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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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周的同志们组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队伍。领导革命委员会的那个人①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爱戴。周的精力放在军事上，他坚信没有军事的胜利，政治就是空话。李立三同意这种观点。张国焘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党内的意见分歧远远超出了共同的目标范围。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８月１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也因他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８月７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周缺席。不过，他还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职务。
９月２４日，周的部队抵达汕头港。时值鲁莽的南昌起义近两月，在这里周接到上海党总部的命令：放弃这座城市，同农民联合，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事到如今，他还是不让步，坚决要求到前线指挥战斗。但他未能如愿。在国民党陆军与海军向广东开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体有病，发着高烧。
周命令张国焘和李立三回到共产党总部。他说：“你们两位必须立刻离开部队，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这儿，见机行事。”“你的病好一点了吗？”张问。“你应当第一个离开这里，因为你有病。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紧。我能够坚持住……我们别争了，咱们最好快点行动。前线局势吃紧，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队。”周轻声说。
由于部队数量及实力受损，周下令向海陆丰撤退。这里是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在香港东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只有８周前的一半。国民党封锁了他的突围线。战斗中，他失去了几十筐银元，这是他的储备。
担架员放下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叶挺、聂荣臻跟着他，半架半拖地带着他沿一条沟前进。他勉强答应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疗。
周乘一条租船来到了香港。据说，他身无分文，高烧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辖的城市又一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残害。在与朋友联系期间，有好几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着和黄包车夫一样的东西。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周应当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周的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报道说，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诺认为他逆水而上，到广东组建广东政府去了。而斯诺的同伴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断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周在香港停留了两周，身体恢复后大概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上旬来到了上海，承担了党的重任，并受诗人瞿秋白的领导。负责党的工作的新同志们发现，要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官方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１０月，在周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称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而一个月后，有人又把这一事件斥责为“军事机会主义的不成功尝试”。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结果，中央没有因南昌失败而处分他①，甚至还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负责军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过这些办法，他的结局比他的南昌起义合作者李立三与张国焘都强多了。不过，后来跟他俩不同的是，周强忍住没向中央提交南昌起义的辩解报告。他尽量表现得很冷漠，对那些争吵很超脱，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胁。这使他在受挫后，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振旗鼓。最终，１９２８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新为南昌起义平了反。它被承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一次正确军事行动。
在一般人眼里，周现在毕竟胜过多数同志，这是党内许多人和俄国顾问们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苏联而不是在法国留学的话，那么，在暂时忍受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之后，他这时可能在党内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最后还是一位受共产国际偏爱，受过苏联教育的人占据了这一高位。周拥护自己的同志独立于国民党，然而，他却不得不认真对付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毛泽东是钦佩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这时毛都比周低几级。自从他们在广东匆匆相遇以后，彼此很少联系。后来，实际上却是毛肯定了周在红军创建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的一项新任务是负责监督顾顺章的秘密人员打入当地警察总部。８个月前，顾曾负责过上海起义。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作为秘密的青帮成员，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动之前得到情报。
返回上海，给人带来了一点欣慰。１９２７年底避开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后，邓颖超赶到了丈夫身边。上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们夫妻团圆了，在当时周所住的位于威海卫路的一座西式小房里安顿了下来。
第二部 奋斗第5章 长征路上（1）
周恩来放弃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破碎梦想，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军大撤退。这一壮举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除了避开敌人以外，红军没有既定的目标。离开江西根据地时，周的手下有１万名共产党员。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长征最终会行程二万五千里，横越１１个省，跨过雪山与激流，穿过沼泽与森林，途经土匪聚集区、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区和缺粮区，在这里他们有时甚至只有靠吃自己的皮带才能维持生存。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
他失望吗？后悔吗？他那发动一场革命的希望再次落空了。这时他才明白，他只好同那些观点与经历都极不相同的人联合战斗了。他或许猜测到，即使俄国的帮助确实能实现的话，它也会带有操纵性。
他又一次携带几件随身用品踏上了征程。警卫员扛着两床毛毯、一床被子、一个包。包里装的是换洗衣服和一件羊毛衫。这样的话，还可以用它当枕头。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铜墨水盒及他那个人们熟悉的长方形公文包。包里保存着他用过的铅笔、地图、指南针、夜晚伏案工作用的放大镜。长征途中，他的夫人邓颖超大部分时间都患着结核病。有一段时间周本人也不得不躺倒在担架上。
周率领着中央纵队，包括根据地政府机构（一个印刷厂、修理厂及造币厂），还有军事指挥部及所有妇女儿童。毛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部队携带着易受攻击的辎重，在中国南部翻山越岭，一直向西部山区挺进。为了减轻负担，造币厂和印刷厂等沉重装备一个一个地被丢弃了。
第一军团没带地图就向困难的农村地区进发了。结果，他们不得不返回加入中央纵队。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时间，也使国民党的追踪更加逼人。周对毛的抱怨给予冷静解答，说这种错误是情报有误所致，领导是无可奈何的。
有一次冒险行动是横渡湘江。这次渡江损失了很多兵力，但突出了蒋介石的封锁线。不久，他们到了贵州。在这里的一天晚上，周遇到了一场大火，一名敌人的纵火犯点火烧了周住的房屋。警卫员不得不引他逃离险境。
在贵州边界的黎平，他们就是否改变方向，向北进军，并趁身后的国民党部队不备之际溜走等展开了争论。毛断然反对向北这一提议。他坚决主张继续向西，深入贵州境内，那里的国民党部队防备稍弱一些。这次，周加入了反对李德的行列。总之，他是被李德的个人习惯所激怒了，不仅是他的好色（长征途中，他身边曾带着一位“中国夫人”），还有他不停地要烟要酒，而这些东西已越来越难弄到，价格也日益昂贵。因患疟疾，李德只好不出席这次特别会议。他回忆说，当他询问周会议的最后决定时，“他很不耐烦地作了回答。这一举动在这位如此沉静、自制的男人身上是不同寻常的”。
但是，饥饿使他们得以和平相处。因为这个省粮食匮乏，红军一来，当地居民全跑了。
天一片漆黑。为了让身后的同志跟上队伍，夜间行军时每人都在背上系一条白毛巾。有一次，周的警卫员摔了一跤，把他放在周书包里的粮食撒了一地。周让他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去。警卫员后来充满歉意地说：“我弄到了一点烧谷子，你要一点吗？”
“烧谷子？”周怀疑地问。“好吧，给我一点。”这总比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强多了。
１９３５年新年，周来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这时天下着大雨，周全身湿透了。他跟毛一起坚决要求李德下令停止前进两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局势。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这一遵义会议成了当代共产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会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开始只是临时的，但毛确信自己的位置以后是会得到认可的。作为党的头号人物，他再也无需向任何人让步了。
遵义会议在毛对军事指挥问题发起不断攻击之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军事指挥，原则上讲是由李德掌握的，也有他的中国同志参与。后来，朱德将军也对毛的抱怨给予了决定性的肯定。博古站出来为官方的领导工作辩护，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辩护。
鉴于博古曾训斥人们看不到党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并明确批评了毛泽东那一部分人的毛病在于其狭隘的农民基础，周坦白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领导们的战略错误。这使他们甚感惊讶。不等别人说话，周就接着建议毛从事红军领导工作，“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救他们脱离批评的漩涡。周没有诿过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这些人都曾相当认真，逐字逐句地像教师般地解释过撤离江西根据地的道理——包括后来对共产党不利的诸多客观因素，如国际上对蒋介石的支持，共产党力量在国民党中国的薄弱。与此相反，周则强调主观因素，包括党在群众中及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的不适当的政治工作；游击战在兵力部署上的失误；各种战术上及行动上的军事错误。韩素音写到，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我们应当听他的”。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会受到大家钦佩的。正是这样，周逃脱了批评，而博古和李德则未能幸免，这样就有可能使毛泽东把红军内的不满者的批评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周本人则受到了宽恕。
由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
在遵义，毛主张的决议总算通过了。决议审查了“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等同志所犯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错误定为在反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单纯防御路线。还有一个次要的错误是，在江西突围中以安全为借口，忽视了政治动员工作。
毛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胜利。周仍是红军总政委从事军事的领导。但是，毛的这一胜利只是险胜。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人们可能以为周对自己与毛的政治联合会感到难堪，其原因不仅在于那几年他曾批评过毛，也在于毛不赞同周所向往的那种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周曾希望过某种超越狭隘的农民眼界的更高级、更城市化的东西。
作为一名外国人，李德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是准确、公正的。据他说，当周确实站到毛的一边时，他“至少部分地违背了他那良好的判断，成了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正如埃德加·斯诺两年后所指出的那样，周后来再也没有动摇过对毛的忠心，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以“毛的行动计划的最得力的执行者”而闻名，同时又被称为“管家”——一个执行家长命令的人。据一位同志说，毫无疑问，周在遵义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没有野心，所以毛才能把他当作一位“老练”的参谋而不是当作对手接纳了。
从某种角度说，因为克里姆林宫选定的中共王位接班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王明对毛构成了威胁，所以周才能较顺利地进入毛的圈子。毛王之间的敌对，被联合起来击败国民党围剿的需要所遮盖了。周从未亲近过王。他支持王也不过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或战术上的原因。因此，毛对周独立于王的集团是十分放心的。
遵义会议上，周同自己的追随者即所谓的黄埔派关系的疏远，是影响周与其党内伙伴们关系的又一个因素。黄埔派现已包括许多才华横溢、颇有影响的人物，在遵义那种进退两难的特殊军事环境中，周不会指望他们的支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红军官兵们当时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领导：他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略，对于红军即将扎根于其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
红军领导人之一的林彪后来指责毛在遵义会议后所采取的“见敌就跑”政策的“破产”，而周的态度却很客观。他镇静地说，你们应当“走着瞧”。
周的思想的这一大转变，很像是汕头往事的再现，而且在战斗失利时把指挥权交给自己的主要批评者，这种做法不失为一个良策。再说，当时周的身体欠佳，无力担负长征所需要的领导重任。
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却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