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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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出了清晰的限制。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对这些不受欢迎的真理的反对，首先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于严格重审自身理论基础的懒惰所引起的。然而，这种懒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在其地位上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地位现在却受到了伯恩斯坦的分析的威胁。被危及的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它独立于社会，并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自身的利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将会把它又引回到德国社会中，而这种“结合”被认为如同一场革命那样对它的利益构成威胁。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5）
内特尔先生持有一套有趣的理论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社会中的“底层位置”以及它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参与政府的原因的。见《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1914，作为一个政治范本》，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65年4月。在它的成员看来，党可以“在自身中提供一种破坏资本主义的更好方式”。事实上，通过保持“在所有阵线上对社会的防御的稳固性”，它就产生出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团结感”（正如内特尔先生所指出的），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极度轻视这种团结感。这和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军队的位置非常相似，卢森堡曾在《新时代》（1901年第1期）上发表《法国的社会危机》一文对此作出非常精审的分析。“军队不愿介入的原因是，它想表明它对共和国公民权力的反对，但同时又不会失去反对的力量”，从而通过一场严重的国家政变，把自己交给另一种国家形式。无论如何，很明显的是，党员数量越是增加，它的极端狂热就越会“由于生存的原因而被煽动起来”。人可以在那种“国中之国”的状态下活得很舒适，只要他避免和社会发生全面摩擦，同时享受着这种没有任何后果的道德优越感。他甚至都不用付出严重疏离化的代价，既然底层社会只不过是一个镜中之像，一种对德国整个社会的“缩影性的反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已走入困境，这可以从反面的观点得到分析和证实——无论是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解放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事实，因而应该停止谈论没有人再愿意进行的革命，还是从另一些人的观点出发，这些人不仅从资产阶级社会中“疏离”出来，而且确实是想要改变世界。
这后一种观点就是从东欧来的革命者的立足点，他们带头对伯恩斯坦发起了攻击——这些人包括普列汉诺夫、帕乌斯和罗莎·卢森堡，他们得到了考茨基的支持，尽管考茨基这位党内最著名的理论家，很可能觉得与伯恩斯坦交往比与这些新来的外国盟友们在一起更为自在。他们所赢得的胜利是“抑抑格”式（Pyrrhic）的，它“只是通过推开现实而加强了与现实的疏远”。这是由于，真正的问题既不是理论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伯恩斯坦的一条信念中，它有些畏缩地隐藏在一处脚注里：“中产阶级——包括德国的中产阶级在内，他们大多数仍然非常健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morally）也是如此。”（黑体字由我所加）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所以称他为“庸人”（Philistine），以及帕乌斯和卢森堡认为这场论战对党的未来极其重要的原因。事实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在厌恶革命方面是一致的，“铁的必然性”对考茨基来说乃是“什么事都不干”的最佳借口。而这些从东欧来的革命者，是唯一一群不仅 “相信”革命在理论上的必然性，而且还真想去干革命的人。而这恰好是由于这群东欧人认为，社会在道德根基和正义根基方面的状况已经不可忍受了。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和卢森堡作为两个最诚实地分析了自己所见之物的人，在这一方面又是相似的（这或许可以解释她对伯恩斯坦为何会感到“隐秘的亲切”），他们都忠实于现实并因而对马克思有所批判。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早期作为，依靠的是一种双重误解。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羡慕和崇拜”。倍倍尔这位党的“元老”，从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开始直到一战爆发，都“支配着党的政策和精神”。他总是声称：“我是并永远是现存社会的死敌。”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波兰“同龄群体”的精神吗？难道人们不会从这种骄傲的蔑视中看到，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写的SDKPL吗？卢森堡花了几乎十年时间才发现（直到她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返回德国），这一“蔑视”的真正秘密，乃是故意全面地拒绝介入世界，同时集中精力去扩大党的组织规模。从这种经验出发，卢森堡在1910年后就发展出与社会经常“接触摩擦”的方案，正如她所认识到的，没有这种“摩擦”，革命精神的源泉就必定会干涸。她并不想在某个党派中度过一生，无论这个党派有多么大；她对革命的忠实首先是一项道德事实，这意味着她仍然有激情去参与公共生活和公民事务，去参与世界的命运。她由此而与欧洲的政治紧密相连，尽管这和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无关，因而完全超出了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这种对政治的关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在德国人和俄国人面前，一再坚持一种“共和国方案”。
这就是她战争期间在监狱中写下的著名的《朱尼乌斯手册》（Juniusbroschüre）的主要观点之一，这本书后来成为了斯巴达克斯团的基石。列宁并不清楚它的作者是谁，只是立即断言，宣告“一个共和国方案……在实践上意味着宣告革命——但这只是一个不正确的革命方案”。果然，一年以后，不带任何诸如此类“方案”的俄国革命爆发了，它首要的成就便是废除君主制以及建立一个共和国，而这样的革命同样也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阻止俄国、波兰和德国的同志们就这一观点激烈地反对她。正是共和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才是使她与其他所有人分离开来的最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她是完全孤立的，正如她在强调下述观点——任何情况下，不仅个体的自由而且公共性的自由都是绝对必要的——时她是孤立的，尽管这孤立并不那么明显。
卢森堡的第二个误解直接与修正主义论战有关。她误将考茨基不愿接受伯恩斯坦的分析这件事，理解为他对革命的可靠忠诚。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她曾为此带着假证件赶回华沙，因为她不能够再欺骗自己了。对她来说，这几个月不仅包含着一种极其重要的经验，它们同样也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在返回途中，她努力和她在德国党内的朋友们讨论这些事。她很快就明白，“革命”这个词“只有进入到与现实革命情境的接触”中时，才不会变成一些无意义的音节。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确信，像“与现实情境进行接触”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遥远的野蛮国度。这是对她的第一次打击，而她再未能从中恢复过来。第二次打击发生在1914年，并差点导致了她的自杀。
很自然的，她第一次与真实革命的接触，教给了她比清醒、比轻蔑与不信任的艺术更多和更好的东西。她从这次接触中获得了对政治行动之本性的洞见，内特尔先生正确地称之为她对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之点在于，她已经从“革命工人委员会”（后来称为“苏维埃”）中了解到，“良好的组织并非先于行动，而是行动的产物”；“革命活动的组织能够、而且必须由自己从革命中学会，正如人只能在水中学会游泳那样”；革命不是被任何人“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动地”爆发的；“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而“只要社会民主党不瓦解”（当时它还是唯一的革命党），就会爆发一场“伟大而强有力的”革命。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6）
然而，在1905年的革命前奏中有两个方面被卢森堡完全忽略了。首先，这里存在一件让人惊讶的事实：爆发革命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尚未工业化的落后国家，而且得到民众支持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不存在。其次，同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革命乃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结果。列宁从来就没有忘记这两个事实，他从中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革命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只要旧政体的权威被扫除，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加上一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领袖，就足以获取权力。大规模的革命组织只会带来麻烦。第二个结论是：既然革命无法被“制造”，而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环境和事件的结果，那么，就应该欢迎战争。列宁在一战期间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他的摘录和评注在20世纪50年代由东德出版。按照维尔纳·哈尔博格（Werner Hahlberg）的论文《列宁和克劳塞维茨》（载《文化历史的本原》卷36，柏林，1954）的说法，列宁开始考虑下述可能性时，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战争引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瓦解，可能会取代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而成为革命的起因。这第二个结论是卢森堡在一战期间不赞成列宁的根源；而第一个结论则带来了她对列宁在1918年俄国革命中采用的策略的异议。这是由于，从始至终她都从根本上拒绝战争，无论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在其中她只能看到最可怕的灾难。战争违反她的天性（grain）。在“组织”这一问题上，罗莎并不信任一种在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胜利；的确，她是如此不信任那种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至于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如今，许多事件不是已经证明她是正确的吗？而她所预见到的“道德崩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不正如她所理解的那样，要远远大于“在对抗更大力量、不顾历史情境的诚实斗争中遭受的任何政治挫败”？既然恐怖“败坏”着所有的人，糟蹋着所有事物，那么，唯一能用来拯救这一切的方式，难道不是“公共生活自身的学校，亦即最开放、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吗？
她过早的逝世使她无法看到她是多么正确。卢森堡去世三年后，保罗·列维（约吉谢斯之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袖）出版了她对刚发生的俄国革命的评论——那是她在1918年写下的，前面题有“only for you”——也就是说，她并不打算发表它。不无反讽的是，这本小册子如今成为她的著作中唯一仍被阅读和引用的书。下面一些著作可以在英文书中找到：《资本的积累》（London and Yale； 1951）；《回应伯恩斯坦》（1899），（Three Arrows Press，纽约，1937）；《朱尼乌斯手册》（1918），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为书名由Lanka Sama Samaja Publications of Colombo出版，Ceylon，1955，很明显是以活页形式发行，它最初在1918年由“社会主义者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在1953年，Ceylon的同一家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群众斗争、政党和贸易联盟》（1906）。对于德国和俄国的共产党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因此假如列宁尖锐和激烈地回应它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但是刚好相反，列宁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用一个恰当的俄国古代寓言来回应：一只鹰有时候可能飞得比鸡还要低，然而一只鸡却永远不可能飞到与鹰相同的高度。罗莎·卢森堡……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于是他就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著作的完整汇编”，亦即并不从中过滤掉她的“错误言论”；同时列宁还斥责德国党内的同志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这些事发生在1922年。三年以后，列宁的继承者们决定将德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因而下令“对卢森堡的整个遗产进行一次专门的批驳”。这项任务被一个叫露斯·费希尔（Ruth Fischer）的年轻党员愉快地接受了，她刚从维也纳来到德国。她告诉德国的同志说，罗莎·卢森堡及其影响“不亚于一种梅毒病菌（a syphilis bacillus）”。
革命的阴沟被翻了出来，从中冒出的是曾被卢森堡称为“另一类动物品种”的人。根本不再需要什么“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社会主义的叛徒”，就足以摧毁同龄群体的少数幸存者，并把他们精神的最后残余埋葬在遗忘中。不用说，他们再不会出版卢森堡著作的完整汇编了。二战以后，一本“有着详细评注的、强调她所犯错误”的两卷本选集出版，书中还附有一篇由弗雷德·厄斯纳（Fred Oelssner）执笔的《对卢森堡错误体系的全面剖析》，这篇文章很快就“陷入了不知所云”，因为它“过于‘斯大林主义’”了。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列宁所需要的，而卢森堡的著作再也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教育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方面发挥作用了。
斯大林死后，事情开始起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并未在东德发生。东德的特征是，对斯大林主义历史学的修正采取了一种“倍倍尔崇拜”的形式。（唯一反对这种新套话的人是穷老头赫尔曼·东克尔 ［Hermann Duncker］，他是最后一位高尚的幸存者，还能够“回想起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期，那时我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弗朗茨·梅林，并与他们一起工作”。）然而，尽管波兰人1959年出版的两卷本《卢森堡选集》“与德国那部选集有部分的重复”，但波兰人“去掉了她从列宁去世以来一直背负的恶名”，1956年以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波兰出版热潮”。人们愿意相信，对罗莎生平和事迹的姗姗来迟的承认依然可以期待，正如人们愿意期待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科学教育中，最终获得她自己的位置一样。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