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五卷)-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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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绑到背后之后，衙门里的人用一根绳子逐个系住每个人的拇指，然后把他们悬在房梁上置之不理，直至这些人改变其信仰。官员们还把这些基督徒带到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好让他们明白究竟是谁在管着他们。这些基督徒回来时带着他们光荣的橄榄枝，现在他们均更加平静地在山上生活。然而，由于所有欧洲人都被当做三四年前在湖广一带造反的著名的马朝柱（Matchaotchu）的同谋，人们在追捕马朝柱的同时也在追捕欧洲人，而这就是石若翰神父逃跑的原因。不过，有人在这里作出判断说，这些追捕活动即将结束。
在其他省份，情况要稍微缓和一些。然而人们始终在进行搜捕活动，以便抓住从未被抓到过的马朝柱，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还会抓捕许多的传教士。但愿主宰着一切的上帝会去除这种迫害我们的理由。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与我的旅程有关的事情（2）
对于基督教来说，有一个新的事件可能会对它产生危害。事情经过如下：马尼拉总督已经驱逐了所有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因被流放而绝望的这些中国人刚一到达厦门（Emoui）这一大船通常进行贸易的地方，就向中国官员报告说，这些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传教士进入中国，此乃西班牙人今年的计划，还说西班牙人所带的银子超过其购买货物所需的数额，这些多余的银子将用于在中国人当中分发，并收买中国人。中国官员们已对西班牙的船只进行了检查，发现了对当地商人来讲属于超额的银子。他们强迫西班牙人把所有东西都卸下船。船上的银子被保存在一幢房子里。西班牙人只有在这些中国官员在场，并且是为了支付商品的情况下才能够从中取出部分银子。
前天，〖=Z（〗084一位授任为南京主教不久的德国耶稣会士坐上一条小船，争取能到达他的教区。如果他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将立即去追随他。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法国人，不管是俗间神父（séculiers）还是入修会的教士，都在期待着他能够进入中国的时刻。同一天，五年来与其他传教士一起受到追捕的来自外方传教会的诺莱纳（Nolène）主教兼科钦支那宗座代牧主教勒费佛尔（le Fèvre）大人登上一艘法国船只以便前往马六甲。如果顺利的话，他将经由柬埔寨回到其教区。在科钦支那，人们始终继续同样强烈地对传教士进行迫害。在那里的葡萄牙耶稣会的神父只剩下了两个人，其一是在宫中充当医生与数学家的卢雷罗（Loureyro）神父，另一位是中国人，后者因为不容易被人认出，故还能自由自在地在地上干活。当以其凶暴和放荡让人感到害怕的国王活着的时候，人们已不再指望具有自由。
在东京（Tunquin）有大量的基督徒和传教士。然而，因为基督教在那里并没有得到允许，所以欧洲人被迫躲藏起来。谨致以崇高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耶稣会传教士河弥德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59年8月20日）我至为尊敬的神父与亲爱的同事：
主内平安。
要表达我收到您在1757年岁末的来函时的喜悦之情并非易事。如果这封信来得更早一些或者此信写得更长一些的话，我在接到它时还将会更加高兴。去年，我接替了石若翰神父在一个山区的教职，关于这一山区，我们在法国时曾数次于谈话中有所提及。在此与我一起共事的是莫尔（Maur）神父。我们彼此之间相处得很好。我相信，您不会把我们的心满意足归因于我们的职位所处的处境不错。尽管一直到山顶山上几乎到处都种植着各种植物，但陡峭的高山与深邃的山谷几乎没有值得愉悦的地方。然而，基督教的虔诚与数量减轻了我们在山上四处奔波时难以避免的疲惫的程度。我的同事比我早来两年。他已经几乎完全被工作搞得筋疲力尽，在今年还曾咯了两天血。目前他正在一点一点地康复，并自以为已经恢复到了能够继续工作的状态。他负责的是更为严重困难的工作，换言之，是距我们平时的住处有好几天路程的边远地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途中能够毫无危险地寄宿在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家里。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走遍我们附近地方基督教徒的住处，因为基督教徒数量众多。如果这些基督教徒都要忏悔的话，我们得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不停地工作。我们在那里细心地教育着孩子。这些孩子每隔几个月定期前来参加考试。大考在每年的年底。去年大约有三百五十名男女儿童参加。我们只让那些其住的地方与我们的距离约为1法里的儿童一起参加考试，其余儿童的考试则另行组织。几乎连续不断的迫害，以及某些基督教徒的胆怯，使得这种考试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有点被人忽视。我的同事力图使人们重新重视这种考试，并且终于达到了目的。自到达此地以来，我所做的事情只是让人们按照基督教的礼仪行事。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探望病人、连续几个通宵守在行将去世的人身边，以及为过于贫穷的死者捐献丧葬费用，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的善举同样给偶像崇拜者留下了印象，后者中的一些人就是因此而被基督教吸引的。尽管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始终在继续，并且在这里的迫害程度要比其他教区严重，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在这几年里为许多成人和儿童施了洗礼。自我抵达中国以来，我对中国的情感已大有改变。在出发之前，我以为在中国的使命将是收效最小的使命，而现在我已觉得这项使命是人们有望取得最大成功的使命之一。尤其是在农村，传教活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要大。在此，尽管恐惧往往会阻止人们归信基督教，但我们与之打交道者大多愿意倾听我们讲授教理，或者能够直率地承认我们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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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稣会传教士嘉类思神父
耶稣会传教士嘉类思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件摘要
（1757年12月13日于澳门）北京主教大人于今年5月去世。同年6月，我们又痛失了汤执中（d’Incarville）神父，后者享年51岁。把汤执中神父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是一种危险的热病。皇帝为汤执中神父出了丧葬费。这位神父是在三年前借助其花草、蔬菜的种子进入宫中的。当时，皇帝让人扩建了御花园。汤执中神父还用一些喷泉与瀑布把御花园装点得更加好看。这一工程尚未竣工，蒋友仁（Michel Benoist）神父现在那里负责此事。这位君主还让人建了一座欧洲式的宫殿，其规模比他在七年前所建的那座欧洲式宫殿还要大。皇帝似乎对欧洲人在机械方面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并以显赫的职位去奖赏他们。但皇帝的奖赏也就仅限于此，我们神圣的宗教几乎没有借此得到传播。在北京，人们尚未对基督教怎么样，但在各省，却始终同样不允许基督教存在，并对传教士进行追捕。五位本会的葡萄牙神父就这样在被关押了两年之后被遣送回国。传信部的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主教亦同样如此。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有三位传教士（两名西班牙人，一名法国人）刚刚进入了中国，还有两位传教士也将在不久之后动身前往。在东京，宗教事务看上去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那里有许多虽然得隐藏起来，但工作得很成功的传教士。东京人具有一种比中国人更坚定和忠贞的特点。在科钦支那，传教士们继续被人驱逐。某些传教士已经秘密地返回那里。我们在国王身边有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后者利用其医术做了许多好事。谨致崇高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致科学院德里斯勒神父的信（1）
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致科学院德里斯勒（de l’Isle）神父的信
（1759年9月4日于北京）先生：
为了有幸给您写信，我等待着自己能够把某种与您非常成功地从事的科学研究有关的事物和我的信结合起来。我不得不向您宣布的一个令人痛苦的消息促使我在今天提起笔来。这个消息就是您的老朋友宋君荣（Antoine Gaubil）神父去世了。先生，你们失去了一位多年来使你们的知识能够为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提供服务的忠实的通讯院士。由于共同的职业和共同的生活方式把他与我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沉痛地怀念这位第一流的学者和优秀的传教士，怀念这位具有这些能给社会带来快乐的品质宝贵的人。
事实上，凡是认识宋君荣神父的人都会觉得他非常可爱。安详的脸神，非常温和的习性，令人愉快的谈话以及自然的举止，凡此种种皆会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只要与他建立友谊，对他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人们只要与他谈上几次话，且不管谈的是什么话题都会对他佩服不已，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这是一个通晓一切，无所不能的人。他读过的书很多，且所有读过的东西都能够加以阐述。神奇的记忆力使他在谈论任何问题时皆能脱口而出。神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不管是宗教的历史还是世俗的历史，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的历史）、自然科学、文学，凡此种种，皆在交替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当无须祈祷或履行其教职时，他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充斥着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一个人们可以放心地查阅，并且从不会毫无收获的活书库。
中国的博学之士也从他身上发现了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不止一次地对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够如此专心致力于他们的科学，并且还能向他们解释相关内容表示钦佩。尤其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人能向他们详述中国帝王复杂的世系，能为他们就中国古代的学说与后来的学说进行对比，能向他们叙说中国的历史，并给他们一一指出各个朝代中所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每个朝代产生的重要人物等等。他在讲述曾让这些严肃、自负的中国文人觉得难以理解的内容时讲得清晰、自如和流畅，这使得这些原先存有偏见的中国文人不得不承认，这位来自欧洲的博学之士在国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他们。先生，我所说的均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如果您愿意关注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尤其是他的博闻强记的话，您就不会觉得我有失夸张。
宋君荣神父从其幼年起几乎就已专心致志地投入连续不断和系统的学习。他在十五岁时被吸收到本会在图卢兹的分会。在成功地完成人们在他处于青少年时交给他的不同工作，以及在从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那里吸取了优秀文学的真正情趣之后，他开始专心学习高深的学科，并全身心地投入其间。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能够从源头开始直接阅读圣人的著述，他学习了希伯来语。人们对他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但是，宋君荣神父丝毫没有想过在自然科学或文学方面去博取声名。
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成功激起了他的欲望。他的耶稣会会友在新大陆所从事的传播基督教的工作点燃了他的热忱，并激励他把自己的一切才能奉献给传教事业。由于精通数学，特别是天文学，他遂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了这些自然科学倍受尊重的中国这一边，因为他希望这些科学知识能有助于他使中国人归信基督教。他在1721年从法国出发，并于1723年抵达北京。
在这个首都当中，如同在整个帝国里面一样，事情已经大大地变样。曾充当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保护者的康熙皇帝，即伟大的康熙已不在人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对基督教根本没有好感。相反，他对基督教在其父皇统治时期取得的种种进展深感不安。如果能够无损于其父皇的威名的话，他真想把基督教连根铲除。
正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宋君荣神父首次进入了这片有待他去耕作的上帝的葡萄园。他丝毫没有丧失勇气，只是在耐心地等待着上帝赋予他显示其热忱的手段。学习汉语和鞑靼语首先占去了他的空闲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