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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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策条文富有伸缩性，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保，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打，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了。政治课教师朱元寅先生是因为有点抗上思想而被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复旦开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西光没有获得全票，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很愤愤地说：有人竟不投西光同志的票，党性到哪里去了？朱元寅也是党代表，他说：我是选杨西光同志的，但有人不选也是可以的，这是他的权利，无可指责。主任认为他的党性不强，立即对他进行帮助，但朱元寅那时年轻气盛，偏要认死理，不肯认错，而且还辩论起来。这种抗上思想在当时是一大忌，也就种下了祸根，反右运动中就被罗织了罪状，加以批判。尽管在他的五六条材料中没有一条够得上划定右派标准的，而且他所属的党总支里，也有几位委员不赞成将他划为右派，但上面执意要划，他也就终于被划为右派了，那几位持反对意见的委员，还吃了批评，说是思想右倾。
但对持反对意见者这样批评一下，而没有撤职查办，还算是轻的。我有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在别的高校读书，做了年级党支部书记，在当时算是很突出的人物，因为对同班同学深有了解，在打右派时有点手软，即被批评为“同情右派”，在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叫她留下来办学习班，也被定为右派，再遣送出校门。
那时，不但教师中打出许多右派，而且在学生中也每个班级都有右派名额。北大学生中打出了谭天雄、叶于泩，人大学生中打出了林希翎，都具有全国影响，复旦自然不能落后。首当其冲的是物理系四年级（57届），何新民、张静甫、施伟达、马明敏、王海容等12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班总人数36名的三分之一。毕业之后，还要留校考察，亦即劳动改造，分为一年、两年、三年三等。马明敏是考察三年，但实际上直到1961年才分配到上海科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被剃了阴阳头游街，弄得她几乎自杀；王海容分到华东师大二附中教英语；张静甫先是在电光源实验室劳动，后来分配到复旦附中；施伟达则一直没有分配，在实验室里做一些打杂工作，每月发生活费30元，直到右派改正。
其次就是中文系二年级（60届）的黄任轲、张瀛等人。黄任轲是烈士遗孤，父亲为共产党打天下而牺牲了，母亲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黄任轲受批判时，他母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儿子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并要求儿子认真改正错误，文章写得很有感情，令人看了着实感动。却不料这封信受到中二左派的轰击，说她在包庇儿子，弄得黄任轲的母亲非常尴尬，还作了检讨。黄任轲成为右派之后，被押送到复旦的下放劳动基地葑溪乡从事体力劳动，与我和其他两位教师同住在一个房间，由一位党员负责监督。我们有半年时间的接触。我看他是书呆子一个，根本不懂政治。据说他是因为从小喜欢读鲁迅著作，读得对现实不满起来，而且对现实批评得非常尖刻。但那时他已不读鲁迅的书了，劳动之余，在看钱钟书的《谈艺录》。他劳动很认真，不久便成为一名强劳力。后来调回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他母亲对此事很伤心，而且由于感情上的需要，又认领了一个干女儿。黄任轲是直到右派改正之后才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但似乎已没有先前那股灵气了。张瀛的命运更惨。他是公认班级中古典文学基础最好的学生，深受蒋天枢教授的赏识，但毕业后分配到边远省份，又处于基层，不但没有发挥专长的余地，而且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议论林彪的短长，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实在受不了折磨，据说在一次劳动中跳进烟囱自杀了。哀哉！
与黄任轲一起押到葑溪乡劳动改造的，还有物理系的一些右派。其中有一位曾经逃跑，于是领导上发动同系的下放干部回市区追捕，偌大一个上海，怎么能追捕得到？后来听说他冲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但却被当作暴徒，通过外交途径要了回来，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反右运动时，我们是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书记是同班同学唐维生，他是一位南下干部，学历不高。进城之初，领导上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就调了一批人入学读书，先从工农速成中学读起，再进入大学学习，叫做工农调干生。老唐就是一名调干生。他本来跟班就有一定困难，后来又忙着谈恋爱、结婚，学习成绩当然不是很好，班级工作也时有疏忽，在鸣放时难免被同学提意见。但老唐为人善良，胸襟也很开阔，对这些意见不以为意。反右运动开始后，他认为本班没有右派分子，只有些错误言论。至于对他个人的意见，他觉得都是善意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不料这样一来，却受到低年级左派们的攻击，说中四如果不打右派，我们就要来冲，我们就不相信中四没有右派！结果中四党支部只好自己动手，打出了叶鹏、王禹之、冯可文三名右派。叶鹏是我们班级的才子，在读书时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又与低班女生相爱，才子佳人，同进同出，很受人注目，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河南山区教小学，三年灾害时差一点饿死，不过总算挺过来了，80年代当了洛阳师专校长，退休后重理旧业，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王禹之志在研究古典文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上学时就买了不少线装书，还自己带来一张小书桌，放在拥挤的宿舍里，认真地在那里做学问，当然也谈恋爱，但不问政治。他是独生子，母亲是寡妇，本应照顾在上海工作的，但打成右派之后，还是分配到外地，后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病得差一点死掉。后来平反、改正，回到上海，他来看我，坐下来就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那位爱人的下落。我虽然也多年未见那位女同学了，但情况是知道的，就如实告诉他，这位女生早已结婚生子，他听了很失望，只好颓然而返。冯可文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谈，不知何以也有右派言论。至于唐维生，大概因为右倾，毕业后也留校了一段时期，但因为出身成分好，而且还有革命经历，所以没有打成右派，但档案里还是塞了材料，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之后不久，就被定为右倾分子。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8）
以政策来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年间，政策会如此多变，而且变动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却是值得思考之事。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进入了解冻时期，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动向。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是历数斯大林的罪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在西方，有许多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在东欧，则产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即所谓“波匈事件”。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思考。
对于国际上的这场变动，毛泽东曾以很轻松的口吻，引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句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实际上，他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变动，特别对于波匈事件，是极其重视的，深虑这股风吹到中国，将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会激起巨大波澜。后来他又将文化界的改革分子们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即是这种意识的表露。
他必须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法寻找自己的路径。前者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者则针对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量存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什么都归结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是，要通过鸣放、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行。而如果只把民主当作是一种手段，而否认它作为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就会使得双百方针从根本上就无法实行。同时，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潮，也难免使他忧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势力。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就有些自由主义者出来提倡第三条路线，也就是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种政治力量，颇有问鼎之势。1949年发表的五评《白皮书》文章中虽然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敲打了一下，但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现在，政权已经稳固，而自由主义者的潜在威胁还很大，就准备对他们放手一击。否则，万一形成波匈事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阳谋”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者，即为此之故也。
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身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看作修正主义温床的缘故。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那篇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把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称作万恶之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斗争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了。
然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正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批判了个性主义，打击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杀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右运动之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思想受到打击之后，群众再也不敢向领导提意见了，失却监督的权力自然会更加霸道。人与人之间也失却了信任，不敢再讲真话。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师不敢倾诚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以打小报告为晋身之阶的左派积极分子。反右运动以前，我们这些学生是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的，在闲谈中所受到的启发，往往比课堂中听课得益更大。反右之后，教师对学生不得不加提防，师生关系一直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密切程度。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大受摧折，这也影响到社会正义的培养。这些变化，正应该深入认真地加以总结才是。
第二部分跃进岁月（1）
大跃进是1958年从农业战线开始的，但很快就带动起各行各业，出现了全面的跃进局面；而且时间上也不止于1958年，接着还有“继续跃进”，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更是跃个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面大饥荒的出现，才被迫停顿下来，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
复旦大学跃进大会现场。大跃进从农村开始，不久就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文教战线自然不能落后。跃进大会上动员、誓师，热气异常高涨，会后就开始通宵苦战。
复旦是重点大学，先进单位，在大跃进年代里，更是一马当先，时常有点创造发明，影响所及，遍于全国的文教阵线。往事虽然只越过四十几年，人们却早已将它遗忘。然而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你不肯认真地对它加以总结，那么它必然会化为一种惰性，影响今天的行动。与其让历史左右现实，还不如对它加以正面的认识。
红专辩论与深挖个人主义思想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和“大批判开路”等口号，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批判“反冒进”思想开路的，农村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拔白旗来清除障碍的，高校要开展大跃进运动，除了拔几面白旗之外，还全面开展红专大辩论，深挖个人主义思想，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彻底。
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清路工作。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发表，捧场者就出来赞道：地基已经清理出来，道路已经开辟好了，文艺上的千军万马可以纵横驰骋了。
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必须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对象，不可能全面铺开。待到反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全面深挖个人主义思想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还在1957年下半年，复旦就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红专大辩论，目的在于清算教师中的单纯业务观点。因为在领导上看来，这种偏重业务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教师本来就是从事文化科学专业工作的，业务不好，何以教人呢？这一层意思，无论如何总是想不通。不过大家鉴于反右运动的经验，不敢明确地说出罢了，只有数学系一位姓徐的教师，因为得过一个什么数学奖，1956年参加过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还有些政治资本，他发言说，大学教师首先要把业务搞好，在专业上应该成为拔尖人才，否则，就谈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政治上，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行了，一般教师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政治工作。此论很受教师们的欢迎，不料却被一位政治课教师批评为中派观点，——还好，没有当作右派观点。据这位左派教师的意见，教师首先在政治上要红，其次才是专业知识。不过他始终没有说明，缺乏专业知识如何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到得1958年，在学生中也展开红专大辩论，听说辩论得很热烈，当然也是“红”字派占上风。
我参加过三四回这样的红专辩论会，虽然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