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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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② 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平江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他“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年曾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1892年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并影响于他的门徒。 杨昌济19岁考取秀才，乡试（考举人）未中，即弃科举。1895年到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很赞赏他的提问。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他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他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1909年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达20多种，杨度、杨毓麟等办的《游学译编》，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杨昌济将他的部分《达化斋日记》发表于该刊，宣传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同时强调变法维新，要以民为主，主张依靠下层“小民”，着力于改变思想：“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又特别强调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同杨昌济一道去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著有影响极大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革命读物，最后留下了激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书，蹈海自杀，使杨昌济感到极大的悲愤。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惨烈殉国之后，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同族好友杨毓麟（笃生），也愤而蹈海自杀了。朋友的死，使他更加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以此来报效国家和国民。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2）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辏胙永克鋈魏鲜〗逃境ぁＫ牧羧铡⒘粲⑼Х对村サ热耍馐倍荚诒本┱绷俗艹ぃ皇歉鋈戎允送镜娜耍霾豢献龉伲ζ傅胶细叩仁Ψ堆＃ㄇ吧砦缆词樵海┙彩诼桌硌А⒔逃Ш驼苎У瓤纬獭８呤κ呛系笔钡淖罡哐Ц彩堑谝淮紊枵饫嗫纬蹋跋旌艽蟆Ｋ且桓雎杉杭稀焓录险娴娜恕Ｋ呀淌榈弊髦丈淼氖乱道醋觥４铀摹洞锘占恰分锌梢钥吹秸庵痔取Ｈ�1914年7月5日：“长沙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20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域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辩格物致知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1914年3月18日）这样从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论述物质文明不发达，“独缺于治物之学”，即自然科学自古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非常深刻的。中国确实产生不出而缺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学术思想之一斑。 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一方面，他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的遗产；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例如民主与科学的影响，而加以融会贯通。在《达化斋日记》中，多处说到王船山，例如说：“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仙、刘霞仙，皆有此迷信；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1914年6月25日）“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1914年6月24日）当时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的远见卓识。 他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做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3月17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达化斋日记》中常见对谭嗣同的推崇。日记里回忆了当年同谭的接触：“谭复生于戊戌年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命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候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做事之多少；如做事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做事少则虽耄耋亦可云夭亡；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故曰延年会也。”（1914年6月2日）“戊戌岁曾在南学会发一问（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1914年10月15日）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3）
在谭嗣同那里，杨昌济不只是接受了他的维新主张和“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还改变了自己对佛学的看法。《达化斋日记》里从谭嗣同的《仁学》中摘引了两大段谈论佛学的文章，接着说：“援儒入释，昔贤所讥，然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以上所钞之二段者。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说；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1914年6月19日）由此杨昌济对佛学也产生了若干兴趣，似乎也接触了一些佛教典籍。日记里记下了友人的一段谈话：“《四十二章经》似《论语》，《圆觉经》、《楞严经》似《大学》、《中庸》，《大乘起信论》似《孟子》，《六祖坛经》似《传习录》，《华严经》似《周易》，《祖宗八要》似论理心理。”（1915年4月7日）这种影响甚至也传递到了毛泽东的身上，1920年6月7日，他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作过直接的研究，但《仁学》中间谈到的某些东西似留下了痕迹。例如，《仁学》中说的：“佛之所谓眼耳鼻舌身，孔皆谓之身”（转引自《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18日）。后来毛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