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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皇权悲剧-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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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才竭力讨好专制帝王。
  谭嗣同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揭露了皇权专制国家的强盗性质和古代哲学的奴才属性,以及这种强盗权力和奴才哲学之间“互相利用”的特殊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的“奴才化”趋势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并非全都是“奴才哲学”,就是荀、韩的哲学也一度是英勇的斗士,不过那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皇权专制国家之前。
  大思想家荀子虽然出身儒门,但他对儒学传统的批判却非常尖锐和深刻。在《荀子儒效篇》里,他把儒家分为“俗儒”、“雅儒”、“贱儒”和“大儒”,充分表现了他对儒学的蔑视。对儒家的“法先王”,荀子坚决反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主张,与儒家的复古、倒退进行坚决的斗争。
  针对孔、孟“畏天命”的观点,荀子勇敢地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为即将建立的皇权专制国家提供了精神力量和理论基础。
  在人性方面,荀子提倡“性恶论”,反对孔孟的“性善论”,并指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才能变善。
  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是“礼”,荀子则把“法”糅合进“礼”中,经常是“礼”、“法”并提,从而跳出了儒家的“礼”的窠臼。
  如果说荀子对儒家的批判还主要是在宏观上、理论上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从具体的政策、措施入手,而且十分尖锐,毫不含糊。在韩非子那里,儒家的“礼”被抛到一边,直接提出了“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的主张;主张依法治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虽然韩非出自荀子门下(儒学的一支),也算是出身于儒家,但他的哲学已经和儒学大相径庭,甚至势不两立。当时,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指出儒家“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并明确提出:
  “古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在韩非那支犀利的笔下,孔孟儒学被批驳得一塌糊涂,难怪为韩非所倾倒的秦始皇后来会对儒生大开杀戒,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情来。
  在否定复古、倒退的孔孟儒学,为新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鸣锣开道”的战场上,荀子师徒精神抖擞,一往无前,为中国第一个皇权国家——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们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斗士”。但是,在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逐步确立,作为替这种权力形式呐喊和战斗的荀韩哲学,也就逐步由斗士变成奴仆。
  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孔孟儒学进行改造,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为了笼络人心,从汉朝开始,专制帝王逐步把“独尊”的地位交给儒学,因为在儒学的外面披着一件“王道”的外衣,不像荀韩哲学那么面貌狰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感。
  从此,儒学就成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声音,其余诸家学说或者退居幕后,或者销声匿迹,中国哲学也逐渐成为专制皇权的“奴仆”。在专制帝王的身边,聚集着各色各类的儒生,有的充当牧师,有的争做奴才,偶有一两个“离经叛道”者,轻则被羞辱、诟骂,重则遭囚禁,甚至被明正典刑,株连九族。
  古往今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学者钱湘灵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在严密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都“不曾出户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思想、哲学。在威严、肃杀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学者们能够苟全性命就算是“龙恩浩荡”了,哪里还敢随便讲话,批判专制皇权,除非他有两个脑袋!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
  “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专制皇权就越发厉害。特别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整套专制、独裁的国策,将皇权国家体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扼杀,甚至用薙发留辫、口称“奴才”等规定竭力践踏人的尊严,让中国人没有半点“人”的骨气,更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在17、18世纪,中国人依然生活在高度专制的满清王朝统治下,西方却先后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逐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出现了魏源、洪仁⒀细础⒖涤形⑻匪猛雀牧寂伤枷爰遥彩恰瓣蓟ㄒ幌帧保芸炀捅换嗜ㄗㄖ铺逯扑淌伞C娑院诔脸恋摹⑶看蟮幕嗜ㄗㄖ乒遥偈惺吨浚ɡ绻ㄗ哉洌┮彩俏弈芪Γ挥卸笸筇鞠ⅲ?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中国没有出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那样大无畏的“哲学巨匠”。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和“奴才该死”的赞美声中,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铁屋子”里,浑浑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学的愚弄、欺骗,任由专制帝王摆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
  所以,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权国家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了,有的只是替专制皇权涂脂抹粉的“奴才哲学”。在专制皇权的威压和奴才哲学的欺骗下,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斥着种种“奴才思想”,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就得亡;倘若不服从,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十恶不赦。
  在皇权社会里,权力有三个要素,即军队、法律和哲学。几千年来,专制帝王们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运用法律管束人民,同时利用奴才哲学来欺骗、麻痹人民。如此一来,皇权专制制度就“稳如泰山”了,这就是皇权国家能够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而不倒的“奥秘”所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权力比作老虎,哲学比作人的话,那么,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这个被吃掉的人还“为虎作伥”,既引导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蛊惑、迷乱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老虎吃掉。
  总之,对于瓦解人民的斗志、巩固皇权专制制度,中国古代的奴才哲学是“功不可没”!


哲学与权力的“共生共灭”关系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从有人类以来,权力就诞生了;几乎是如影随形,替权力辩护的哲学也出现了。
  归根结底,哲学和哲学家无非是权力的辩护人:他们不是替这种权力形式辩护,就是替那种权力形式辩护。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让哲学家走出书斋,干脆由哲学家称王,从“辩护律师”的地位变成“当事人”,这就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思想。
  反过来,另一些学者试图让哲学与权力绝对分离,造就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纪英国哲学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乌托邦》中,莫尔运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剥削,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男女完全平等,都热心公共利益,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全体人民,进行合理分配;至于管理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不过,这个“乌托邦”虽然很美妙,但终究无法逃脱权力的支配和约束。
  18世纪中叶,在《自然法典》中,法国哲学家摩莱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因为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劳动、休息、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趣的是: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样的房屋。
  像莫尔、摩莱里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们刻画的“理想社会”仍然无法逃脱权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只要有权力,就会出现为权力辩护的哲学,这是权力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时,权力与哲学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差异:一方面,哲学依然是权力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当人们要推翻某种权力形式时,就首先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为那种权力形式辩护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人们摒弃,权力这只大鼎只剩下法律和军队两只足来支撑,就会摇摇欲坠了,因为法律和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学来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哲学被否定了,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哲学、法律这两只足都垮了,权力这只大鼎就剩下军队一只足勉强支撑,这种权力形式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就是它所依靠的哲学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一旦这种信仰危机无法克服,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快就要分崩离析,无论它当时多么强大,都是“外强中干”,无法摆脱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也不例外。
  在秦始皇时,秦朝是够强大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但是,嬴政自恃强大,穷兵黩武,焚书坑儒,丧尽人心。特别是,秦二世凶残、暴虐,出现了全国性的信仰危机,结果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宣传“大楚兴,陈胜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不过,等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当上国王以后,他刚愎自用,也迅速腐化,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世人很快就看清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实质——只是出现了又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土皇帝”。所以,没过几个月,张楚政权就垮台了,陈胜也被部下所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迅速失败而收场。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够强大的,曾经地跨欧、亚两洲,军力之强世界罕见。但是,因为元朝统治者顽固地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大帝国只存在几十年时间就崩溃了。
  想当初,“闯王”李自成是何等受人拥戴!那时,人民到处传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带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热情支持农民起义军。可是,没过多久,严酷的现实就告诉人民:这个“李闯王”并不比崇祯皇帝好多少。
  在打进北京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化,使老百姓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李自成的看法,他们“始愤痛思旧矣!”北京的老百姓出于对起义军的憎恨,竟然怀念起他们过去切齿痛恨的明朝,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正因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位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殿,就匆忙逃出北京,最后竟然在湖北九宫山死于区区几个地主武装团练之手,前后一对比,反差何等强烈!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更是如此!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整个南部中国,并在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满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
  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王”,虽然没有称皇帝,但他依然大权在握,作威作福。
  在金田村起义时,洪秀全曾宣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此外,他还郑重地许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说得是何等“动听”!
  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美妙的言辞只适用于患难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不但将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还公开宣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建立了一整套等级制度,从天王到普通老百姓之间等级森严,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人们很快就对这个“太平天国”失望了,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同洪秀全决裂,甚至起来打倒他:在内部,在悲愤和失望之余,“文武双全”的翼王石达开率领十几万精兵出走,最后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在外部,曾国藩愤而组织湘军,成了太平天国的“掘墓人”。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尽管其军事实力要比前期强大得多,却丧失了最宝贵的“人心”,步履艰难,一步步走上了下坡路。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皇权社会”,其间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对此,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其实,人心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哲学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一旦某个王朝人心丧尽,单凭暴力镇压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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