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普遍人权的强制性标准。
“大逆转”的形成源流深远。1992年，当今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Cheney）还是国防部长的时候，五角大楼准备了一份草案，概述哪些将成为10年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奠基石。五角大楼的白皮书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政府“必须阻止发达工业国家挑战我们的领导权，甚至追求扮演更重要的地区或全球角色”＇17＇。五角大楼报告说，关键是，美国“保留超越他国的责任，处理……那些错行，它们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利益，也威胁到我们盟国或朋友的利益，或者可能严重扰乱国际关系”＇18＇。
对世贸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给了切尼势力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实施10年前制定的美国外交政策蓝图。据白宫表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政府将保持任何必需的军事力量，保证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美国或其盟国，并将阻止甚至预防任何潜在敌手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挑战美国的努力＇19＇。
2002年6月，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布什总统明白宣称：“美国人拥有并意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20＇总统的讲话是经过精心斟酌的，目的在于让全世界知道，从今往后，美国将利用它庞大的军事机器成为无法挑战的霸主，并且，它将不会让自己受到多边承诺和协约的压制，也不会承担联盟的重负，因为联盟要求经过共同商讨和达成共识后才能采取行动。
新单极政策背后的许多原因都是后9·11时代美国身处的新环境所导致的。布什政府认为，在一个受到全球恐怖主义袭击的时代，“一支军事力量……必须随时准备，一旦有所察觉，便打击世界任何一个黑暗角落。”＇21＇因为不可能知道恐怖分子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动攻击，美国就必须做出选择，把预防性的行动当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ield）是这样描述美国和整个世界面临的新形势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22＇设若如此，美国就必须在被攻击之前进行攻击。白宫的后9·11安全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在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指示——如今已经很著名了——里，布什政府宣布：“为了阻止或者预防……我们敌人的敌对行为，美国将在必要情况下先发制人。”＇23＇
美国政府担心恐怖分子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随意发动攻击，因此声称，它别无选择，必要情况下只有单独判断何时美国主权蒙受了危险，并据此展开行动，而无需咨询或事先获得他国政府的同意。根据新政策，美国取得了几乎绝对的自由行动权，能够侵略任何国家，只要它被怀疑藏匿或资助恐怖分子，或者发展可能流入恐怖分子手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新的外交政策，委婉地说，可以被叫做是“预防性自卫”（anticipatoryself…defense）。批评家认为，这种政策堪称矛盾修辞，威胁到破坏整个二战以后的协约体系，后者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第二、第五十一条，它们规定一国攻击他国为非法，除非首先遭到攻击，并且仅限于自卫＇24＇。
美国反对说，如果它被迫等到拥有足够的劣迹证据，或者等到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可能就已经来不及自卫了。问题正如约翰·伊肯贝里（G。JohnIkenberry）在《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感到自己能够采取这种方针，就没什么能够阻止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25＇。伊肯贝里雄辩地问道，美国是否愿意“这种学说掌握在巴基斯坦、甚至中国或者俄罗斯手里呢”＇26＇？
政治观察家们猜疑，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欧盟——是否正开始以某种根本的方式产生分歧、分道扬镳，而答案是绝对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寻求复活早先时期的现实政治，并要求拥有自主的权利和义务，在它认为恰当的时候，保卫它的国土及人民。如果它认为某项国际协议可能妨碍它眼里的自身关键利益，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提出抗议。布什政府的中坚分子甚至根据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的说法，进一步宣称：“美国宪法不容屈服于任何更高一级的法律，例如国际法，也不允许把主权转让、共享或委托给任何国际组织。”＇27＇
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都不会同意这种过激的言辞。但现实依然是，倘若布什的原则被推到逻辑极端，那么就将使所有的国际公约和承诺沦为美国主权的附庸，而美国主权将成为其国家行为的终极裁判。
《欧洲梦》 第二部分分歧的世界观（1）
分歧的世界观
和欧盟的25个成员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相比，美国的外交政策落后了数光年之遥。这些国家日益摆脱了民族国家主权的历史遗产，倾向于根据约束它们的国际法，协同一致行动。欧洲梦是包容性的，而不是自主性的。它们寻求在一个由“共识”（consensus）统治的世界里生活。对它们来说，美国的“自行其是”政策不啻于诅咒，因为它们已经付出了极大努力来迈出每一小步，以共同分享它们的利益和集体的命运，但这一政策则威胁到要打散它们的步骤。它们担心美国对国际准则和协议的轻蔑将开启通向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世界，一个它们曾希望遗留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灰烬中的世界。
有些人会说，且慢……难道不是也有许多欧盟成员国加入美国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占领伊拉克，从而它们的行动可能违背国际法、更不必说欧盟自己的统治原则吗？或许吧。但有趣的一点是，在入侵伊拉克后，欧盟内部的分裂成为大量自我反省的主题。它非但没有像某些人曾预言过的那样导致不可调和的裂缝和解体，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各成员国开始问道，它们怎样才能加强共同的对外和安全政策，才能保证它们不再重复过去那些日子里发生过的场景，导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结局呢？
主权问题从根本上区分了美国和欧盟，也区分开一个较旧的美国梦和一个多数欧洲人共享的新梦想。我们向谁献上最高的忠诚？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谁又握有权威呢？美国人退缩回一个先前的时代，那时候，效忠的是民族国家，而最高的权威属于主权政府。国家把所有权利授予公民，并决定国家在国际共同体中的角色。再无更高权威。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人民被赋予了民权（civil）、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给了他们获得财产、追求幸福的机会。
欧洲梦要世界主义得多。尽管欧盟成员国保有一定主权，它们的公民也同样受到普遍人权的限制，它凌驾于主权国家的特权之上。如果美国绝对国家主权的观点流行，整个普遍人权观念——新欧洲梦的基础建筑——将会坍塌。在一个最高权威属于主权国家的世界里，普遍人权只是赝品。倘若民族国家握有最高的主权，如布什政府的许多人相信的那样，那么，人权就不可能是普遍的，因为它们的可行性将有赖于受地域限制的政治机构的心血来潮。
《欧洲梦》 第二部分分歧的世界观（2）
一个奇怪的矛盾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各种类型的地理疆界都在放松控制或彻底消失，但美国政府却在加强它的主权观念，恰与它身边发生的一切形成对照。但这是因为，梦想不那么容易死亡。我们是一个不喜欢由任何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民族。我们喜欢认为，我们能够在世界上闯出自己的道路，不受外来干涉。我们甚至不喜欢自己的政府来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更乐意由一种外国势力来决定我们的行为准则呢？我们的自力更生和自主意识是深刻的，深入我们存在的骨髓。
只要想想受到他人意志的限制，就会引起美国精神本能的反对。约束可不是我们的专长。事实上，正是缺乏约束，美国生活方式的开放性，才让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向他人意志低头，这对美国头脑来说似乎太恭顺、太屈从。布什总统——不管我们的欧洲朋友们对他的智力证书有怎样的看法——是理解美国心理的。在他2003年国会报告里，布什总统告诉美国人民：“这个国家的道路不依赖他人的决定！”＇28＇
大体而言，美国人对国际法怀抱着混杂的情感。调查表明，多数美国人支持我们在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并愿意美国加入国际协议。2002年秋，即袭击世贸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一年之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MarshallFund）组织的一项综合调查发现，61％的美国人倾向于以多边主义态度处理外交政策，而65％的美国人说，只有获得联合国同意、盟国支持，美国才应该入侵伊拉克＇29＇。然而我会提出，在这个方面，美国的情感和我们欧洲朋友相比还是薄弱的。仅仅在调查进行6个月后，多数美国人都坚定地站在布什总统身后，支持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决定。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72％的美国公众说，他们同意派遣军队，只有25％说他们反对侵略＇30＇。尽管某些美国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但和整个欧洲爆发出来的反对美国入侵的情感相比，他们的人数依然不多。
事实上，有关怎样才能最好指导外交政策的问题，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分裂。当涉及外交政策时，人数可观的少数派，主要在这个国家的东北和西北部地区，想法更像欧洲人。他们的观点更倾向于世界主义。而南部、西南部、中西部和落基山脉地区——其人数占到稳定的多数——更倾向于认同美国的边疆思维，偏爱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自行其是”的态度保证美国在海外的自身利益。
相似的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报告，75％的美国人相信全球变暖是重要的问题，并且多数人同意美国和欧盟一起批准《京都议定书》＇31＇。但即便是这里，现实也稍有不同。美国选民反对政府立法迫使汽车制造商提高燃料效率标准，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开更小型的汽车的话；多数人反对哪怕适量增加燃油税——在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里，美国的燃油税最低。
或者，考虑一下美国人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意见吧。71％的美国人说，他们同意批准这份协议。但是，当克林顿政府示意，若要美国批准协议，必须以美国军队免于受司法实体起诉为条件——这根本是对协议理念的嘲讽——的时候，竞选讲坛上却几乎听不到一丝反对的声音＇32＇。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意克林顿政府的立场。尽管71％的法国选民、65％的德国公众、52％的英国人民说，国际刑事法庭应该拥有以战争罪的名义审判他们国家的士兵的权力，但却只有37％的美国人说国际刑事法庭应当拥有司法权，审判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美国军队＇33＇。我曾有一段日子忐忑不安，梦想着美国公众可能允许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审判美国士兵。
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道：“美国人……倾向于无视任何高于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来源。”＇34＇欧洲人的想法却不同。当欧洲国家正把越来越多主权让渡给欧盟和国际实体时，美国人却正逆向而行。这是因为欧洲人感到，通过与他人之间的包容性和交融感，他们提高了自己的自由度；而美国人却感到，把最高统治权利让渡给超地域的协议和机构会削弱我们的主权，并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
《欧洲梦》 第二部分欧洲的永久和平梦想（1）
欧洲的永久和平梦想
那么，欧洲的对外和安全政策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呢？对刚接触到它的人来说，它与人类历史上此前的任何事物都完全不同，以至于需要人类想像力的跳跃才能够思考它。欧洲的外交政策乃是基于散播和平，而非聚敛权力。
欧洲人鄙弃了多少世纪以来主导着外交政策的那种强权政治，因为它已经导致了全世界如此之多的死亡和破坏。欧洲领导人雄辩地问道：还有谁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如果各国试图通过高压和武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将会产生怎样可怕的后果呢？而对那些声称人类行为不可能改变的人，欧洲人反驳道：看看我们在欧洲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在多少世纪的自相残杀之后，25国放下了武器，携起手来，发誓再也不彼此发动战争。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Fischer）说出了许多欧洲人的心声，他们决定不再容许国家间的竞赛沦为公开的战争。回顾现代民族国家的盛衰史，菲舍尔说，欧洲如今正踏上不同的未来之路：“1945年以后，欧洲概念的核心就是、并依然是抛弃欧洲的势力均衡原则，以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冒出来的个体国家的称霸野心。”＇35＇菲舍尔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承诺，要把浸透着霍布斯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前景的旧意识形态，用新的永久和平的前景取而代之。
新欧洲梦有着古老的根源。1795年，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发表了《永久和平：哲学纲要》（PerpetualPeace：APhilosophicalSketch）一文。尽管它在当时不引人注目，这篇文章却在二战后获得新生，并成为新的欧洲先驱们近乎《圣经》的参考资源。康德想像着“一个世界共和国”带来的“永久和平的国度”。康德相信，一旦世界各国接受了代议制统治形式，这样一个国度就可能实现。康德想，民主原则的传播鼓励了合作，抑制了冲突，并为世界主义秩序奠定了基础。
尽管欧洲人并不赞成世界政府，他们的确相信民主推动力的深化将导致人们用新的方式对待他人——这种方式的基础是互相尊重、移情以及对“他者”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欧洲领导人偏爱协商而非最后通牒，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