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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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礁鲂瞧诘耐叫蹋ㄕ馕皇勘谝炼俾霉荩跦otel Eden］的走廊里击中卢森堡的头部），以“未汇报且非法处置尸体”的罪名判处沃格尔中尉四个月徒刑（卢森堡在一辆车中被枪击中头部，并被扔进兰德威尔运河［Landwehr Canal］时，他是指挥军官）。在审判中，有一张表明荣格及其同伴第二天在同一座旅馆中庆祝杀人的照片，被作为证据提出来，却引起了被告的大笑。“被告荣格，请保持恰当的举止。这并不是在开玩笑。”主审法官说道。四十五年后，在法兰克福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案的审判中，相似的情形又发生了，同样的话被再次说出。
由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被杀，欧洲左翼分裂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不可避免了，“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中描绘的深渊，已经成为……死亡的深渊”。既然这起早先的犯罪得到了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死亡之舞就开始在一战后的德国上演：从清除极端左翼的著名领袖胡果·哈斯和古斯塔夫·兰道尔、列奥·约吉谢斯和尤根·列文开始，极端左翼组织的刺杀行动迅速地转到中间派和中间偏右派，例如瓦尔特·拉森瑙和马赛斯·俄兹博格，这两位都是当时的政府要员。因此卢森堡的死成为德国两个时代间的分水岭，也成为德国左翼丧失力量的关节点。所有那些出于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而转向共产党的人，现在对党内的某些急剧的精神衰落和政治瓦解更加失望；然而，他们更不愿回到社会民主党阵营，宽赦罗莎的谋杀者。这样一些很少被公开承认的个人反应，变成一些小的、马赛克般的碎片，嵌入历史的巨大之谜的空间里。在罗莎·卢森堡这件事中，它们也构成迅速环绕罗莎之名而形成的传奇的一部分。所有的传奇都有它们自身的真理，但是内特尔先生对“罗莎神话”毫不关注却完全正确。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任务是把她还原到历史性的生活中去。
在罗莎死后不久，左翼的所有派系都判定说她以前整个儿“错了”（正如乔治·利希海姆这位最后还坚守战线的人在《遭遇》一书中所说的，这“真是一件让人绝望的事”），但这时她的声誉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转变。她的两小册书信集出版了，而这些完全个人化的信件具有一种单纯、敏感而富于人性的笔调，经常还带着诗意的美，它们足以摧毁关于嗜血的“红色罗莎”的宣传形象，除了最顽固的反犹主义和反动分子的圈子以外。然而，接下来产生的是另一个传奇：她具有了赏鸟者和爱花者的感伤形象。于是在她离开监狱时，连看守都要流着泪与她道别——就仿佛离开了这位奇特的、坚持把他们当成人类来对待的囚犯，他们就活不下去。当我还小时就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并在后来得到了柯特·罗森费尔德（Kurt Rosenfeld，卢森堡的朋友和律师）的证实，他声称亲眼目睹了那一场景。而内特尔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它的略为夸张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被另一则流传下来的逸事所弥补，而内特尔提到了这一逸事。在1907年，罗莎和她的朋友克拉尔·蔡特金（Clara Zetkin，后来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元老”）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牺牲了，于是罗莎就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en）。”七年之后，也就是1914年2月，她有了机会去证实这一残酷的玩笑，当时她是在对刑事法庭的法官们发表一篇壮丽的演说，因为这些人指控她“煽动”民众在战争问题上实施公民不服从的策略。（顺便指出，对这位据说“一直在犯错”的女人来说，站在法庭上面对这种指控并不算坏事，因为五个月后一战就爆发了，而当时很少有“严肃人士”想到这种可能性。）内特尔先生极好地重现了这篇演说的全貌：它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2）
又过了一些年，在经历了更多的灾祸之后，这一传奇变成了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大好往昔的怀旧象征：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希望依然青绿，革命尚在前进，最重要的是，对群众力量和党的领袖的道德正直的信任还完整地保持着。这一传奇不只是在诉说罗莎·卢森堡的人格，而且也是对上一代左翼分子的品质的怀旧；在这一传奇的几乎所有细节中，都有着含混、模糊和不准确的成分，而它却在世界上到处流传，并在所有出现了“新左派”的地方再次复活。但与这一带光环的形象并存的，却依然有“爱争论的女人”、“浪漫主义者”这些说法，这些陈词滥调认为她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相信科学（她总是和别人不合拍倒是真的）。她的作品，特别是她论帝国主义的杰出著作《资本的积累》（1913），被“新左派运动”完全忽略，而当这一运动的成员开始转变成老左派（这经常发生在其成员过了四十岁时），它又迅速地抛弃了早期对罗莎·卢森堡的热情和青春期的梦想。由于他们通常并不花费心力来阅读卢森堡，更不用说理解她了，于是他们身上那种由新近获得的身份而带来的庸人主义，使他们认为可以轻易扔掉她不管。“卢森堡主义”这一名称，是在她死后由党内写手出于论战需要而发明的，但它甚至连被称为“叛徒”的荣誉也从未获得过。“卢森堡主义”只是被当成一种无害的幼稚病而已。卢森堡生前所写和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保留下来，除了她在俄国革命早期阶段时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惊人准确的批判之外，而这还只是因为“革命失败论”者可以利用这些批判，来作为反对斯大林的方便的、虽然很不充分的武器。（正如一位对内特尔此书的评论者在《时代文学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所言：“有某些卑劣的人，利用罗莎的名义和作品来作为冷战武器。”）她的新崇拜者与其说与她、不如说与她的诽谤者很相像。她对理论差别的高度敏感，她对民众的准确无误的判断，她的个人化的爱憎，这些都曾使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和别人同流合污；更不用说下述事实，亦即她从来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从未用政治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而且（正如内特尔先生注意到的）她在反对教会时很小心地避免去攻击宗教。简而言之，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
我们当然要承认，她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她是如此异端，以至于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内特尔先生正确地指出，对卢森堡来说，马克思只是一位“对我们所有人的现实的最好阐释者”，她对于他的学说并没有个人义务，因此她可以写下：“我现在有些讨厌那本受到过多赞美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了，因为其中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引自罗莎给汉斯·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1917年3月8日，见Briefe an Freunde，苏黎世，1950。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实，是现实的全部奇特和可怕的方面，而这甚至比革命本身更重要。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她“向她的朋友们推荐阅读马克思，只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非仅仅因为他的结论”。所有这些态度在《资本的积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只有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才不带偏见地把这本书称为一本“真正厚重的、自马克思逝世以来无与伦比的杰作” 引自罗莎给迪芬巴赫的信，1917年3月8日，见Briefe an Freunde，第84页。。这本“令人惊叹的天才之作”的中心主题是非常简单的。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和增长。她在被称为“第三人”的理论中找到了它，这一理论表明，实际上这种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些前资本主义地区在国家中继续存在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这些国家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这一过程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它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它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入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靠吞食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只发生一次的事件，或者只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的唯一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它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整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生产它自身的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
列宁很快就发现，这一描述无论其观点的对错如何，从根本上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基础相冲突，在辩证法看来，每一正题必然会产生它自身的反题——资本家社会产生无产阶级——因此整个过程的运动只与引起它的最初要素相关。列宁指出，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卢森堡的论点，亦即扩展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中，它为了保持自己的运作而必须吃掉其他的经济系统……这一论点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因此，卢森堡对“北非黑人之苦难的详尽描述”显然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二
从历史方面来看，内特尔先生最杰出、最具原创性的成就，在于他对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peer group）的发现，以及指出了罗莎·卢森堡对于源自“同龄群体”的波兰团体的终生的、亲密的但又小心隐藏起来的归属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被完全忽视的源头，但这并非革命的源头，而是20世纪革命精神的源头。这一背景性的群体，甚至在20年代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共相关性，如今它已经彻底消失了。它的核心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较晚被同化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罗莎·卢森堡熟读过歌德和莫里克，她有着极好的文学趣味，远远超过她的那些德国朋友），同时有着俄国式的政治结构，但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的道德标准却完全是他们自身的。这群犹太人，在东方是一个极小的族群，而在西方甚至是同化犹太人中的更小一部分。他们独立于任何社会阵营之外，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阵营，因而没有那些习惯性的偏见，并在这种真正纯粹的隔离中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荣誉规则——而它吸引了大批的非犹太人，其中就有朱利安·马尔赫莱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和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ynski），这两位后来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背景，列宁才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契卡”（Cheka）“契卡”由列宁所设立，是布尔什维克早期的秘密组织。——译注组织的第一任领导人，因为列宁希望这一组织不会被任何权力所腐蚀；不过，捷尔任斯基难道没有请求去掌管儿童教育和福利部门吗？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3）
内特尔正确地强调了卢森堡与她的家庭的融洽关系。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侄女中，没有一个人曾表现出哪怕最轻微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或革命活动的倾向，然而当罗莎必须躲避警察的追捕或者在监狱中时，他们却为她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这一点是值得写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她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没有这种背景，“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的出现就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这群人永远将别人视为平等的人（几乎没有例外），而它的隐匿的平衡器，乃是来自童年世界中的根本上单纯的经验，在其中，相互尊重和无条件的信任，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同龄群体的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是只能被称为“道德趣味”（moral taste）的东西，而它是如此不同于“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s）。他们的道德感的本真性，归功于他们是在一个没有脱节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这让他们具有了“罕见的自信”，因而让他们所进入的世界如此不安，并被当成自大和狂妄而受到了严厉的指责。正是这一背景群体，而绝非德国社会民主党，才是、并一直是卢森堡的家。这个家是变动不居的，既然它主要由犹太人组成，它就不可能与任何“祖国”相一致。
SDKPL（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其前身叫SDPK，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一主要由犹太人构成的群体，是从正式的波兰社会党（PPS）中分裂出来的，知道这一点将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波兰社会党的分裂，是由于它在波兰独立问题上的立场（Pilsudski，这位一战后波兰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是它最著名也最成功的后裔）。而在分裂之后，SDKPL的成员们变成了一种有些教条的国际主义的热情捍卫者。更具启发性的是，民族问题是人们唯一可以指责卢森堡自欺和不敢面对现实的地方。不可否认的是，这与她身上的犹太性有关，尽管在她的反民族主义中找到“一种专属犹太人的气质”当然是有些“让人不快的荒谬”。尽管内特尔先生并不隐瞒什么，但他宁可小心翼翼地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