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当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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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壮年时游学各地，传播颜元学说，并频繁与各地士大夫接触论学。他说：“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经世济用）之精神少。”认为宋、明两朝就是因为提倡理学而灭亡的。晚年他居家讲学，很多读书人慕名而来当弟子。他也留下很多著作，力图重新诠释儒家的学说，从而把颜元的学说发扬光大，形成“颜李学派”。
事实上，李十九岁就考中了秀才，三十二岁中举，但他无意仕进，直到晚年才一度任通州学政，不久就以“母老”告归。既然提倡经世致用，但又不当官来实践推行，难道李自己言行不一吗？这倒冤枉了他。从他的《恕谷日记》来看，其实他就是藉由幕友“佐治”的身份，来实践自己的理论的。
例如他的朋友郭金汤做桐乡知县时，请他到桐乡帮忙“佐治”，结果他在桐乡大显身手，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使得当地“教化大行”。后来另一位朋友杨勤当了富平知县，也请他前往“佐治”。李去了一年多后，回乡探亲，留下《富平赠言》给杨勤，谆谆劝导他诸类政事的处理原则，告诫他：各种有利于民的政事要斟酌，水利、农桑、武备等“仁政”都要量力而为，有余力才可施行，否则说到做不到，非但失信于民，甚至会因措施鲁莽导致政事败坏，兴利不成反为害。
李本来的意思是就此告辞，不再到富平“佐治”。孰料杨勤焦急万分，竟咬破手指写血书，恳请李再到富平，甚至扬言如果他三个月后还不来，自己就要自杀。然而对于权贵阔人的网罗，李却不肯俯就。例如当时自称要以“理学号召天下”的李光地做直隶巡抚时，托人示意他前往拜见，但他却给李光地一个软钉子，说“部民不可以妄见长官”，置之不理。后来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兼川陕总督，两次来聘请，李也以身体病弱为由力辞。
金师爷的脾气
清末人汪康年在他的《汪穰卿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晚清有一位新到任的无锡县钱知县请了一位金师爷帮助他处理审判事务。这位金师爷正当少年，风流倜傥，经常出署冶游，很快就和惠泉山尼姑庵里的一个尼姑好上了，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钱知县遇到一个紧急案子，急需师爷帮忙，可等了三天，金师爷还是不见踪影。钱知县在堂上急得团团转，不由自言自语地埋怨道：“我请师爷是为了办公事，可三天还不见人，公事如何得了！”又过了两天，金师爷满面春风地回到衙门，有个仆人把钱知县的埋怨话传给了金师爷，金师爷勃然大怒，抓起砚台狠狠地往地上一摔，打点行李就要走人。钱知县知道了，赶紧跑来赔不是，再三道歉，可金师爷少年气盛，非走不可。钱知县只得送出衙门，还拿出一百多两银子权作送行。
金师爷拿了银子扬长而去，再到惠泉山尼姑庵盘桓。等到用完了那些银子，金师爷也消了气。那尼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金师爷不禁掉下眼泪，说：“我学习了三年刑名，才得到这个幕席，还没坐稳就丢了，再作师爷恐怕不易。可一无积蓄，二无家室，更无颜回乡。要是你也不愿意收留我，我也不知到哪里去。”那尼姑问：“你想做官吗？”金师爷吓了一跳，说：“我哪有银子去捐官！”尼姑道：“只要你真心对我好，娶我为妻，我的积蓄倒还够捐一个‘大八成’的知县。”（清末捐官可以分期付款，而能一次性付清80％的现银就可以优先选得实缺，号“大八成”）金师爷喜出望外，连忙赌咒发誓。那尼姑果然还俗嫁给他，拿出私房钱来供他捐官。
金师爷和尼姑成婚后果然官运亨通，转了几任后，居然升到镇江知府。而原来他的东家钱知县却还在镇江下属的一个县当知县，正因事获罪。金知府不忘旧情，帮助钱知县保住了官职。金知府样样顺心，就是家中妻子常作河东狮吼，稍不顺心就破口大骂：“你忘了你的官是怎么来的吗？”
宾主之间地位平等
上述故事反映出官员与幕友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雇佣人和受雇佣人的关系，双方并不存在主从关系。幕友是由官员礼聘延请的，是官员的客人，故称“幕宾”、“幕客”、“西席”。双方是主宾关系，地位平等，有可能成为朋友，因此又叫“幕友”。更进一步而言，幕友指点官员如何施政，所以还可尊为师长。
私塾教师称“师馆”，幕友则称“幕馆”、“馆客”；入幕也称“入馆”。官员称幕友为“老夫子”、“先生”；自称“学生”、“晚生”、“兄弟”。而幕友对官员也不必称“老爷”，可以称“东翁”、“主翁”、“堂翁”，或按照地方绅士对官员的尊称，称“老父母”、“老公祖”（对州县官），“太尊”（对知府），“大人”、“台尊”、“台翁”（对府道以上）等，自称则为“晚生”、“学生”、“兄弟”。平时幕友以平礼与官员相见——从这点来看，可见幕友的地位还要高于幕僚。所以清代幕学家认为：“幕本为专门名家之学，以礼聘于有司，顾位在宾师，其道本交相重也。”
处处受人尊敬、礼遇
幕友与官员相处“交相重”，是官员的“宾师”，当然在衙门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不要说是胥吏、衙役，就是佐贰、杂职官，对幕友也是礼敬有加。阖署上下都要尊称幕友为“老先生”、“相公”，衙役仆隶则尊称“师老爷”，民间也尊称其为“师爷”、“师老爷”。
由于官员的公事要由师爷来办，宦途前程可说全掌握在幕友手中，所以对于幕友，官员一定以礼相待，且声色言辞都会注意检点。更甚者，“善待幕友”还被记入清代官员的“官戒”中：“幕中诸友，须情谊亲洽，礼貌周到，不可以似向年疏忽”；“论事当和婉相商，无执己见，轻行改窜。即或意见不合，亦当礼貌相别，无出恶声”。可见幕友拿定了主意，官员一般不便再加改变。
此外，幕友的待遇也需官员操心，“时常陪饭，使令厨子不敢省减”；设宴时，要请师爷先坐西席，师爷不到不可举箸。（《切问斋文钞》卷十一）按照浙江师爷金安清的说法，嘉庆以前，每逢年节，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都要先到各房幕友处“逐一致礼”。幕友在东家来拜以后，再去东家房中答礼。这样的惯例一直到道光年间，才开始出现变化，即由幕友先到东家房中拜节。（《水窗春呓》卷下）
千般用计，只为聘请名师
遇上脾气古怪的幕友，官员还要设计笼络。
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刑名师爷，恃才孤傲，无家无室，所居不过一床一枕而已。他精通刑名，可是作幕总是有始无终，当几个月师爷就必定要辞馆而去。
有个县官不信邪，决定设计笼络这位师爷。他的方法很简单，即聘请对方入幕后，每天早上派一位年轻貌美的丫环给师爷送上早点，说是：“老太太要我给师老爷送早点。”
过了一阵子，师爷禁不住被丫环吸引，并与其私通。于是知县在一次谈完公事后，就对师爷说：“听说先生品学兼优，现在看来，先生学问优秀而品行不端。”师爷被说中心事，不禁脸红耳赤。但他很快就醒悟是中了县官的圈套，如果轻易辞馆，此事传出去必定于名声有妨碍，只得表示：“君做一日官，我做一日幕。”县官大喜，当即做主把丫环嫁给师爷，但却将其报酬减了一半。
从此这位师爷跟定了这位县官。几年后官员请求退休，并对他说：“君性情孤傲，不善理财，且不适于长期作幕友，所以我让你成家，并已用你的另一半报酬，在你家乡为你置买了田产。现在我辞官回乡，你也可以回乡安居乐业了。我们从此分别，前途珍重。”师爷这才体会到官员的用心，当下感激不尽。之后他携眷南归，从此不再出山。（《清代吏治丛谈》卷三）
得罪幕友，祸不可测
师爷既居于长官宾友的地位，身为长官下属者，自然也要尊敬他们。清代官场惯例，下级要向上级的幕友馈赠礼金，号为“幕敬”。平时也要礼貌周到，如有得罪，祸不可测。清代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左宗棠和樊燮的恩怨。
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主持幕务时，下级官员无论大小事务前来请示，骆秉章往往说：“可请教寄高（左宗棠的字）先生。”左宗棠本来就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狂才，得此信任，更是嚣张跋扈。有一次总兵樊燮前来府署拜见巡抚，向骆秉章请安（垂手单腿跪）后，骆秉章说：“见一下左师爷。” 樊燮就向左宗棠拱了拱手，不料左宗棠居然发火，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什么不请安？”
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没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再受轻视，可说起来我总是朝廷正二品官，凭什么拜你这个举人？”左宗棠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有中进士，顿时勃然大怒，起身上前就要用脚踢樊燮，嘴里还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于是悻悻退出。
不久左宗棠就唆使骆秉章弹劾樊燮，并要罢其官职，但樊燮不甘示弱，转而向湖广总督官文揭发左宗棠，彼此争斗不已，最后闹到咸丰皇帝都亲自出面过问。由于咸丰皇帝早已知道湖南巡抚的奏章都是由左宗棠代拟的，很是欣赏左宗棠的才能，同时也考虑到镇压太平军主要依靠的是湘军人物，因此经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力保，咸丰皇帝非但没有治左宗棠的罪，还升他为四品京堂，到曾国藩幕府做幕僚。另一方面，他下旨将樊燮革职，勒令回乡居住。
樊燮回到家乡湖北恩施县，把“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写在木牌上，号为“洗辱牌”，放在自己祖宗牌位之下，要两个儿子定时参拜。此外，他还盖一幢“读书楼”，重金请来教师，将两个儿子和老师关在这幢楼里，闭门读书。他要儿子平时穿妇女衣服，说：“考取秀才可以换男人外衣，中了举人和左宗棠平等可以换男人内衣，中了进士、点了翰林，才可以烧掉洗辱牌，告慰先人。”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小儿子樊增祥后来果然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而大儿子樊增也学问出众，但英年早逝，没能进翰林院。（《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
第一章跳不进龙门的书生
在读书、考试、当官这条不归路上，不少失意的书生，转而钻研“当官实务”，干起师爷，当地方官的操盘手，勉强算是进了龙门。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有个重要的角色周进。周进直到六十多岁还没有考中秀才，贫困不堪，只能当私塾教师。做商人的姐夫金有余看他可怜，劝他放弃“读书求功名的事”，帮助自己去经商跑买卖，记记账、点点货，周进只得答应。
某日，周进和一伙商人来到省城。由于他执意要去科举考试的贡院看看，姐夫和几个商人只得陪他去贡院，买通了看门的，进到考试的号房里。不料周进一见号房，突然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众商人连忙把他抬出来抢救。但周进醒来后嚎啕大哭，且一间间号房哭过去，无休无止。大家见状不免责怪金有余：“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什么带他出来做这种事？”于是凑齐二百两银子，要替周进捐监（清代允许以银钱来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资格。监生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跳过考秀才的院试）。周进这才止住哭声，趴到地上连连给商人们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牛变马，也要报效。”从此他步入仕途，成为一名政府正式官员。
做官是读书的惟一正途
上述故事反映出清代社会对于读书人的普遍看法。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做官这一条正途。读书人所读之书就是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职责之书”，这些书不外乎要人做忠臣孝子而已。在家行孝无生计可言，只有替皇帝做官治民，才能求得俸禄，才能奉养双亲，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忠孝两全。读了书不能为君效劳，博取俸禄，读书人就会觉得是白白读书，觉得无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而且读书人为皇帝效劳也是法律义务，如明太祖发布的特别刑事法令《大诰》中就特立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规定不愿出仕为官的士大夫要处死刑。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所能提供给读书人的用武之地也并不多。社会主体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即使是拥有“千顷田”的大地主，一般也并不集中经营，而是把土地分成几十亩、十几亩的小片分别出租给一家一户的佃农，每年收取占收获量二分之一的地租，具体经营并不用操心——缺乏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并不需要复杂的知识来经营。城市工商业虽然从绝对数额来看规模巨大，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并不很大。四分之三的商业分散于农村的集市，长途贩运商业比例较低，且不依靠严密的法律及公开的会计制度来维持，所以也就不需要读书人来提供法律上、经营上的服务。
僧多粥少，名额有限
读书人的“华山一条路”是做官，而政府官僚机构规模则受到财政、人事的制约，不可能趋向无穷大。尤其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如果官僚队伍及准官员、享有特权的士大夫阶层过于庞大，就会对皇权本身产生威胁。所以古代皇帝总是煞费苦心地维持国家财政与官员队伍、准官员队伍，以及皇权专制势力与社会士大夫阶层势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最为成功——通过对参加科举考试人数、取中名额、考试次数的精心控制，有效地掌握了附属于皇权的士大夫数量、规模及其分布。而且为了防止官僚队伍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