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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

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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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面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位高龄总理和他的前任张绍曾一样,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物。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5)

    孙宝琦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建议召集一个“行宪会议”,邀请张作霖、卢永祥参加,以求实现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宪政统一计划”。这个建议并不是无所本的,事前他曾与卢永祥通电讨论行宪问题,卢表示可以召开会议加以讨论,他就鸡毛当令箭似的拟就了一道“行宪统一”的命令,要求曹锟盖印发表。3月11日,他又电请吴佩孚、齐燮元通电赞成这个计划,齐对此未置可否,吴佩孚对于宪法根本没有好感,特别反对宪法中关于省长民选的规定,公开指斥为“荒谬绝伦”,哪里会肯赞成召开行宪会议!此时吴还没有放弃其“和皖”“联卢”的意见1924年2月间,议员林树椿等182人提出补选副总统案,吴佩孚示意他们选举卢永祥为副总统。,但在14日回答孙宝琦的电报中,却又建议由浙江人民发起取消浙江省宪法,宣布服从国宪。此外,还说没有召开行宪会议的必要。    
    曹锟叫孙宝琦做国务总理,本来是看中了这位“老成练达”的旧官僚,能够百依百顺,不会像过去一样经常有府院政潮发生。自从孙上台以来,仍然以责任内阁自居,并且唠唠叨叨地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那样一套方针,曹锟不觉起了厌恶之心。孙主张遵守宪法,对于金法郎案一定要尊重国会的意见,更使曹锟耿耿于怀。此后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曹锟经常患病,又不喜接见宾客,因此外面有曹锟业已身死、秘不发丧的谣传。3月间,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从伦敦打来电报问候曹锟的起居,说明这种谣言已经流传到国外,而国会议员也纷纷打电话向王毓芝探听虚实。曹锟叫王毓芝追究谣言的来源。王毓芝回报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中传出来的:总理听信了算命人的话,认为总统不出一月就会死亡,他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这些刺耳的话,气得跳起脚来大骂“老混蛋”。孙知道曹锟对他发生了误会,曾经三次到公府,想当面解释一下,曹锟不予接见,却叫手下人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第二件,孙委派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王毓芝告诉他,“总统要委派张廷谔”,孙正因自己无权支配阁员而心怀不满,现在委派国务院一个职员也要受到干涉,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便也粗声暴气地说:“总统这样不讲理,请他下命令免我的职,我回到税务督办的原职好了。”王毓芝把这些话转告曹锟,曹锟咬牙切齿地说:“我偏不许他回任,就是税务会办也不给。”第三件,孙和王克敏大闹意见,王赌气请假不到部。王是曹锟最信任的人,因此曹锟对孙的感情更恶化了。    
    此时孙想再呆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可是他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幻想,希望曹锟给他10万元旅费,让他出国旅行,用内阁总理的名义,疏通各国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5月28日,他又一次到公府请求谒见,曹锟仍然推病不见。一直到这时候,他才提出辞职。曹锟因为改组内阁一时还有困难,下了一道照例慰留的指令,于是孙又得意起来,打算赶走王克敏,以便加强内阁总理的地位。6月中旬,孙、王两人的斗争更加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叔鲁被你排挤掉,我也愿意下台。”孙连忙表示自己愿意下台,即于7月2日提出辞呈。他在呈文中借口因病不能继续供职,他所患的病症是“头晕目炫,肝胃不和”。有人向曹锟挑拨说,上一句指“元首不明”,下一句指直系内部分化。曹锟一连骂了几声“老混蛋”,即于次日予以批准,派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    
    7月5日,曹锟向国会提出了颜惠庆组织内阁的同意案,由于国会意见纷歧,内阁同意案很久没有得到解决。    
    四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到处碰壁    
    北京政局闹得一团糟的时候,正是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发展到顶点的时期。他调樊钟秀打广东,调张国信打四川,这两个都是他所收编的河南土匪。有人讽刺地说:“这不是武力统一而是匪力统一”。事实上,吴没有力量消灭河南的土匪,就把他们收编下来而又推出门去,认为“一举两得”。不料樊钟秀开到广东就投降了孙中山,张国信拒绝调动发生叛变,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吴又把各地杂牌军一批一批地调往西南各省作战,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却要留以对付奉系。这些杂牌军有的拒绝受调(如陕军胡景翼),有的也投降了南方而与直系为敌(如豫军常德盛部)。同一时期,吴又采取了分化西南内部的策略,如在广东利用林虎、洪兆麟,在广西利用陆荣廷、马济,在四川利用刘湘、杨森等等。这些做法,徒使自己增加了军火、军饷的负担,并未讨得便宜。    
    吴佩孚的第一个计划,是依靠孙传芳为主要打手,征服广东。由于福建情况复杂,孙传芳必须首先统一福建才能向外发展。1924年1月,孙军突然集中闽浙边境,当时就有孙传芳不愿攻粤而将攻浙的谣传。2月27日,孙以检阅军队为名到延平,派王永泉代理福建督理的职务。孙与王永泉是结拜弟兄,他说已经保荐王永泉继任福建督理。同时,驻省第二师第三旅卢香亭、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李生春两部也都开拔出省。卢永祥得到情报,马上增兵常山、江山准备抵抗。当时又发生一种传说,这是孙传芳的声东击西之计,目的不在攻浙而在攻赣,蔡成勋也大起恐慌,3月3日,江西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孙军攻赣。    
    不久盖子终于揭开了。3月6日,与孙合作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致函王永泉,限于3小时之内离开省城,同时,已经开出省城的卢、李两旅都将后队转为前队,由洪山桥回师向省城进发。王永泉的兵力来不及调回,无法抵抗,只得逃出福州。原来孙传芳的确是用声东击西之计,故布疑阵,使王永泉猝不及防,然后把他驱逐下台。    
    王永泉逃往泉州后,仍然不能立足,12日将所部交与旅长杨化昭,即日离泉赴沪。困守厦门的臧致平乘机收编了杨部,并与该部联合出兵,于3月22日攻占漳州。于是周荫人与驻闽海军司令杨树庄及广东“陈家军”联合进攻臧军,在泉州、厦门一带进行了拉锯战,4月15日臧军退出厦门。此后臧军在粤赣边境到处寻找出路,终于杀出重围开抵浙江常山、江山一带,卢永祥收编为衢州边防军,派臧致平以参议名义督率边防部队,并任杨化昭为边防司令兼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    
    王、臧等部解决后,5月13日北京政府任命周荫人继任福建军务督理,调任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这是吴佩孚叫孙传芳拨转马头进攻广东的一个步骤。可是孙传芳已经接受了齐燮元的四省攻浙计划,想向浙江发展。他不能明显地拒绝吴佩孚的命令,便于6月16日致电曹、吴,愿负平粤责任,并且煞有介事地大谈其进攻广东的战略:准备以主力由北江直趋广州,另以偏师协助“陈家军”由东江反攻,预计需要军饷300万元,枪弹500万发,3个月内可以大功告成。他明知北京政府拿不出这些军饷、军火来,便出了这个难题目,果然吴佩孚被他难倒而把攻粤计划放下来了。    
    吴佩孚的第二个计划,是压迫湖南取消省宪,投降北方。湖南自谭、赵战争结束后,仍然保持省宪的外壳,自居超然地位,拒绝客军假道,这对吴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个严重的阻力。此时岳州、常德都在北军的控制之下,吴佩孚派岳州人葛应龙以军务处长名义,主持岳州行营事务,叫他进行破坏湖南自治的活动。葛嗾使岳州各团体通电反对省宪法,3月中旬,又在岳州代发长沙商会及湖南劣绅叶德辉赞成“和平统一”的电报。同一时期,长沙各团体却在赵恒惕的授意下,发起“湖南民众的护宪运动”,长沙“公民联合会”通电表示坚持湖南自治,长沙商会否认岳州假名冒发的筱电。叶德辉是个一贯勾结北洋派的湖南文妖,辛亥年反对清朝皇帝退位,1916年又赞成袁世凯做皇帝。此时他的老朋友章 太炎写信给湖南省议会,痛斥直系军阀自己不愿实施宪政,他们没有资格干涉湖南省宪法,这个文妖马上写了一篇《论省宪书》,和章 太炎打起笔墨官司来,对湖南省宪极尽丑诋之能事。这篇文章 激怒了省议会,认为叶德辉的违宪言论已经构成了谋叛罪,咨请省长予以拿办。叶德辉公然致函指责议会本身违宪,因为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能加以干涉。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6)

    随后葛应龙偕同岳州行营军法处长谭道南以庆贺春节为名到长沙,在天乐居旅舍组织破坏省宪机关,公开联络各界,发布反宪传单。吴佩孚根据情报,赵恒惕不肯取消省宪是受了政学系的迷惑,因此3月下旬邀请政学系政客钟才宏到洛阳,并又轮流邀请湖南军政界要人前往洛阳,当面施以压力。葛应龙等到长沙后,叶德辉公然在光复里家中大宴宾客,门前有北兵站岗守卫。    
    这个时期,湘军因谭、赵之战而实力大为削弱,无力抵抗北军。在吴佩孚的威胁下,4月9日,赵恒惕向省议会提出辞职,省议会却反而责成他坚决保卫省宪,不许规避责任(这一回合具有唱双簧的作用)。于是赵又借口召开军事会议来解决省宪存废的问题。    
    军事会议召开前,吴又派湘籍政客刘揆一到湖南作说客,认为湖南宣布自治本来就是唱假戏,省宪是用以阻南拒北的一个工具,现在南北都不喜欢这个东西,应该是抛弃它的时候了。吴还指使葛应龙等竭力拉拢湖南军官,使赵在军事会议上陷于孤立。但是,4月15日军事会议召开的结果,湘军将领一致表示不让赵下台,省宪可以修改而不能取消,而究应修改与否,仍须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吴佩孚一面陪笑脸,一面捏拳头的做法。当然,仅仅修改省宪不能满足吴的要求,但吴也怕把湘军“逼上梁山”,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    
    5月22日,省议会又一次咨请省长制止在长沙公开进行的破坏省宪的活动。当天半夜里,长沙各报接到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葛向阳的电话,坚嘱勿将此项消息刊出。次日黎明,葛向阳率领北军卫士到各报检查报样,看见各报仍将此项消息发排,就从稿盘中抽出,以致各报出版时各留空白一方。24日,各报函请省长制止此项流氓行为,否则长沙各报全体停刊以示抗议。    
    在吴佩孚大力压迫湖南的时候,唐继尧派代表焦子静到湖南,力劝坚持省宪,勿为威力所屈,本人愿为后盾。    
    此后由于江浙局势日趋紧张,直奉战争又将爆发,吴佩孚对湖南的压力才逐步减轻下来。但是,赵恒惕为了适合自己的需要(修改关于省长职权的一章 以加强自己的权力),仍然对省宪作了修改。经过这番风雨,吴佩孚取消湖南自治的目的终于没有达到,可是湖南自治的假面具却也完全被戳穿了。    
    吴佩孚的第三个计划,是利用川军刘湘、黔军袁祖铭两部进攻云南、贵州。在吴的指使下,刘湘曾招致云南失意军人黄毓成、金汉鼎等共同商讨,企图策动云南内部发生变化,然后从外部配合进攻。由于唐继尧还有控制内部的力量,刘湘也就无意于单独发动对云南的攻势。袁祖铭虽然热衷于夺回贵州政权,但是此时从四川退下来的川军第一军熊克武部,从湖南退下来的湘军蔡巨猷部,都集中在贵州北部和湘黔边境谭军退出湘南后,赵恒惕派叶开鑫进攻湘西,骑墙派军人唐荣阳、陈渠珍等纷纷投归赵方,蔡巨猷率领残部退往黔阳、晃县一带。,与唐继虞的滇军会合,兵力相当雄厚,同时袁还希望留在四川取得军火和军饷的协助,所以按兵不动。一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事发生的时候,吴佩孚进攻滇黔计划也都没有实现。    
    吴佩孚的第四个计划,是扶植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残余势力,第一步平定广西,第二步利用他们进攻广东。陆荣廷重回广西后,1924年1月30日,北京政府又任为广西军务督理,并将林俊廷调为钦廉边防督办。吴佩孚派陆的义子马济为两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帮助他成立“武卫军”,作为平定广西的基本武力。3月中旬,陆由南宁到桂林,派陆裕光带领徒手兵4营到衡州,接运马济从汉阳兵工厂取得的一批军火。陆企图占领桂北一带,打通到湖南的交通线,因此与沈鸿英发生了军事冲突。    
    沈鸿英在广东失败后,自己率领一部退入湘南砰石、宜章 一带,另有一部留驻桂林、平乐一带。沈因吴佩孚对他已不重视,并且转而扶植他的对头陆荣廷,心中十分怀恨,便又与谭延辏О抵泄创睿ü返墓叵担〉昧怂镏猩剿蚊摹肮阄髯芩玖睢钡男峦废巍4耸鄙蚝栌⒊晌桓觥傲酵飞摺保砻嫒匀环印拔獯笏А保抵腥从纸邮芩锎笤У暮帕睢K龆ǚ直铰方ヂ饺偻ⅲ宦酚捎烂鳌⒐嘌艚ト荩宦酚善嚼纸ス鹆帧�3月28日,他在班师回桂的一天,还打电报给吴佩孚说,桂林、平乐是他的饷源所在地,不能让“陆老帅”占为己有。吴佩孚急忙派苏世荣前往阻止他进兵,并且答应替他筹饷,但是此时沈鸿英已经不肯再接受“大帅”的摆布了。    
    4月6日,沈军兵临城下,陆荣廷将桂林城外房屋付之一炬,并在城内高地架设大炮,闭城死守。陆、沈两人虽然都是败军之将,可是在这次互拼死活的战斗中,却也打得非常激烈。4月23日以后,沈军在城外象鼻山架炮轰城,造成了桂林城的空前浩劫。    
    马济的“武卫军”仅编成一团,杯水不足以救舆薪,便向赵恒惕借用叶琪(第二师第三旅)、李品仙(第四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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