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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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民族还有北方的高丽、扶余、乌丸、柔然,西域的昭武九姓、龟兹、于阗、疏勒、车师、吐火罗,南方的巴、獠、狸、蛮、奚、濮等族。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中原汉族也大量南迁江南地区,成为当地的大姓,著名大姓陈、林、黄等姓就是在这一时期南迁的。北方地区涌入了大量的鲜卑等族人,与当地汉人混居,形成新的华北地区的汉族和产生了一批新的汉姓。
汉族第三次大融合时期是在唐宋,唐朝推行的是民族平等政策,外族与汉族通婚十分普遍,从而加速了外族汉化的速度。这个时期融入的外族有北方的疏勒、突厥、回纥、薛延陀、黠戛斯,西部的吐蕃、吐谷浑、羌及西域诸国,东北的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沃沮、契丹、奚,南方的南蛮、乌蛮、白蛮等族。中原百姓几次南下大迁移,集会江南,开发闽粤,在岭南形成了汉族一个分支——客家人。南宋时,经济、政治中心移到江南,南方人口剧增,密度首次超过北方中原地区。从此以后,汉族姓氏在南方得到飞速的发展,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大姓望族。
元代中国姓氏又是一次大变革,这次中国吸纳了来自遥远的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各族。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钦察人、康里人、畏吾儿人等新鲜血液进入中原,同时,西夏、高丽、契丹、女真、蒙古、吐蕃、安南、大理等少数民族也从原住地散居到全国各地,与汉人杂居,最终多数融入到汉族之中,这是汉民族的第四次大融合。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成为中华大地的统治者,汉族遭到了从未有过的虐待和屠杀,人口急剧地减少。宋金时期全国人口已达1亿,而元朝初期的全国人口仅剩5500余万。后来元朝统治者逐渐恢复生产,人口逐渐增加,到元顺帝时为元朝的人口顶峰时期,人口才不过8700万。当时汉族的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元宰相伯颜曾一再建议杀灭汉人五大姓,所幸元顺帝没有允准。元末天下再一次大乱,群雄纷争。明初的人口再一次减少到6000万,汉姓的数目达到2000个左右。
清朝是汉族第五次大融合时期。清朝采取民族和睦政策,发展农业,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全国人口从清初的8000多万,到清道光年间人口达到4亿。清朝期间,北方地区的满、蒙以及东北地区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纷纷改用汉姓,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清政府的“改土归流”的政策之下,纷纷采用汉姓。各地汉化的速度加快,中国姓氏再一次获得了扩充,姓氏数目达到2800余个。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起正式称为“中华民族”。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国土上的56个民族,各族之间平等友好相处,互相自由通婚。汉字是全国的通用文字,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人使用汉姓。目前正在使用的汉姓有3500个左右。
上面说的民族迁移,大多是以姓氏为单位的,这与现在一人一户的迁移不同。因为是整个家族的迁移,姓的分布也就出现了流动,也就有规律可循了。
经过多年的迁移,至宋代姓的分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南北差异。
据袁义达教授的研究,宋朝的姓氏分布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区域:现在南部的广东、福建为一区,北部的14个省为又一区。这两区域间的遗传距离十分大。北部14个省又明显地划分为两块,其中浙江、江苏、江西和安徽四省形成了东南地区人群,其聚类的顺序反映了古吴越民族与中原地区南下人群混合的历史痕迹。剩下的10省进一步可划分成两块,其中湖南和广西两省组合在一起,在宋朝时该地区是一块很荒凉的“蛮”地,其余的8个省包括了全部北方省份和西南省份,其特点是,北方省区和西北省区的人群之间的姓氏遗传距离都较小,反映了该地区人群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移、混居和融合,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北方人群。而西南省份的人群在历史上一直主要与北方省份进行人群交流,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姓氏与北方基本相同。
自宋代形成的姓氏分布差异,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中国汉族的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以及明显的分界地域在南部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29个省市区分为南北两大块:南方汉族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四省一区(包括香港、澳门)。北方地区的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和河南之间的遗传距离很近,都聚集在一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新疆聚在一起。安徽的姓氏分布表明其属于北方,但又接近长江流域的省份,所以安徽最后与北方的省份聚类。长江中上游的省份湖北、四川、湖南、贵州、江西、云南先后聚类在一起,形成一个亚群体,然后与北方的人群聚类。东部的浙江、江苏、上海聚类在一起,与南方的群体有一定的渊源,但几千年的进化使这一地区的人群更接近北方,所以最终与北方地区聚类。青海最后与北方聚类在一起,而不是先与陕甘宁聚类,这可能与青海的姓氏样本有关,青海的抽样点为西宁,西宁为解放后东部移民大西北的主要地区,所得到的样本可能为原先的上海和江苏地区的移民。
袁义达的研究表明,我国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地域分界线是武夷山和南岭,而不是长江。
中国古代婚姻半径较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极易形成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这又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现象: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
赵姓是一个北方大姓。在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赵姓比例可以高达5%到6%,但在更多的地方,赵姓都是在3%、4%左右,比如在首都北京赵占总人口的29%左右,与杨、陈相当,为北京第五大姓。在长江以南,赵姓仅仅在四川、浙江的一些地区分布多些,如浙江诸暨,而在福建、台湾,赵姓比例只有04%。
陈姓在广东占9%,甚至更高,在湛江市区,陈姓比例甚至高达14%,虽然川、渝、云、贵、湘、赣、鄂等省市陈姓也是大姓,但比例远比华南、东南低,约在4%到5%左右。过了淮河特别是黄河以北,陈姓比例下降到3%到25%左右。
黄姓也是南方的大姓,在广东、福建、台湾、广西、香港、海南都是第三大姓,比例在6%到7%之间,但过了黄河就不多了。在山西、河北的一些县志里,黄姓只占02%、05%,甚至更低,可以说,当今中国黄姓四分之三都在长江以南。
林姓是极为典型的南方大姓,我国林姓总人口约在1600万。闽方言区的福建、台湾、广东潮汕地区就占去了500多万人,即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北方地区并不很多。
朱、沈、顾、陆、徐、钱、俞、蒋等都是江浙地区相对常见的姓,占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徐、朱、沈分别是上海的第五、六、八位大姓。东北人中曲姓不少,但出了东北,曲姓就相对少了很多。于姓在东北人的比例也比全国高。大部分熊姓都是江西人、湖南人。罗姓以湖南居多,韦姓以广西居多,马姓以西北居多。
研究姓氏的分布,对探究我国历史、文化,揭示我国人口遗传密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三国人为什么都是单字名?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三国人为什么都是单字名?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第一部分改名风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