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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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因此，在1940年仍以3个方面军的番号活动。
1940年4月以后，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一部转移到东满一带活动，并于7月在东宁县境与第2路军季青所部会台。随后又向南返，准备接出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领的队伍。警卫旅另一部在敦化、宁安等地转战，曾在宁安鹿道东北、镜泊湖北湖头等地袭击敌人。后来两支队伍都在对敌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只有少数人员重返东宁片底子。第2方面军在安图、敦化、延吉一带多次与日伪军警作战，并袭击了敦化县哈尔巴岭车站等，年末去东宁活动。第3方面军在第5军一部西去联络第10军时，曾于7月下旬攻入五常县冲河镇，后返回镜泊湖周围。
12月8日，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所部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湾沟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陈翰章壮烈牺牲。陈长期战斗在镜泊湖畔，被当地人民誉为“镜泊英雄”。第1路军各部在连续反“讨伐”斗争中，相继遭受重大损失。到1941年初，第2方面军一部约200余人转移到中苏边境休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病无法随军转移，留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密营休养，终因疾病冻馁于1941年3月8日逝世。
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又一重大损失。当月，第1路军一部改编为第1支队。
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同保中和新任副总指挥赵尚志于1940年3月上旬返回下江地区，向崔石泉、王效明等传达伯力会议精神。4月初，召开第7军党代会，决定将第7军改编为第2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王效明任政委。
此后，该支队曾袭击宝清南日军屯垦小队，在大岱河设伏歼灭伪军20余人，袭击富锦县柳大林子伪警察队与自卫团，奇袭宝清县七星河镇，攻打密山县东二道岗日本移民开拓团等。在抗日联军胜利的影响下，驻宝清七星河镇的伪军约300人于9月中旬反正。敌人获悉后，急派飞机多架狂轰滥炸，并以大股兵力尾追，起义人员大部分逃散，只有34人正式加入抗联。活动在宁安地区的抗联第5军因受敌阻隔，未能与第2路军总指挥部取得联络和实行改编。
1940年冬，第5军一部在军长柴世荣率领下转入边境休整，另一部在新任军政委季青率领下转到珲春、汪清一带活动。奋战在五常山区的第10军，1940年9月袭击拉滨铁路日伪重要城镇据点山河屯及伪警察署，缴获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
1941年初，第10军在九十五顶子山露营时遭到敌包围，军长汪雅臣负伤被俘后牺牲，部队突围散失，但仍有少数人员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第3路军新任政委冯仲三返回东北战场后，到海伦和绥棱向中共北满省委和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海У却锊嵋榫瘛＞芯烤龆ǎ辈慷颖辔�3、第9支队，将龙南部队编为第6、第12支队。经改编和整顿的抗联第3路军，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和后方群众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各支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多次袭击日伪军事据点获胜。1940年8月，第3、第9支队由冯仲云指挥，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攻占克山县城重创日军守备队，缴获各种枪100余支。
10月13日，第3支队突然冲进嫩江城北的霍尤门车站，毙伤日军多人，俘虏伪军警100多人，缴获步枪120余支、弹药2000余发、战马200余匹和大批粮食、衣物等。第12支队于8月开赴肇州、肇东、肇源地区。
11月8日，第12支队联合当地义勇军及抗日救国会等地方组织一举攻占肇源县城，将伪军全部缴械，并打开监狱，解放了被关押的爱国者和群众。
是役击毙日籍警务股长以下10余人，俘虏伪警察116名，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3万余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抗联队伍迅速扩大到140余人，并大部改为骑兵。但12月以后，大批日伪军进行反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抗日群众惨遭镇压。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第12支队向木兰、东兴、铁力转移。第2支队在青冈、明水、拜泉三具地区活动，也取得一些胜利。入冬以后，由于敌人加紧“围剿”，自然条件恶劣，各支队都先后遭受一些挫折和严重损失。
这样，到1940年末和1941年初，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阶段。许多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牺牲，抗联部队人员锐减。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除将部队陆续集中到中苏边境地带实行整训以利再战外，仍派留第3路军第3、第6、第12支队和第2路军第2支队一部，在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其环境之困苦，斗争之残酷，时间之长，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东北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大量消耗和钳制了敌人，对全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一节 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较之“九·一八”事变以来又有新的发展。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大众，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迅速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7月8日，北平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马上派代表赴宛平县城，对英勇抗敌的前线将士表示北平人民誓作坚强后盾的坚定态度。8日下午，被派的代表抵达宛平前线，冒着炮火向城上的守军将士递交慰劳函件及旗帜。守城将士和代表们一起宣誓：抵抗到底，与城共存亡，决不撤退。7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联络了协和、平大附中、同仁、道济、妇婴红十字等医院，腾出可容纳数百人的病房和床位，做好一切收治前线伤员的准备。上述单位还与各使团医官、妇女协会、青年会、国际妇女会、女青年会、基督教联合会、救世军、卫生局、戒毒所、银行、新药业等取得联系，采取共同行动救治伤员。北平城内的一些招待所，每日派人在德胜门至西直门之间巡逻，沿途查询有无负伤官兵，一旦发现，立即接回救治。在“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崇文门外东大地第一收容所，就收治伤兵200余人。
7月21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教职员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该单位制定捐助办法，开展捐钱捐物活动。同时号召财源宽裕者实行特别捐。
北平从“七·七”事变到沦陷，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北平市的各阶层和各救亡团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保卫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这个多年以来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人们对帝国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因此，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组织上的大联合。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就有“救国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团体。但由于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各条战线上的救亡团体既不能联合，又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其作用大受影响。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公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它在各条战线上的活动分子，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上海最早由“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的组织，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担任理事。成立初时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中包括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继“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后，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这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据成立的当天统计，团体会员有28个。其中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职协”的成员不仅有店主、经理、工程师、工商业者，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店员和工人，社会成分广泛，动员量较大。该会由沙千里任理事长。
此外，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这些协会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7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邀集了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授会”），并通过政府明令该会是上海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其它抗日救亡团体均需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
因此，前述各抗日救亡协会成立后，在名义上都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但在行动上，“救亡协会”和“后援会”仍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了大联合以后，高高地举起抗日的旗帜，广泛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仅“文协”就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和40多个慰劳团，同时与“职协”、“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协作，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文协”等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3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
11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死4名英国驻上海的士兵，在英国驻上海的机构力牺牲者举行葬札时，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了3000余人的送葬队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同声高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之情扣动人心，许多行人感动得为之落泪，不仅动员了群众，而且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在众多的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的专门设立了演讲股，有的专门设立了演出科，还有的专门设立歌咏组。郭沫若、钱俊瑞等知名人士，常应“文协”之邀，出席各种集会和发表讲话。“职协”还动员其属下组织，在上海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许多演出队，不仅在上海城区演出，还深入郊区和内地，甚至到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在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办了大量的报纸、刊物。其中“职协”创办了《职业生活》，“文协”创办了《救亡日报》，其他救亡团体创办了《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妇女生活》、《读书》、《朋友》等等。与此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积极开展救国募捐、救护伤员等活动。
上海沦陷后，租界未被日军占领。一些未及转移的抗日救亡组织的成员，利用租界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以“联谊会”、“俱乐部”等名义，向上海人民传播抗战消息，发动募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和其他物资。
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在比较不发达地区和边远省份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一些进步爱国的文化人士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等，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贵州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也很活跃。“七·七”事变发生后，“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行了自己的油印刊物《贵州学联》，首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还利用寒假的时间，背着背包，步行数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营扎寨，在广大乡村大量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他们的活动，使这个处于偏僻地区的省份也迅速动员起来。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强大，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却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在“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长辛店地区的工人，立即动员起来，向宛平、广安门、南苑等地运送了大批的枕木、铁板、铁轨，并帮助宛平驻军构筑阵地。卢沟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抽出了大批劳力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送情报，运送伤员，并且积极向军队提供粮食、饲料。甚至连磨刀师傅也到军营为部队的伙房磨刀。
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干津夫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除了昼夜加班为前线输送军队和物资外，还抽调了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从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轮船上的600多名中国籍海员毅然离船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前夕，广大工人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帮助政府和爱国资本家向大后方迁运了大批的工厂和物资，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