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0-大国的兴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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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在外界压力面前没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两个主要历史事件以许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采购军火刺激了铁、钢、煤和木材行业，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着金融业，而新出口市场的开辟则促进了某些工厂的生产，正像法国的“反封锁”使其发生萧条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前有关英国工业化在那几十年发展迅猛的概念是夸大其词的。当然，有些事实还是明摆着的，在那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发展。生铁产量在1788年仅有6。8万吨，到1806年猛增到24。4万吨，而且在1811年进一步增至32。5万吨。战前还几乎是新行业的棉纺织工业，在以后20年中增长很快，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纺织产品成为不列颠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如果不同法国打仗，这种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否会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依然在迅速增长，因而有助于承担皮特及其后继者为支付战费而造成的重负。例如，关税和消费税收入，从1 350万镑（1793年）猛增至4 480万镑（1815年），而新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则从1799年的167万镑［8］增加到战争最后一年的1 460万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1793—1815年间，从直接和间接税中获得了高达12。17亿英镑的收入，而且它还在保持其良好信誉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继续筹集了4。4亿镑的贷款。这使财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仑极为惊诧。在战争最后的关键几年里，英国政府每年借款超过2 500万英镑，使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诚然，英国人被课征的捐税超过了18世纪的官僚们可以想像的极限，而且国债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1789—1815年间法国的经济状况，及其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旧王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无疑在一段时期内削弱了法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为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此外，旧制度下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国内的关卡税被扫除一空。而拿破仑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法国经济向现代化迈进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长、国家支出的刺激、关税保护的加强和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刺激了法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恢复了君主制度的许多特点（例如，对私人银行家的依赖），也没有阻止法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但是，比起英国来，法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农业没有多少改进：封建领主被其农民所取代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扬的农业政策，如大力生产甜菜（用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极其有限。落后的交通意味着农民仍被束缚于地方市场，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上守旧的条条框框还存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那里，例如在制铁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大企业的建立还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是畸形的，是在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下取得的。例如，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陆体系”，它保持法国免遭占有优势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被法国的高关税拒之门外的中立国和卫星国的竞争了）。同时，它还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这是因为拿破仑对邻国的征服，将“法国人”的数量从1789年的2 500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4 400万人。但是，这些因素被原棉的匮乏和高昂的价格，以及从英格兰引进新技术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总的来说，由于“大陆体系”的保护而避免了同国外的竞争，在战争结束时法国的工业明显地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
英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法国经济向内向型转变。法国经济中的大西洋贸易部分，是18世纪增长最快的部门（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催化剂，现在却越来越受限于皇家海军的封锁。特别是圣多明各的丢失，对法国大西洋贸易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资也相继丧失。1806年后，就连通过中立国船只进行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波尔多港受到沉重打击。南特港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内地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替代贸易伙伴的马赛，也眼看着它的工业产量从1789年到1813年降到原来的1/4。相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如阿尔萨斯的陆上贸易却比较有保证。但是，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如种植葡萄的农民和棉纺工人，从受保护的环境中获利匪浅，但对因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大西洋上的贸易被“非工业化”了，同海外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法国经济只好朝内面向农民，面向小城镇的贸易，转向地方化的、没有竞争力的、规模相对说来较小的工业。
《大国的兴衰》 第三部分赢得战争（1763—1815）（6）
在经济保守、有时是明显停滞的状况下，法国的财力居然能支撑它打几十年的大国战争，这种能力更显得了不起了。虽然18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动员是一个现成的原因，但这还无法对拿破仑时代的情况作恰当解释，当时法国需要供给一支超过50万人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万新兵）。1807年军事开支至少达4。62亿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亿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绝对无法对付如此庞大的支出。直接税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征收，这是拿破仑恢复旧王朝对烟草、食盐和其他商品征收间接税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直接税、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消除每年数亿法郎的财政赤字。的确，法兰西银行的建立，连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设施和机构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隐蔽的纸票政策，从而保住法国的财政信誉，尽管皇帝宣称他对借贷深恶痛绝。即使这样，财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额只能靠别的来源弥补。
实际上，拿破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来维持的，虽然掠夺的数额是无法计算的。在国内，开始没收并拍卖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革命的战斗将法国军队推进到邻国领土时，似乎外国人就自然应该出钱供养法国军队了。简言之，法国是靠以战养战。靠没收战败国王室和封建贵族的财产，靠直接掠夺敌人的军队、要塞、博物馆和资源宝藏，靠向敌人索取以金钱或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靠在卫星国领土上驻扎法国部队并要它们为其部队提供给养等等，拿破仑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军事开支，而且实际上，他还为法国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在法国鼎盛时期，拿破仑在这些特殊领地的行政长官们聚敛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其卫星国和被征服国家的掠夺。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战败后，哈布斯堡帝国都被迫割让领土，并支付大笔战争赔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1/2的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所有这些给法国带来两方面好处：将大部分法国军队驻扎在本土以外；同时使法国本土的纳税人免于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法国军队在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体系似乎就坚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经常自诩道：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么，拿破仑是怎样被打垮的呢？不列颠陆军人员不足，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而法国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单独向法国发动进攻，都注定要失败。普鲁士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没有能阻止气急败坏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重启战端。尽管奥地利在埃克缪尔和阿斯平之役中顽强奋战，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使维也纳被迫再次求和，给法国及其盟国割让更多的领土。法军在战胜了奥地利之后，旋即挥戈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叛乱。似乎哪里一出现对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尽管不列颠在海上对其敌人也同样残酷无情（不论是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战（1807年8月）。但是英国人仍然倾向于在小规模的袭扰中白白浪费掉它宝贵的战争资源，如英国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合时宜的进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军损失惨重的瓦尔克伦战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懈可击的时候，法兰西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第一个严重的裂缝。虽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但法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在埃卢战役损失1。5万人，在弗里德兰战役损失1。2万人，在巴伊伦有2。3万人阵亡或投降，在阿斯平的伤亡人数高达4。4万，另外在瓦格拉姆还有3万人伤亡。久经沙场的部队越来越少，至少在法国近卫军以外的部队中是这样。例如，1809年拥有14。8万人的日耳曼军团（不包括近卫军）中有4。7万人是不够年龄的壮丁。虽然像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资源自然在减少。而神秘莫测的沙皇仍然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甚至顽固而心存怨恨的奥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战败之后，仍然掌握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死里逃生的军队”。
此外，1808年冬拿破仑率兵进入西班牙并没有像皇帝想像的那样就“解决”那场战役。当他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时候，无意间促使当地人民同法军展开游击战。这种打法更难于对付，并且还加重了法国后勤供应的困难。由于当地人民拒绝供应粮食，法军更严重地依赖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补给线。此外，在开辟西班牙战场、特别是葡萄牙战场的时候，拿破仑无意间选择了仍然谨小慎微的英国人可以直接同法军作战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英国人在初期还只是试探性地派出少量军队同法军作战，但随后当他们看到威灵顿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岛的地形和英国的制海权，以及最后运用人数日益增加的职业军队遏制并削弱法军的势头时，他们的信心增强了。1810—1811年间，马塞纳的大军在向里斯本枉费心机的进军中，伤亡2。5万人，最先表明，这颗“西班牙毒瘤”是没法割除的，即使后来法国向比利牛斯山以南派出了30万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
除去削弱法国，西班牙事件同时还从商业上及战略上缓解了英国身上的负担。在英法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方作战，这不仅从陆上威胁着直布罗陀，从海上威胁着英国海军霸权地位（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方式），而且还影响到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而不敌对的西班牙表明所有这些压力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当兰开夏和米德兰的产品重新回到它们过去的市场的时候，大陆体系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就极大地减轻了。到1810年，英国出口总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 800万英镑（1808年是3 700万镑）。尽管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而且日渐被法国封闭波罗的海以及英美两国关于英国强制美籍水手参加英国海军和封锁大陆的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经足矣。在欧洲正要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时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仑大陆以外的大敌。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矛盾体之上的。不论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是非曲直如何，一个宣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现在正在其皇帝的领导下，征服非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没收他们的货物，损害他们的贸易，向他们索取巨额赔款，征收重税，并且还征召他们的青年入伍。因为受害于拿破仑对英国展开的经济战的，不仅仅是波尔多和南特，而且还有阿姆斯特丹、汉堡和里亚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对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