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0-单腿站立-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錾郑蔷突嵬耆恢耄杂诔黾赣⒊咭酝獾目占浜途嗬朊挥懈芯酰巧踔疗笸忌斐鍪直廴ゴッ洞Φ纳蕉ァＨ绻阉橇粼谏滞饷妫堑母芯趸岬玫窖杆俚牡髡挥眉柑斓氖奔洌蔷突峄竦枚钥占浜途嗬氲摹罢！备兄！ �
房间，空间，扩展。所谓自由就是对生理机能、对世界连续不断的扩展以及对个人（以及社会）空间的不断扩展——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走向康复的本质，因为康复不仅仅是指腿的运动机能的恢复，也不仅仅是指立体感和视觉的恢复，而是指一个人的综合整体恢复了生命，是指一个人从自悲自悯的心态、疾病的痛苦、患者意识及封闭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走向健康完整的自我，走向现实的世界。在过去的三周里，在狭窄的空间中，我几乎把现实的世界遗忘了。
可怕的正是自己没有感觉到它的可怕，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多么严重地萎缩在自己的病床上和病房里了——这不仅指表面的、生理学意义上的萎缩，而且包括想像力和情感上的萎缩。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侏儒，一个囚犯，一个被收容者——一个病人，而自己竟毫无察觉。我们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随口说出“全控机构”这样的词，可从没想过它会在不知不觉间对患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使每个被收容者在各个方面（特别是精神上的）产生怎样快速的萎缩。
我经常和自己医治的脑炎后遗症患者谈话，他们在“苏醒”之前，已经在这样的收容机构里生活了数十年，我问他们——他们感到自己被封闭了吗？他们向往外面广阔的世界吗？当他们非常平静地回答“不”的时候，我感到万分惊讶，难以置信。我不能把他们都视为病态，他们这种逆来顺受的心态看起来很普遍，这种心态延迟并阻止了他们重新回到充实完整的现实生活中，虽然通过治疗震颤麻痹的药物左旋多巴使他们身体状态的恢复成为可能。据我所知，这种心理的萎缩是普遍存在的，任何的活动障碍、疾病或封闭都可能产生这种现象。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萎缩，因为患者本身不能直接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种现象可以忍受，但无法治疗。如果作为参照物的背景自身也萎缩了，那怎么能判定物体本身的萎缩呢？必须让自己唤起对于已经“遗忘”了的大千世界的记忆——这样，也只有这样，患者才能扩展视野，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那个幸福的星期六，我从那没有窗户，像单身牢房一样的狭窄病房转移到了整形外科的一间宽敞的病房，也就在当天，我恢复了广阔的视野，而且，我行走了半英里，充分体会到了运动的感觉以及正常的空间感。还是在那个幸福的星期六（这一天正好是我发生意外跌落事故后的整整三周，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也是最短的三周，是最充实也是最空虚的三周），我终于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自由。
或许，不光是对我，对所有的患者都一样——因为这是一种病人的心态（虽然患者希望自己能赶快恢复健康，并能接受良好的治疗）——我们都会遭受双重的痛苦，双重的折磨，两者交织在一起，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种是肉体的痛苦，肉体生存能力的缺乏——即，身体器官的病变引起了存在和空间的削减；另一种是“精神的”的痛苦——或许这个用词不太恰当——指的是患者的法律地位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当患者与“他们”发生了冲突，向“他们”认输的时候——“他们”指外科医生、整个体系、医疗机构。这是一种仇恨甚至类似偏执狂的对立，使得严重的肉体痛苦更加难以忍受，因为这种精神的痛苦是患者无法解决的。我本人也不仅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也忍受了精神上的屈服——我无法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站立在“他们”面前，特别是面对我的外科医生。虽然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一直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每个人都出于善意，尽量想把事情做到最好。但是，毫无疑问，自入院以来，我一直不能摆脱萦绕着自己的、噩梦一样的感觉，特别是当我与自己的主治医生无法沟通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得尖锐、具体起来——当他权威地告诉我“完全没有问题”时，这与我最根本的知觉相矛盾，让我产生疑问和怀疑。——这种知觉是建立“自我”的最根本的感觉，是自我统一的基础。当我的肉体感到无力、不能动弹、被封闭时，我的精神也感到无助、麻痹、萎缩，也有被封闭的感觉——不仅仅是萎缩，而且，我感到了自己的人格被扭曲，陷入一种消极落魄的角色和心态。
星期六，我主动找到了主治医生，以前我总是在“临床大检查”这样令人讨厌的背景下，被动地等待他来找我。这种时候，在众多的医生面前，他总是不得不扮演他的角色，一位全能的会诊医师，而我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患者。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主动拜访了他，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谈话”——很明智的，平等的人与人的对话，这让我们消除了彼此间的误解。
现在，我们之间能够进行这样的谈话是因为我对他的需求变少了。对他，我不再吹毛求疵，不再充满忿恨，不再过分依赖，因为我的世界变得宽广了——而医生、这个系统以及医院这个机构——它们的作用缩小了，缩到了一个适当的范围。很明显，斯旺医生对此也感到欣慰，因为哪一位医生都不愿意看到那种自己苦恼也引起别人苦恼的患者，他当然也不想在我的故事中扮演魔鬼的角色。于是，我们彼此间建立了和平，保持着恰当的尊严，同时，还夹杂着一种愉快的，但有保留的热情。
此刻，我自由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都自由了。我感到自己像是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回来的路就在眼前。现在，心理的阴霾和黑暗被驱散了，肉体的晦暗、阴影和盲点也消失了。通向光明和生命的路就在眼前，自己终于可以在没有干扰、没有对立、没有阻碍的平坦大路上向前行进了，向着喜悦，向着生命的丰盈和甜蜜越走越快。这些是自己已经忘记了的，或者说是从没体会过的感觉。从星期三那奇迹般的第一步开始，我的情绪日渐高涨，到星期六，我欣喜地飞舞起来了，这种喜悦在以后的六周里一直持续着，而且日益加深，它在改变着世界，美化着世界，使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奇迹和快乐。
一种独特的喜悦气氛弥漫着我窗外的院落。自己曾经一直与外界隔绝，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日出日落，没有青草树木，没有世界或生命的感觉。此刻。我就像一个饥渴的人，满怀渴望地凝视着窗外这片绿色的四合院，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在那间什么都没有的、窗户被封住的、让人窒息的小病房里，自己与现实世界相隔是多么遥远啊。我想贪婪地看着一切景色，但身体上的不适还是让我行动不便，自己至少必须在床上躺几个小时，我只好把剃须用的镜子高举起来，通过它反映出外面的院子。通过镜子，我看到了花园里的人，虽然缩小但是真实的人，他们或坐着或走着——这是我手术后第一次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人的世界。视觉上，我让小镜子里映出的世界贴近自己，同时，更渴望能亲自走到外面的庭院中去。（当时，我没有想过这完全是可行的。不知怎的，在当时，这似乎是达不到的，被禁止的。）在康复阶段，每一次迈步，每一个进步都需要得到某种“许可”，因为被禁锢、被照顾的感觉特别强烈，而且，多数情况下，自己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自己身上的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我的自由言论和行动经常受到禁止和压抑，所以，慢慢地，我的言行举止已经被这个机构同化了。现在，第一次与其他患者接触，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在自己身上没能发现的这一点。我意识到无论通过别人“给你许可”，还是自己突然意识到这根本就“不需要许可”，患者必须消除这种禁锢和压抑等障碍，这也是恢复阶段必经的台阶。因此，有这样的说法：通向自由的台阶要一级一级地向上爬。这样的攀登需要双重的先决条件——身体机能的一定恢复以及必要的胆量、许可或精神上的自由。
“平静的恢复”？！简直是胡说八道！正如那位优秀的外科主任所言，恢复的过程就像一次“朝圣”，是一次长途跋涉，必须一步一步、一站一站地向前行进。每一步、每一站都是一次全新的历险，需要一个崭新的开端，像一次新生。一个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起点，重新开始，重获新生。人的恢复，和人的出生一样，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就像一个凡人的生、老、病、死，一个人的恢复也需要经过各个阶段，危险期、平稳期、康复期，每个时期，又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形，令人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平静的恢复？当然不是！恢复的进程中包含了太多的事件！
周六以后，我的恢复情况进展得更加迅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秋风扫落叶一般。我不再记录那种琐碎的康复日记，一定程度上，甚至连自己的“观察记录”也停止了，我进入了一种大刀阔斧式的恢复阶段。同样重要的是我不再孤独，我们有了一个团体，一个同盟，我成了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我不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可怜人，病痛带来的孤独感让每一位病人都会发出这样顾影自怜的感慨。我不再将自己封锁在孤单单、空荡荡的世界里，而是让自己融入一个真实的、热闹的、与他人共享的世界，至少我和大家之间建立了联系，不再仅仅只是扮演一个个角色，好角色或坏角色，就像我对医务人员的分类。只有现在我才能彻底驱除那位外科医生对我的恶言恶语——“你真是罕见”曾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眼下，我可以和病友们一起畅所欲言，因为我们同病相怜，彼此是患难兄弟，无需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不必隐藏歪曲，第一次真正享受着自由的交往。我了解到自己的经历、病症毫不希奇。几乎每一个四肢受过伤、做过手术、戴过夹板、无法触摸、不能自如活动的病人都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错乱。我听说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觉得自己手和脚“希奇古怪的”、“不对劲了”、“不真实”、“莫名其妙”，像“被遗弃了”、“被割掉了”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一个词语“什么都不像”。我在病区里呆了六天，和那里的病人进行了充分、自由的交流。显而易见，很多病人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都无法和自己的外科医生达成有效的沟通，这一点是确凿无误的。一些人，像我一样，尝试过但被断然拒绝了；绝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没有人能做到和医生保持良好沟通。对此，一些人感到心惊胆战；一些人只是有点担心不安；还有一些人感觉麻木迟钝、不以为然：“唉，管它呢！就那么一回事，司空见惯了。”如果说我“真是罕见”，不是指我的经历及其性质本身有什么与众不同，只是我的反应与别的病人大相径庭。我陷入不停的思考，提出了“理智的亵渎”这个概念，并指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六章 康复（三）
搞清楚这一点后，我内心的排斥情绪便停息了，自己可以进入更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仍然有些孤僻和自我封闭，这种情绪一方面缘于疾病本身带来的孤独感和隐秘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医院这个机构死板的“垂直”结构所致。
在病区的六天中，病人之间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交往，但仍然非常有限。直到后来到了“康复之家”气氛才完全转变，隔离孤独、沉闷压抑的感觉才像噩梦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明快的、舒适的、家一样的温馨氛围，我们彼此间有种亲密的伙伴关系和友谊情分，大家朝夕相处，和谐融洽，共同分享，同步迈向康复。
在转往汉浦斯蒂德的“康复之家”开乌德庄园的前一天，我坐在轮椅中，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来到了自己曾深情凝视过的那个小花园。几乎一个月了，自己从没有到户外来过，此刻，置身户外的空气中，我真是太高兴了！心中洋溢着一种纯粹的、强烈的喜悦，带着感恩的心去感受着那缕轻拂脸庞的阳光、那阵划过发丝的微风，去聆听鸟儿的叫声，去欣赏、触摸、爱抚那些生机盎然的树木。在经历了可怕的孤立和隔离之后，我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并与之建立起某种最本质的联络交流。置身花园，我感到自己内心中曾经枯萎、死去的某些东西渐渐复活了。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这是我一直以来有着强烈感受却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工作中实施的想法——病人需要的是那些带花园的、露天的医院，可以建在乡村或树林里，就像我工作过的纽约郊区的那家“小姊妹之家”，一个像家一样的医院，而不应像避难所或某种机构那样。医院应该像家，或者像村庄。
虽然阳光的照耀让自己如沐恩泽，但我还是发现，花园里的那些非病人——学生、护士、来访的人，都在回避着我。我、我们和健康人是有区分的，我们病人穿着白色睡袍，像麻风病患者一样被别人下意识地、但又明显地躲避着。之前，我从没有感觉到社会上已把病人划为一个特别的等级，他们被社会孤立了、抛弃了。他人的怜悯、厌恶以及白色病袍都形成了我们病人和他们健康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对病人表现出来的谦让和礼节更使之欲盖弥彰。我意识到以前健康的时候，自己也曾无意识地回避着患者，只是当时自己毫无察觉。现在，自己病了，穿上病人的长袍，方能强烈感觉到自己是怎样被那些非病人恐惧地躲避着，保持着距离。入院时，如果当时不是惊慌失措、自顾不暇，我可能会更清楚地留意那些“住院手续”——换上患者服装、带上姓名牌、剥夺个性、降低身份。然而，真是巧合，花园里的一幕让我更清晰地，又有点戏剧性地感受到我们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隔阂，这种隔阂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