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8北京法源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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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先生看书，真是触类旁通，叫人五体投地。”
“法师过奖了。只不过我受了九江先生生前死前的身教，自己又闭门造车土法修炼五年，不墨守中国读书人的老方法看古书，而有这么点心得而已。”
“以康先生这样的大才，这次到京师来，预备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我想来想去，无可奈何之余，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上万言书，直接给皇上，如能说动皇上，根本上来一番大变法，国家才有救，一切问题才得根本解决。”“历史上上万言书变法成功的，又有几人？我知道的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守旧的势力和小人的势力，是中国政治上的两大特色，越不过这两关，就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对我说来，要想演悲剧，还为时过早，因为我的万言书还上不上去，法师晓得中国的规矩，没有大官肯代递，你写什么，皇上都看不到的，老百姓是不能直接上书的。老百姓直接上书，搞不好要发到关外做奴隶，乾隆时候就有这种事。”
“那康先生有没有找到大官肯代递呢？”
“找过，找过很多，都不行，大家都尸居余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要做官，不要做事。”
“所以，冠盖京华，康先生却在大年初二，一个人，孤零零的到古庙里研究起旧碑来了。”
“谈到旧碑，我倒极有兴趣，这次来京师，我买了许多碑本，预备研究点没用的东西，转一转自己的注意力。没用的东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像王羲之的曹娥碑，竞能使谢枋得在这庙里见到就绝食，最后完成了自我，谁又能想到呢？”
“谈到完成自我，谢枋得自己也早有一死的意思，他在走这条路。他在这庙里看到曹娥碑，对他的自杀，只是画龙点睛，那条龙，他自己早已画好了。你康先生也是如此，你画的龙是变法救中国，你在走这条路，你也准备了许多年，只差最后点睛了。点得好，就是飞龙在天；点不好，就是龙归大海。不管是哪一样，你都完成了你自己。”
“法师自己呢？”
“我是出了家的人。”
“出了家对中国前途，总不是不管吧？”
“我很关切。”
“关切并不等于管。”
“关切也是一种管。”
“照法师刚才指教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照这个标准，法师对中国前途所‘行’的，是不是不太够？”
“我只是一个和尚，康先生想叫我如何行呢？我的力量很小，我至多只能自己不扶同为恶、不同流合污、不去万寿寺馅媚权贵，只能洁身自好而已，像——像——像什么呢？”
“像这庙里的丁香。”康有为指着那一片丁香树。
“姑且这么说吧，像这庙里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很多，它的丁香，在北京很有名，它在几百年前就从广东传到北京了。在中国，丁香被用做药材，用来温脾胃、止霍乱、去毒肿和口臭。
“丁香洁身自好，也好看、也好闻。但要做中药，得磨成粉煮成汤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闻而已。”康有为说。
和尚听了，木然地望着康有为，最后点点头，侧过身，伸出了右臂：“请康先生来用饭吧！”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畹淖痔澹葱昏实玫木疵馓幌喑屏恕！�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钔督盗嗽昏实酶缓献鳎昏实盟蓝兄⑾炙木故钦蕴遄郑皇翘尚α寺穑俊�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畹淖郑不兑酝猓蟾乓灿姓巫饔冒桑俊�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顺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睿慰鏊娴南不墩悦项的字呢。”
“那么赵孟钍呛杭榱耍俊�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那？’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