我姐妹相称的是秦海璐。她说，她不肯叫我“蔡妈”，是因为不想把我叫老了——秦海璐就是这样与众不同——作为演员，她也很有主见——她不习惯演古装戏。我期待她的出色表现。 “星泽国际”是个大家庭，我希望身在家中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其乐融融。
第二部分：“阿里郎”之父：罗成哲主要签约艺人 阿里郎组合（图）
一次，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朝语部的一个联欢会，在朝鲜族的圈子里，大家已经慢慢知道有这么几个孩子。到了活动现场，发现没有朝鲜族的歌可唱，在那个环境里，唱韩国歌不合适，唱英文歌感觉不对，唱中文歌又没有，我觉得挺尴尬的。 回来我就直接把他们拉到录音棚里，说：“咱们弄一首能代表朝鲜族的歌吧。”弄什么歌呢？他们年轻人，对民族音乐了解得太少，哼了半天也哼不出什么旋律来，《阿里郎》算是他们熟一点儿的。 《阿里郎》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歌词的版本有上千种，流传下来的旋律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是最典型的朝鲜族音乐的代表。《阿里郎》讲的是姑娘送郎远行的民间故事，有点儿像中国的《走西口》。我想，那就先弄弄试试吧，就开始进行改编，没想到，后来越弄越有劲儿。 这时候，第三届中韩歌会的导演杨东升来电话：“你不是有几个朝鲜族小孩儿吗，能不能唱一首韩国歌？”我问：“伴奏呢？”他说：“没伴奏，你们自己做个伴奏吧。”韩国音乐的制作技巧是很高的，我想，中韩歌会不是卡拉OK，我们不能随便凑合。那怎么办呢？我告诉杨东升：“我们正在改编《阿里郎》，能不能唱这个，反正是用朝鲜话唱——那边是韩国歌，这边是中国的朝鲜族民歌。”他说：“那就拿过来听听吧。” 后来《阿里郎》在中韩歌会上一唱，反应很好。这首歌的改编是我和孩子们一块儿弄的，创作速度很快，就那么顺其自然地出来了。 接着，阿里郎参加了2003年的春节晚会。那时候，阿里郎还没有成名，台上是羽·泉、王力宏在前面唱，阿里郎只是站在角落里伴唱，露了一小脸儿。 2003年春天，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开始了。看了业余组的比赛，收视率和那个效果，挺馋人的。对于歌手来讲，大奖赛毕竟是一个机会。我想，能不能通过比赛给自己一个压力，促进一下自己。我召集阿里郎开会，他们不知道大奖赛是什么，说公司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给他们讲了讲，最后决定参加大奖赛。 当时，我想从民族歌舞团报名，但团里说不组队了。北京台的杨老师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参加大奖赛。我说，正想参加呢，可不知道怎么报名。杨老师说，今天报名结束，可能已经下班了。后来一问，北京台负责报名的是季荣，我先打了电话，然后马上赶到“红绿蓝”报名。 报名费是一百块钱，人家一问，是组合，四个人，这怎么收报名费呀？最后，还是交了一百块钱，算是把名报上了。过了两天，去参加北京台的初赛。TG4因为人不全，没有参赛，但全公司的人都去助阵了。 到现场一看，一屋子人，听说要从这些人里选出两个。这时候的阿里郎，已经参加过很多晚会了，像《同一首歌》那样的大型活动都参加过，见过世面，只是没有名气而已。好在他们的优势就是不懂名利，也不知道大奖赛是多么重要的事，评委是什么名人……好多歌手都在那儿紧张，而他们就当是公司安排的一次演出，所以现场效果不错。
第二部分：“阿里郎”之父：罗成哲主要签约艺人 TG4组合（图）
我心里也没底儿，“感觉”这东西没有标准，人家要欣赏就认可，如果不欣赏、不认可这种形式，可能就“没”了。等待公布的时候，我还安慰他们：“咱们不就是比试一下嘛。”结果我们的名次是第二。 评委们都说不错，我心想，他们还挺识货——本来我们就不错！到北京台决赛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了，然后到中央台参加复赛，还是第一名，一路势头很好。到了最后关头，突然遭到了阻击，阿里郎和另一个组合相差零点几分，一下就变成第二名了。 虽然，能拿到专业组第二名，已经很不错了，是很多歌手梦寐以求的成绩，但还是觉得输得冤得慌，心里不服。这时候，中央电视台通知我们，大赛前两名还要角逐“观众最喜爱的歌手奖”，让我们做好准备。这下，孩子们又来劲儿了，都跃跃欲试的。 抽签是唱英文歌，也赶上运气，要是唱别的歌就瞎了——体现不出阿里郎的特色，那首歌他们也都很感兴趣。只有三天时间准备，我们排练、找服装、找道具，因为有点儿“雪耻”的意思，所以上台那天，他们没有任何压力，分数一路领先，最后终于把那个第一名拿下了。 大家都挺高兴的，但这还不算什么。我们坐飞机去东北参加颁奖晚会，同行的还有一帮“大腕儿”。一下飞机，歌迷就冲过来了，孩子们以前见过这阵势，那都是冲着“腕儿”来的，他们也没当回事儿。等我回头再看，歌迷都围着他们，又是签名，又是照相的，把“大腕儿”们都给撂那儿了。这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这是我们吗？我们也有今天？！这时候我也才感觉到：我这个经纪人没白干。
第二部分：“阿里郎”之父：罗成哲从台前到幕后：汪桂花（图）1
汪桂花的主要签约艺人 模特：杜鹃 作为模特经纪公司的经纪人，我一直在从事发现和储备人才的工作。 我觉得，作为经纪人首先要独具慧眼，发现可塑之材，然后在实践中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和专业指导。 我从业时间比较长，经历的也比较多，同时，在和国际上的模特经纪公司、经纪人合作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专业方面的技能和方法，所以，我练就了很好的目测能力。我知道什么样的形象、身材和肤色的人，能够成为明星。 第二点，作为经纪人最重要的是要和被经纪的模特真诚地交流。这种交流能帮助经纪人做判断。 外型上的了解只是一部分，对内心的了解也很重要。模特的性格、举止、爱好、为人，也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参数。经纪人要知道模特想要什么，她的目标是什么，她是否知道专业的标准是什么。经纪人要了解产品，有的模特，你想包装她，但她是“无所谓”的态度，可能做几天就不做了，那么为她投入精力、人力、财力，就特别没有意义。 我认为判断挺重要的。 第三点，就是进行包装和设计。 模特经纪公司的产品是艺术品，容易产生审美上的分歧，不能像体育项目那样，可以精确地量化。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美”的标准是和市场互动的，“美”要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 其实，新丝路模特大赛的评选标准也一直在变化。1989年第一届大赛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当时大量参照了“亚洲小姐”的评选标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一位香港导演担任执行导演。而现在，新丝路模特大赛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选手在符合年龄要求的前提下，要身着规定服装进行面试，通过皮肤、仪态、沟通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核；决赛时，还要身着规定服装，通过气质、智慧、自信、现场应变能力和才艺表演专业性方面的考核。从选手头与身体的比例、乐感、着装、体形到风格、表现力、镜头意识及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都在考核的范围之内。 “造星”是一种能力。 1998年的世界超级精英模特大赛中，岳梅就是在中国赛区选拔时被我发现的一匹“黑马”。当时，在新疆地区报上来的人选中，我只是通过照片，就一眼看中了这个身高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