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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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替罪羊”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好宰相”也不容易，因为皇帝是圣明的天子，至高无上，不可能有什么“过错”，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错，但人们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指责“二把手”——宰相。没办法，宰相也只有自认倒霉，乖乖地下台，所以宰相们心里“苦”啊！
这不，千百年来，秦桧一直被视为“卖国贼”，饱受后人的痛骂。可是，人们何曾想到：秦桧只是宰相，只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哪来“十二道金牌”？没有赵构的默许，秦桧怎么可能将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不过，在皇权社会里，人们不敢骂皇帝，秦桧只好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岳飞墓前，赵构却啥事也没有！
皇帝的“替罪羊”：上官仪之死
上官仪（约605～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人。早年，他就才华横溢，精通佛教经典，兼涉经史，文章（特别是诗词）写得好。贞观初年，他考中进士，出任弘文馆直学士，升秘书郎、起居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改任秘书少监，不久当上了宰相（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当时，软弱无能的高宗李治突然害了一场大病，整天头晕眼花，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实在是无法处理那些奏章，而皇后武则天很能干，又懂得一些文墨，高宗对她非常宠爱，便命她代为处理朝政。
武则天“一朝权在手”，就志得意满，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连高宗想干什么，都得她点头才行。时间一长，高宗就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太“窝囊”，对武则天很是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的一天，唐高宗忽然和武则天闹矛盾了，两个人吵了个面红耳赤。在一怒之下，高宗把宰相上官仪找来，向他“诉苦”！皇帝竟然要找宰相诉苦，告大老婆的状，真是古今罕见！
对于武则天的飞扬跋扈，上官仪早就看不惯，所以他就建议说：“陛下，既然您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高宗这个人向来没有主见，觉得有几分道理：“那好，你就代我起草一份诏书吧！”
这些话，都被旁边的两个小太监听见了，他们都是武则天的心腹，急忙飞报武则天。
上官仪毕竟是一个文人，他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没能把握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武后废掉，而是把心思都放在起草诏书上，想构思出一篇“大文章”来，好青史留名。真是愚蠢啊！上官仪也不想一想：一旦废后失败，他就要第一个遭受杀身之祸。
结果，这份诏书还没有起草出来，武则天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卷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阴风。她站在龙书案前，一步步逼近李治，追问：“陛下，你为什么要废掉我？十几年来，我为你生儿育女；在你生病期间，又是我辛辛苦苦地为你打理朝政，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为什么要把我们母子几个赶出皇宫？”
对武则天，李治素来是又爱又怕。现在，一听这话，他已经是浑身颤抖，急忙辩解：“不，不，这不是朕的意思！”
见他“服软”了，武则天还是不依不饶，又“得寸进尺”地追问：“既然不是圣上的意思，又是谁的意思？”这时，“窝囊废”李治竟然用手指着站立在一旁的上官仪说：“是他，是他劝朕这样做的！”
在“母老虎”武则天面前，懦弱无能的李治吓破了胆，竟然不敢承担“废后”的责任，就将上官仪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来。武则天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处死上官仪。
从此，高宗只要上朝，武则天就坐在一旁监视，朝廷里不论大事、小事，都得她点头才能算数！
唉，不知道高宗李治是不是男子汉，竟然在武则天这个“母夜叉”面前当起了“缩头乌龟”。这可把无辜的上官仪给害惨了，最后他也只能听任武则天的宰割！看来，上官仪还是命不好，生在不讲理的皇权专制时代，既然高宗李治不肯承担责任，也就只能由他这个宰相来品尝“替罪羊”的苦果！
皇帝的“替罪羊”：“冤死鬼”宋申锡
唐文宗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宝历三年（827年）的一个晚上，几名神策军将领未经通报，便闯进门来说：“两位枢密使、两位神策军中尉（都是大宦官）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就成了大唐帝国的新皇帝。同样，文宗也忘不了大宦官王守澄那张阴沉的脸，就是这个人杀了敬宗，把自己推上了龙椅。从此，文宗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一夜之间，沧海桑田，什么都变了，江王已经成为大唐帝国的第12位天子了。文宗亲眼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真是“痛心疾首”：本朝立国已经2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家奴血刃宫闱、废立皇帝的事，想不到今天竟然变成现实。一想到这里，文宗就思如泉涌。这时，他想起了“死于非命”的宪宗、穆宗、敬宗，才大梦初醒。从坐上龙椅的那一瞬间起，文宗的心里就涌起一种冲动：要为已经死去的几位天子报仇，要让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
可是，文宗即位后，王守澄竟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经常对文宗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文宗更是恼丧万分：一方面宦官专权，另一方面朝臣们又分为牛、李两党，相互攻讦，谁也不肯为他分忧。最后，文宗左看右看，终于“相中”了一位可以“托付重任”的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凑巧，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锡给他宣讲《贞观政要》。见左右无人，文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突然问道：“宋爱卿，你每天与朕谈经论道，知道朕的心事吗？”
作为“天子近臣”，宋申锡对文宗当然很熟悉。一想到英明的天子却受制于一群宦官，他的心里何尝不是“戚戚然”！所以，他急忙惶恐地答道：“微臣不能替皇上分忧，罪该万死！”这时，文宗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把压抑在心里的话都吐了出来：“宦官势力强盛，宪宗、穆宗、敬宗都是死于非命！朕身为天子，统御万民，却受制于家奴，何以面对宗庙社稷？”
听了这番“肺腑之言”，宋申锡激动不已，哽咽着说：“陛下且宽圣怀，微臣愿效死力！”文宗大喜，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是可怜，文宗身居九重，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后妃、宫女和宦官，想找一个得力的人也不可得，而宋申锡身为翰林侍讲学士，正好处在内廷，皇上不靠他，又能倚靠何人？
几天后，文宗下诏，将宋申锡提升为尚书右丞，一个月后又提升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
宋申锡当上宰相后，他的表现让许多本来对他还抱有一点希望的人大大失望。这也不奇怪，因为宋申锡当宰相，主要是为了铲除宦官，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治理朝政上，外人又如何知晓他的“苦心”？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后，经过宋申锡的一番谋划，文宗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不过，此举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宦官的势力很大，王守澄仍然大权在握，要想消灭宦官集团，又谈何容易？何况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其次，文宗选中的宋申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选，因为他不是一个“阴谋家”，又如何能担当重任，行“阴谋”之事？
在不掌握禁军，又没有藩镇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要对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采取行动，就必须得到帝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有力配合。对这一点，宋申锡还是清楚的。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竟然“草率”地挑中了吏部侍郎王А�
当时，宋申锡秘密约见王В盐淖诘拿苴桓矗⑿砀熬┱滓币恢啊Ｆ鸪酰醐＇没有思想准备，只是说需要考虑考虑。不过，王г诩依锟悸抢纯悸侨ィ醯么司偌蛑笔恰凹Φ芭鍪贰保廖蕹晒Φ南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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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军军官豆庐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锡与晏敬则等人图谋拥立漳王为皇帝！
唐文宗一听，就知道宋申锡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怎么办？眼下，文宗只能和宋申锡“划清界限”，要不然就可能“惹火烧身”，牵连到自己！一想到这里，文宗“勃然大怒”：“竟有这种事？”王守澄不容皇上喘息，要“乘胜追击”：“宋申锡大逆不道，请陛下立即下诏，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抄斩宋申锡的全家！”
一想到宋申锡马上就要“人头落地”，文宗可就犹豫了，实在是有点不忍心。
刹那间，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也许是宋申锡命不该绝！这时，大宦官、飞龙使马玄亮正好在旁边，他素来比较忠厚、老实，认为这件事还没有仔细调查，单凭豆庐著的揭发，就要把“当朝宰相”宋申锡满门抄斩，这实在是太过分！所以，他立即出班，表示反对。
这下子，文宗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表示：“此案事关重大，应该仔细调查，再做定夺！”
没想到，半路上竟然杀出一位“程咬金”来！王守澄哪能不气，恨恨地瞪了马玄亮一眼，便掉头而去。看着他的背影，文宗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一出皇宫，王守澄就将晏敬则抓了起来。经过一番拷打，晏敬则被迫“招供”。
现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墙角，只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议此案，希望有人能为宋申锡说几句好话，使事情有所缓解。这时，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道：“人命关天，何况是宰相！”文宗见了，才鼓起勇气，下了一道圣旨：将漳王流放，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就这样，软弱无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担责任，却将宋申锡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去！
不过，宋申锡虽然逃过这一劫，但没过多久，他就在开州郁郁而终。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只有王е馈Ｋ裕缰湔飧鲂∪耍褪且盟膊坏蒙浦铡�
就这样，唐文宗策划的铲除宦官势力的第一次行动尚未展开就彻底失败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百年来，“宰相”这个位子实在是不好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皇帝的最主要助手和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既要应付皇帝，还得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宰相这个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人都想坐。不过，宰相的位子只有一个，一个人坐了，其他人就没有份了，所以，大家就对你下绊子、动手脚，也只有先把你打下去，他才能爬上来。明朝后期，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大学士之所以明争暗斗，就是为了能够坐上“内阁首辅”的位置。
而且，你一做上宰相，就要办事，办事就容易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也就越不稳。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你难免要重用几个亲信，罗织一点党羽。这样一来，你就不免有“结党营私”的嫌疑，皇帝就要怀疑你，群臣也会非议你，你这个宰相也就当不长了。
皇权社会里，宰相任期一般都不怎么长，短的一般只有几个月（最短的只有几天），长的一般也不过几年（能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的，几乎是屈指可数）。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的“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在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又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牛党”，一个是“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吵吵闹闹了几十年，后人把这种争吵叫作“牛李党争”。
在这场党争中，有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唐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展开的，如果没有他们，9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多么平淡无奇！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这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皇甫湜。本来，这件事很简单，他们在策文中主要是攻击宦官，也不赞成对河北藩镇用兵，结果得罪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李吉甫，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看了李宗闵等人的卷子，几位考官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皇帝。宰相李吉甫知道后，非常生气，在宪宗面前“告御状”：李宗闵等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偏听偏信，就处分了这几个考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
也许在宰相李吉甫看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数十年后，有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并给他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宰相李德裕酿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要是能够“未卜先知”，预先知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李吉甫一定会追悔莫及。
不过，这次制举案还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为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进士科考试。
这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已经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政坛上有发言权。在这次考试前，有两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钱徽照顾他们的亲戚。偏偏，钱徽此人刚正不阿，没有理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揭发钱徽在主持考试时徇私舞弊。
恰好，李宗闵有一个亲戚也来参加考试，被钱徽录取了，穆宗就怀疑是李宗闵在幕后“捣鬼”，便询问翰林学士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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