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闶咳鱿叩哪强唐穑泄纳倘嗣蔷投允澜绫в衅谕８显缂穆眯猩绲谝桓鐾滔铝嗽に闶У鞯目喙Ｊ澜绫伪ǔ隽送蛟笥业募鄹瘢瞧绞钡�4倍。其中近8000元的大头属于韩国人。整个上海地区实际成行的旅游者仅为1600多人。 同样吃苦的还有媒体。特派记者们在韩国的日子花钱如流水，住宿贵、行路贵、通讯贵，连新闻中心内一个小盒饭居然卖到了20美元。北京的《京华时报》共动用编辑记者300余人，投入1500万元人民币，让零售额增长了18％。只是，他们每售出一张报纸，就亏损了2角5分。 温州老板给中国商人挣回一点面子。温州烟具企业赴欧洲交涉团，作为中国民间第一团，在世贸舞台上进行了一场平等对话。 4月8日，交涉团抵达温州永强机场。交涉团发言人黄发静披露交涉结果：欧盟认同中方意见，ＣＲ法规草案将打火机安全性与价格挂钩，确实不合理。假如投票后ＣＲ法规获得通过，那么欧盟将启动修正立法的程序，修正ＣＲ法规，但这需要时间。 在日本，中国劳工也首次获胜。日本福冈地方法院4月26日下午做出判决：被告日本三井矿山公司向原告张宝恒等15名中国劳工支付1．65亿日元（约合128万美元）赔偿金。这是战后在日本一系列中国劳工诉日公司赔偿案中首次胜诉的案例。 原告律师团团长立米丰地说，诉讼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被告方的日本政府却没有被追究责任。三井矿山公司表示不服判决，准备上诉。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掳了4万多名中国人到日本各地充当劳工，现在日本各地法院仍在审理多起中国劳工诉讼案。 今天中国农民到俄罗斯干活不是被抓去的。几年来的每年春天，中国吉林省的农民都来到伏尔加河畔，帮助当地土地所有者种植几个月的蔬菜。戈罗季谢区叶尔佐夫克村的农场主鲁斯纳琴科说：“在伏尔加河沿岸现在找不到比中国人更能劳动的人了。一个中国农民从早到晚地干活，不紧不慢地完成着10个俄罗斯农民或者8个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的工作量。” 然而，按俄罗斯的标准，中国雇工的薪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高的。问题在于，从最终结算数额中要扣除吃喝开支，五分之一的工资还要上交与俄方签订合同的中国农业公司。中国公民每月只挣100美元，但他们已经很满意了。 8年前，鲁斯纳琴科曾请叶尔佐夫克村的30来个老乡来收蔬菜，老乡们干活懒懒散散，刚干完一个星期，就要求提前开支，叫嚷着家里没吃的了。鲁斯纳琴科给了每个人一笔钱后，这帮人一个星期没有到地里来，用拿到的钱喝酒去了。 中国农民愿意到伏尔加河畔劳作的人很多，但俄罗斯人不同意，因为有人抱怨，说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农民的出走是低层次的。德国《管理人》月刊4月号报道：继日本人和韩国人之后，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在拥向世界市场，而且中国人与当时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被低估。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预言：“不久中国的星星之火将燃遍全球。”华为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电信基础设施的最大供货商，领先于阿尔卡特和西门子。联想是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生产公司，它在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达到了26％，比ＩＢＭ、康柏和惠普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总和高出一倍。 中国人在国外最怕的事之一是打官司，语言、人情、法律、钱，样样都难，安娜·贺梅的故事就是一例。 1999年1月28日，中国留学生贺绍强和妻子罗秦在美国田纳西州生下女儿贺梅。之后，一场官司使贺绍强夫妇陷入困境，欠下12000美元的债务，贺绍强夫妇无力抚养女儿。贺绍强的教会朋友介绍了一个当地的领养机构——中南天主教会，教会选中了杰瑞·贝克夫妇。 贺绍强与贝克夫妇签署了为时三个月的临时协议。三个月后，贺绍强夫妇仍无力照看小贺梅。按当地的法律，临时照看抚养的时间不得超过90天，因此下一步怎么办就要两对夫妇商量了。这时，已经喜爱上小贺梅的贝克夫妇表示愿意继续临时抚养小贺梅，但他们需要办一个法律监护权，这样好把小贺梅的医疗保险办到他们的医疗保险上。 6月3日，两家人来到法院。贝克夫妇拿出一份由其私人律师起草的协议，让不识英文的罗秦随他到法院里签字。这一签字就出事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贺绍强夫妇继续到贝克夫妇家看小贺梅，并准备把女儿接回家，然而贝克夫妇总是推三阻四。贺绍强夫妇隐隐的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当贺绍强夫妇再次上门，贝克夫妇当即翻脸。 于是，贺绍强一纸诉状把贝克夫妇告上地方法庭，要求贝克夫妇归还他们的亲生女儿。2001年6月4日首次审理，法官们做出裁定：小贺梅应该由生身父母带回。然而，贝克夫妇反咬一口，声称贺绍强夫妇看女儿看的不够勤快，无力抚养，有遗弃之意。贝克夫妇想利用田纳西州的法律，如果孩子离开亲生父亲的时间超过4年，那么就自动归抚养者所有。现在小贺梅已经离开父亲3年多了，到2003年2月就满4年了，所以贝克夫妇希望能把这桩案子拖到那时候。 由于贝克夫妇请了孟菲斯城最好的律师，法官开始明显偏向贝克夫妇。比如2002年1月7日，法官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贺绍强和罗秦向法院交两人的结婚证、ＤＮＡ检验报告、心理检查报告以及15000美元的预付费用。此时，贺绍强在一家中餐厅打工，他所持的学生签证已经无效，因此他随时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贺绍强说：“他们也知道我的最大弱点，我们想向他们证实我们能赚钱养活小贺梅，可他却想挤掉我们的工作。” 对于贺绍强夫妇，遇到这样的事真是个灾难，有理说不清，骨肉难团圆。其实，各种各样的灾难总是不请自来，躲也躲不掉。
2002大盘点第134节 楼梯倒塌学生遇难
2002年 楼梯倒塌 学生遇难 9月23日晚，在内蒙古丰镇市第二中学，晚上7点补课结束后，1500多名学生从该校教学楼东西两个楼道口下楼。五六分钟后，西楼道与地面相连的一段楼梯护栏突然坍塌，由于没有灯光，再加上楼道内拥挤，致使下楼至此的学生不断摔下楼梯，最终酿成21人死亡、47人受伤的惨剧。 事后，段鹏飞老师受到家长们一致肯定。家长认为如果没有段老师，可能会有更多的孩子死去。当段老师发现有学生摔落下去时，面对拥挤的人群，他解下自己的皮带用力抽打向前涌来的学生，当人群不再向前拥挤的时候，段老师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上。 事故分析会议通报说，事故发生地的楼梯共12盏灯，1盏没有灯泡，11盏不亮。事故发生当天下午17时，有老师向校长反映照明问题，校长以“管理灯泡人员不在”为由，没有及时处理。校长樊启应该带班却不在岗，他与教委、本校和其他学校的18位老师，在丰镇市春江饭店喝酒。事故发生后，学校老师给他打电话要求他立即返校，他却安排与其一同喝酒的副校长回去先看看，自己仍在喝酒。直到副校长返回学校，再次给他打电话，他才赶到学校。 与这位内蒙古的樊校长相比，云南的这所小学的教职工们的行为就更令人愤怒。 6月9日晚，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羊街镇三元庄小学发生火灾，火灾中住校的8名男生全部被烧死，因为男生宿舍被反锁上了。这使一个仅有32户人家的小村子几乎损失了一代人。孩子最大14岁，最小7岁。 9日晚上10时40分左右，家住学校边的村民马顺强在上厕所时，听到两个女老师说：“打不熄了，打不熄了！”接着，他看到了屋顶上的烟雾，知道发生了火灾。他拎上一桶水冲进学校。 跑到学校起火的那幢房子，只见2名女老师每人推着一辆摩托车向外走，操场上已摆放了一辆摩托车。再往里走，又看见4名男教师正合力抬着另一辆摩托车，马顺强帮老师把摩托车抬出来后，一位老师才告诉他：“还有学生没有出呢。”马顺强说：“如果我刚到学校时老师就告诉我一楼还有学生，直接去救，应该能救出来的。即使老师不敢进去，我也敢！有锁也不怕，一脚踢开，就可以把孩子救出来。” 从火灾里逃生的12岁女孩尹双飞和13岁女孩胡智慧说，从始至终没听见老师们喊她们离开，当她们自己跑下楼来站在操场上时，看见老师们忙着向外推摩托车，搬箱子和各种小家什。 事还没完。10月30日，在重庆市酉阳县钟多中学，700多名学生晚自习放学下楼时相互拥挤，造成死5人伤46人的事故。 死的都是孩子啊！这让多少长辈心碎！ 空难永远让人心碎。 4月15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67—200客机从北京起飞，于北京时间10时20分在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坠毁。机上有155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在155名乘客中，136人是韩国人，18人是中国人，1人是乌兹别克斯坦人。空难使126人死亡。中韩对撞机原因分歧颇大。 祸不单行。23天后，5月7日，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坠入大连附近海面，机上111人全部遇难。 两次空难相距如此之近，震惊中国民航业。也许与此无关，之后不久民航总局局长刘剑峰去职。 空难之后，经济赔偿马上顶了上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4·15空难承保了2161万美元的机身保险和其他险种，而对死难者的赔偿则麻烦得多。 据了解，华沙公约规定国际航班法定责任保险最高限额为10万个特别提款权，相当于7．5万美元，而国内航线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最高限额为7万人民币。5月8日，中国政府承诺在5·7空难中遇难的外籍旅客的善后工作将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对于空难中遇难的中国籍旅客是否也按国际惯例进行赔偿，有关部门未表态。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风险处黄处长在接受《财经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两次空难中，人保判定对乘客运用哪种赔付标准，都由机票决定。在4·15空难中，如果乘客购买的是北京到釜山的往返机票，则按照《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进行赔付，最高金额是7万元人民币；但是假如乘客购买的是北京到釜山的单程机票，就要按照华沙公约赔付，最高金额7．5万美元。近乎前者的9倍。 而对5·7空难遇难者的赔偿，却有所不同。据黄介绍，人保将对仅购买北京到大连单程机票的乘客按照上限7万元人民币标准赔付；而对不但购买北京到大连，而且预定从大连到其他国家航班机票的乘客按照华沙公约赔付。 按照上述方式界定赔付标准，不同于以往因为国籍不同而产生的赔付金额的差异。黄处长解释说，按照乘客购买机票情况区分赔付标准，是从国际、国内航线特征角度做出的判断，也是为了尽量减少中国籍乘客和外籍乘客在赔付方面的巨大落差。 有关专家指出，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民航空难赔偿是1980年代的产物，当时中外旅客购买的机票价格采用双轨制。从80年代末期，中国民航票价实现了统一票价。在中外消费者交易价格一致的前提下，外籍旅客所获赔偿为国内旅客的10倍左右，这显然不合理。 1998年9月，瑞士航空公司客机坠毁，瑞航答应赔偿每位罹难者家属13．7万美元。同年12月泰国航空空难，每个死难者亲人可获10万美元赔偿。2000年10月31日，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台湾中正国际机场发生空难，由于新加坡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81位遇难者的家属各得40万美元的赔偿，这还不包括空难初期发出的每人2．5万美元的辅助金。
2002大盘点第135节 372年守墓史结束
2002年 372年守墓史结束 年年沙尘暴。 2000年春天，在经过十几次沙尘暴的照顾之后，新华社记者告诉大家，北京城北面的沙堆，距天安门广场只有70公里了，并且几米几米地推进，毫无倦意。《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大呼：让沙尘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用喊这厮也会来的。满鼻子的土腥味。 2002年3月20日凌晨，北京市下起了零星的泥雨。上午，黄尘弥漫，遮天蔽日。据气象专家介绍，浮尘来源于中国西北地区，借助最高达8级的大风，这场1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沙尘暴，已横扫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河北、北京、天津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0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达1．3亿。 自然界的沙尘暴可怕，人类心灵的沙漠更可怕。 4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毁林案件，曾被誉为宁夏治沙英雄的周学忠在长流水沟荒漠新栽的1．2万多株小树被长流水村村民尽数毁掉。 周学忠是宁夏灵武市一位回族农民，从2001年初开始，他进驻长流水沟从事荒漠治理。为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将自己3个儿子分别改名为青春、青宝和青山。一年多时间里，他倾其所有，在荒漠上投资230万元，使长流水沟有了一片片绿色。2002年，周学忠又雇用民工数十人，在长流水沟开始新的植树造林，新栽树1．2万余株。 4月15日上午，灵武市白土岗乡40多名村民或骑摩托车，或坐拖拉机奔驰而来，对周学忠新栽树砍的砍，拔的拔，折的折，将1．2万多株新栽树毁坏一空，并将周学忠投资43万元修建的引水管道用沙子、石头、土块堵塞。 4月21日，灵武市白土岗乡乡政府大院。一群村民正在这里等待警方盘问，当得知《北京青年报》记者是从北京来的，他们一下子围了上来。“国家怎么就鼓励他周汉子（指周学忠）种树，就不提倡我们养羊呢？你说这是凭什么？”一位村民异常激动地问记者。 对于毁林行为，大多数村民仍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周学忠种树的地方以前是他们祖祖辈辈放羊的牧场。周学忠把树种到那里后，修了拦水坝，将长流水沟上游的水拦住，现在村民们每次放牧只有往沙漠深处走，才能让羊喝上水。一旦遇到了沙尘暴，他们的羊就根本饮不上了。 白土岗乡乡长刘雁介绍，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