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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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耶？惟杀人应谨慎从事，不用三炮（水战炮、行军炮、防守炮——引者注）利器，以安抚教谕即可降之也。……
第九为亲征。而必以熊本府之兵相从焉。而欲亲征，必先端正各方皇师之形象，探得所谓清王一筹莫展之时，而后渡海出兵。先头兵力，直冲江南地区，速取南京应天府，以此为临时皇居。征用支那人有文才者，作大诰，周示天下，痛陈清主如何崇信邪魔左道，蔑视天地神意，拒绝皇国法教，不恤民情，得罪皇天，不示天罚无以救度苍生，云。对归顺之支那人，则人尽其才，选用加官，封明室子孙朱子为“上公”，使其祭祀先祖，大施恩德，以抚育支那人民。若能启用此策，十数年间，支那全国悉可平定矣。（第61～65页）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一位民间学者提出惊人的侵华方案（4）
这样，一份完整的“支那经略”即征服中国的方案就制订出来了。佐藤信渊甚至还对日本入主大陆后的方针政策作了阐述，认为“鞑靼、支那既已统一，更应宣示产灵法教，除万民疾苦，多建神社，祭祀皇族诸位大神；兴校办学，启十科人才，日夜用功，不敢怠惰，子孙永续，光宗耀祖，奉行天意，坚持不懈。如此，全世界各国皆为皇国郡县，万国君长悉为我之臣仆，则不言而喻也。”也就是以神道教来教化中国人，将中国人“皇国化”。
佐藤信渊一介平民书生，竟然能在19世纪20年代就亮出了征服中国的系统而又远大的“秘策”，其狂妄的野心和构想的周密，都令人触目惊心。聪明如佐藤者，深知自己的这一秘策和构想不会很快被采纳，更不会很快实施。但他一开始就视自己为先知先觉者，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阐明古道”的大业，即宣示日本人的神圣使命。自命“当今之世，可以阐明古道者，舍我其谁也？”然而又感到当时“举世皆浊，无人知我，所殚精竭虑，谁能解我心者！只待明君出世，而后见用也”。只有把实施希望寄予未来，希望“将来之英主，有鞭挞宇内之志向者，先读此书”。果然，《宇内混同秘策》在问世之后，不断再版，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思想渊源之一。40年代初，当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并向整个亚洲推进、企图建立“亚细亚共荣圈”的时候，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被一些人视为经典。1937年7月，东京大同馆书店重新出版了单行本的《宇内混同秘策》的校注序本，鸨田惠吉在该版本的序中写道：“也许有学者以为佐藤此书及其言论是痴人说梦，殊不知佐藤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都确确实实得以实现了。如今皇威越来越得以发挥，国运越来越昌盛，江户改称为东京并成为帝都，现在已发展为拥有七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二大城市，另外，台湾、朝鲜及桦太的一部分已经纳入我国版图，使国土成倍增加，南洋诸岛更成为我国的海上生命线，满洲也成为我国的大陆上的生命线，这些都是信渊在明治维新约半个世纪前提出来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世相的更新，信渊所说，在非常时期的今天，在国策的推行、准战时体制的整备方面，都有非常吻合的地方。想到此，就对他那透彻的、具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千古卓绝的识见，不禁油然而生敬意和赞叹。”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等人的祸华之心
佐藤信渊之后，出现了不少同调者，各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外侵略的思想主张。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藤田幽谷、岛津齐彬、桥本左内、真木保巨、吉田松阴等。例如，幕府末期因反对幕府而被杀害，后来被尊为“维新志士”的桥本左内（号景岳，1834～1859）在1857年就在一封信中，主张将满洲、朝鲜“并入”日本，说日本应该“将美国作（日本的）一个东藩，变西洋为我所属，使俄国为我小兄弟”。日本幕府末期的另一位所谓“志士”真木保巨（真木和泉，1813～1864）1861年3月在一篇“上奏案文”中写道：“我国居大地之元首，以地理之利，向四方伸展甚为方便。若一世不能成就，则自今日起制定其规模，向东向西伸展至何处为宜，应早定夺，以遂天祖、列圣之御志，唯此，始可谓天子之孝也。”
图4吉田松阴像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是幕府末期日本侵华理论构想的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在幕府末期反对德川幕府统治，开办私塾，著书立说，鼓吹天皇中心主义，宣扬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在于天皇的存在，倡导忠君爱国。他因如此“勤王”而遭幕府嫉恨，终被投入监狱，并在二十九岁时被杀害，死后被维新派人士封为维新志士和民族英雄，他的著作言论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之一。他在监狱中写了一本书，名为《幽囚录》（直接使用日本式的汉文写成）。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日本处在世界强国的包围圈内了，面对这样的形势，他指出：“夫水之流也，自流也；树之立也，自立也；国之存也，自存也；岂有待于外哉！无待于外，岂有制于外哉！无制于外，故能制外。”而为了日本帝国的自存自立，必须首先“修武备”，造舰炮，然后对外扩张：
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多加摸察加、奥都加，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群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能举足摇手，而国不替者，其几欤？
在此前的《幽室文库》（亦直接使用日本式汉文写成）中，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二虏”似指英美两国——引者注）。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
又说：
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为实现这些侵略目标，他主张：
凡皇国臣民，不问公私之人，不拘贫富贵贱，均应推荐拔擢，为军师舶司，打造大舰，操练船军。东北，则虾夷、唐太；西南，则琉球、对岛。往来之间日夜留心，以通漕捕鲸，练习操舟之法，熟悉海势。然后，叩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于广东、咬留吧、喜望峰、豪斯多拉理，皆设馆，留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之事……如此不过三年，可知大略。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进行间谍活动，摸清各地底细，做好充分准备。
吉田所谓“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所谓“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这真不愧是“英雄豪杰”的大胆“雄略”！侵略扩张的野心，与西方英美列强相比不遑多让。此外他还说过：“以余之志，朝鲜支那自不待言，满洲、虾夷及豪斯多拉理（即澳大利亚——引者注）亦应予以戡定。”其狂妄野心之大实在令人吃惊。但吉田并不只是一个大胆的理想主义者，他还有他的现实的算计，是一个“谋略家”。在他的扩张序列中，“垦虾夷、收琉球”可以手到擒来，而“取朝鲜、拉满洲”则是当务之急。他说过，日本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的损失，将应在“鲜满（即朝鲜和满洲）得以补偿”。他还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应是“割取朝鲜、满洲与支那”，因为这三地容易割取。可见，吉田松阴在侵华主张上继承了佐藤信渊的衣钵，但与佐藤的不同之处，在于佐藤还是把满洲视为“支那”的一部分，但吉田松阴言辞之间却将满洲与“支那”并提，显然是有意将满洲作为“支那”本土之外的实体来看待的。这对近代日本“满洲”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吉田松阴关于“朝鲜、满洲和支那”的“割取”的先后顺序，更为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尊奉照办。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1）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其中，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如果说，此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也有限，那么，福泽谕吉（1834～1901）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主要是在他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因而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思想、对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事新报》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为图510000元日币上的
福泽谕吉像依托，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都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福泽谕吉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脱亚”，意即日本要脱落亚洲。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福泽在该文中对他早已形成的思想加以集中概括，他写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第二章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谕吉如何设计侵华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页）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2）
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对中国问题很关注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种关注和了解并非出于此前的日本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崇敬，他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认为到了现代，中国人由于一味保守传统文化而不加改变，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下，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根据这样的看法，福泽谕吉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国这样的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在1884年9月发表的《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他说：
支那人和日本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开国已经百余年，日本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