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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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田尚很明白，要做到这一切，军事行动是前提，“文化工作”是根本。所以他接下去反复强调，日本在支那要收抚人心，不能过分依靠“经济第一主义”，因为中国的症结还不是老百姓吃不饱，而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权”将全国统一起来，因此，“对支文化工作”要注重“政治”，要确立“精神”。他反复强调：
我们的对支文化工作要以赋予支那以精神为其主体。以物质为主体可以收一时之效，却会埋下后患。而赋予支那以精神的工作，当然就是以亲日思想为核心，努力对他们加以教育培养。（《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150页）
究竟用什么方法、手段或途径来实现“对支文化工作”的这一根本目的呢？
宇田尚提出，对支文化工作“应该以军队为中心推动力”，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军队在中国，也最了解中国。而他提出的主要的“文化工作”手段就是“有效的政治宣传”。对中国人宣传些什么呢？对此，他罗列十四条：
1．“世界新局势的宣传”，即向支那人宣传世界局势正对日本有利；
2．“亚细亚的新局势”，即向支那人宣传现在亚洲各国都纷纷摆脱欧美的压迫，各国的亲日倾向越来越强；
3．“东亚的自觉是全亚洲开放的动力，这也是促使欧美变化、端正文化方向的动力”；
4．“英美对亚洲的侵略”，即向中国人说明欧美历来都是“侵略国家”，他们在历史上对亚洲各国极力掠夺和压榨；
5．“国际联盟的本来面目和无力”，即向中国人说明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徒具形骸，没有任何力量；
6．“介绍外国对日本的评论”，即把欧美等国家的那些对日本“公正”的评论告诉中国人，同时也要适当选一些对日本抱有恶意的言论，但要指出其谬误；
7．“蒋政权的罪恶”，例如“东洋思想的放弃”、“黄河决口”、“容共”、“抗日”等；
8．“蒋政权的地方化”，即告诉中国人失去了汉口、失去了广东之后的蒋介石政权，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不可指望；
9．“对有影响的〔主张抗日的〕思想家的代表性言论进行批驳”；
10．“满洲国的现实的成长”，即宣传“满洲国”建设的成就；
11．“日鲜的融合”，即宣传日本与朝鲜合并后的“完全融合”的现实，向中国人表明“日本统治的正确”；
12．“台湾生番族的保护政策”，即向中国人宣传日本人如何保护台湾的土著人，在日本的保护下幸福地生活；
13．“日本不崛起的话，那将会怎样”，即让中国人明白，如果日本不崛起，亚洲将彻底沦为欧美的殖民地；
14．其他与日本相关的事项。例如向中国人宣传“日本的政治力、经济力、国民的精神力、科学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充实、交通网的整备、警察力量、治安”等等，要使中国人“充分认识日本的优秀性”。
（《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190～206页）
可见，宇田在这里已经将日本对华宣传的事项罗列得十分具体了。实际上，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华的所谓“文化工作”的内容无非就是如此。宇田用了二百多页的篇幅所论列的对华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意义与价值之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这些具体问题上。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条项中没有一条符合事实，也没有一条符合逻辑，它不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上挂的纸幌子。在鲜血淋漓的刺刀下，这些幌子与说词还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攻心战（1）
攻心战：对知识阶层的利诱，对底层民众的“宣抚”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方式途径多种多样，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上面，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收揽人心，是“攻心”。七七事变后，日本在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攻心战。对于中国社会上层，特别是文化阶层，日本采取怀柔手段加以利诱。首先，他们策划成立了一系列文化团体或组织，将中国文化界的一些人士拉进来，组成了以日本人为主导的、包括日华两国文化人士的各类团体。日本“东亚研究所”编辑的《日本的在支文化事业》一书第151～154页，列了一个标题为《文化团体一览表》的表格，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翻译复录如下：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建立的文化团体一览表
名称所在地开设时间负责人事业备注日本人民教育协会北京总支部北京西城1938年10月泽本支那文教界的提携与公民教育之促进日本籍东洋文化协会中支总局南京华侨路1939年7月总局长刘旭升、高桥幸
次在中支各地设立支部日本人立东方文化协会北京〖4〗河濑龙雄日本文化的介绍（纸芝剧）日本籍亚洲黎明会北京〖4〗边见天涯设立日本语学校日本籍东亚文化研究会南京东本愿寺1939年6月横沟通之外主任、顾问中日文化提携，刊物、演讲会日本籍东方青年文化道德学会北京1938年9月会长康同壁、千秋广子东方文化的提倡日支籍东亚反共同盟会上海浦东1936年12月朱鼎各地分会107个，会员15万，发行《东亚月刊》原属中华民国反共同盟会中日青年联盟上海浦东1936年12月刘大福日支青年的合作日支籍东亚青年学生航空联盟上海虹口1936年10月会长江洪杰、理事长山口几航空学校准备中日支籍中日记者协会保定1939年5月〖5〗两国记者的联系日支籍中日青年联盟会北京大字门1938年1月〖5〗日支青年学生交谊同上日华经济联盟会天津1938年10月斋藤一郎、徐新〖6〗日支人立续表名称所在地开设时间负责人事业备注中日贸易协会上海、东京1936年1月周作民、儿玉谦次日支经济提携现已废止南京医师公会南京〖4〗须藤理助、王达五防疫事业协力日支人立中日联合医学会北京〖4〗鲍鉴清、宫川米次设立医学研究机关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支人立日华农学会北京1938年9月江角金五郎、吴家振农学研究同上上海联合医学会上海同仁会1939年10月伊藤慎一、顿宫宽调查研究、医学会日本籍日华佛教联合会南京太平路清真寺1939年4月总裁高冠吾、副总裁横汤通之南京佛教院、日华佛教妇女会各地分会隶属中支宗教大同盟，亦从事社会事业日华佛教联合会镇江分会镇江金山寺1939年8月会长：可端〖6〗会员200余名日华佛教联合会扬州分会扬州愿生寺1939年5月会长：可端设立佛学院日华佛教联合会芜湖分会〖3〗1939年8月杭州日华佛教会杭州市外西湖18号1939年2月会长释隆定、河田行诚难民救济院、日语研究班、佛学讲习会华南佛教协会广东大佛寺1939年1月释谅悟日本语学校、医疗会员300名海南岛佛教协会海南岛1939年2月世界佛教会联盟本部北京东城北门仓1938年3月长谷川太一、路云鸿、梅子英日支阵亡官兵供养塔的建设、诊疗所、平民学校信众约20万中日佛教会北京中南海万善殿〖4〗会长江朝宗、副会长铃木大拙〖6〗经费来自会费和特别寄附北京中日密教会北京1938年5月日华佛教会太原1938年9月察南日华佛教会张家口1938年徐州佛教联盟团徐州1939年8月西行〖6〗日支人立丹阳东亚宗教改进会丹阳药宁寺1937年12月会长释正宽儒道回佛的联合、中日亲善私立东亚宗教团体联盟会济南1939年4月钱宝享、尾家纯孝日支宗教联合日支人立中国留日同学会北京和平门1938年3月会长汤尔和、副会长曹汝霖兴亚高级中学（校长殷同）、中国语学校（预定在东京设立）基金10万元（兴亚院43万元），外务省、海军省、其他寄附金留日同学会天津分会天津市立第一公园内1938年8月会长曹汝霖山东留日同学会济南1938年9月会长朱桂山、副会长俞康青岛留日同学会青岛1938年9月姚作宝等〖6〗会员40名中华留日同学会南京成贤街外交部内1938年10月会长陈群、副会长廉隅、王修中华留日同学会浙江分会杭州长生路1939年1月副会长孙棣三、江筑〖6〗会员37名汉口留日同学会〖3〗1938年12月〖5〗日语专修学校会员73名
以上各种文化团体组织基本上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医学、宗教、留学生组织等各方面，而且绝大部分是七七事变后成立的。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背景下、由日本人主导成立的这些文化团体，不管其名称如何，也不管其打着什么招牌，其实质就是要中国文化界的这些人与日本合作协力，因而归根到底就是附逆组织。
在这当中，日本为了拉拢中国文化阶层的人与之合作，挖空心思地进行了一系列“思想说服”工作。其中包括对文化界较为知名的人士进行个别的接触，诱其入瓮。关于这一点，对中国古典有一定研究的渚桥辙次（1882～1983）在《支那的文化与现代——新支那建设和文化工作》（1942）一书中，曾有生动的记录。渚桥辙次曾在“日支事变”（即七七事变）一个月后来到北京、天津，受命对中国有关大学的学者教授做“文化工作”。他谈到了物色师范大学校长人选的经过，说自己访问了他所认识的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与教授。他希望向这些人“传达日本的真意”，再通过他们把日本人的真意传达给学生，希望他们能对今后的文化工作有所贡献。可是实际上，他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攻心战（2）
第一，我们的朋友并不是那么多，所在的人也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采取积极配合的立场支持新建设。当时我访问在原北京大学做教授的人，在访问的人中，三个人的立场虽有所不同，而我发现他们都同样把直接与我携手视为不妥。……
其中一人是研究日本文学的。我去北京时正好赶上提倡文化复兴问题。而当局首先要考虑的是师范大学的建设。那时在各种各样的人的物色中，有一人可做校长。但那人这样表态：这次是想出面，但我出面各方面都反对，首先是亲属全部反对，同乡人全部反对，同事们全部反对，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不过从大处着眼，我想，就今后的实际情况而言，不和日本提携的话，支那的存在就很困难，这是我自己首先要振作的原因，然后我考虑第二点，不管怎样北京都是文化之都，现在什么文化设施也没有，倘若这样下去，北京的文化岂不就灭了，必须有人出面。这是我自己此次想出面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似乎还有一些私情的因素，是最痛切的问题。实际上我的朋友，学校的教授级的同事，他们一家老小全在北京，而他们一家子几乎断了生计之道。我自己出面的话，假使三人五人发动起来，或许还有救。说的是私情，实际是实情。因为这几个理由我下决心出面，云云。可是不过一个星期，这个人就说什么也不干了。尽管多次催促、恳请，仍是不就，讲了种种理由，终于在一个月后辞去了这一职务。
接着我又访问了乙，这个人一开始就说生不逢时，然后他申述了自己的理由。说自己本来想通过日本文学的研究，为日本与支那之间的国交的调整尽一点绵薄之力，三十年如一日没有懈怠，然而我们文化人所干的工作，在战争这一洪水席卷而来时，竟然是这么软弱无力。……不管自己的行动如何正确，还是很容易招来不良后果。因此，自己还是不出头的好，云云。
下一个访问了丙。这个人接电话时非常高兴，走出家门迎接我。然而当我提到文化工作这一话题时，这个人却严肃了起来，说道：今天支那和日本举国力而战，这么大的战争不停止，谈什么文化工作？你也知道支那的历史吧，支那的国民实在是不一致的国民……但只有此次上下一致，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日本当然也会尽全力战斗，我们亦然。这两个国家拼命打仗时，侈谈什么文化工作？他说完这些话，表示完全不接受。……此人绝不是排日的人士，毋宁说是亲日家，然而他的看法是：现在的文化工作，根本是行不通的。
渚桥辙次谈的上述情况现在看来很有意思。日本要在北京搞什么“文化工作”，要物色一个师范大学的校长人选，不料找了三个人都没有谈成，尽管这三位都不是“排日人士”，甚而是“亲日家”，所谈理由也有种种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觉得，在当时与日本人的任何合作，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径。看来，那时除非谁要下决心当汉奸，否则不会贸然下水。于是渚桥辙次写道：“实在遗憾得很，文化工作确实不容易搞，我只得怀着寂寞感回国了。”事实上，除了在他们的拉拢下一些文化人、知识分子被拖下水去，附逆当了汉奸——如众所周知的周作人、钱稻孙、张资平、陶亢德等人外，也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文人、学者为了生计或种种原因，而做了日本人管制下的“良民”。但正如许多日本人当时所分析的，总体上看，知识分子是中国抗日的指导力量，是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抗日阵营，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思想工作、文化工作，效果和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日本人便把文化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占领区的普通民众身上，具体地说，就是对他们实行所谓“宣抚工作”。关于日军的宣抚活动，笔者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中已设专章（第八章）对宣抚及“宣抚文学”做了分析评述，以下再补充一点新的材料。
关于“宣抚”的目的和任务，小山荣三在《战时宣传论》（东京：三省堂1942年版）一书中谈到“宣抚工作实施要目”，写得较为具体——
一、民心的安定镇抚：
① 避难民的招还，② 对于事变的正确认识，③ 良民生命财产的保护，④ 难民救恤，⑤ 医疗救护，⑥ 开设民众议事所。
二、治安维持：
① 治安维持会的组成与指导，② 自卫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