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特哈尔塔-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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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席特哈尔塔》看黑塞的东方思想
张 佩 芬
西方文化史上曾出现过很多景仰东方的学者，哲学家叔本华最负盛名，欧洲文学史中也有许多热爱东方思想的作家，托尔斯泰和歌德便是人人尽知的尽子。但象黑塞这样的却不多见，也许可说是绝无仅有。他毕生孜孜钻研东方思想，不仅作为人类的共同精神遗产而学习、汲取，用以丰富自己的创作，而且将之完全融入自己的思想，成为许多作品中的主要精神内容。他的《席特哈尔塔——一个印度故事》便是有力的例证。这本书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多层次地逐渐深入到中国道家思想的核心，使一个欧洲作家笔下的人物成了老子和庄子思想的体现者。
《席特哈尔塔》于1922年问世后受到世界范围的注意和欢迎。对这位热爱、景仰中国文化的作家以及他的阐释、崇尚东方思想的作品进行研究、介绍，无疑是中国外国文学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黑塞与东方 赫尔曼·黑塞出生于德国一个传教士家庭，祖父和父亲曾长期在印度传教，都对东方文化有较高修养和深厚感情，作者少年时代就接触大量古挖亚洲的书籍，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和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印度古老的《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奥义书》是少年黑塞爱不释手的读物。
在家庭安谧恬静的宗教气氛中，在清淡如火的东方思想熏陶下，黑塞自幼便习惯于沉思冥想，形成了孤独内向的性格，这种性格又进一步促使他崇尚自然，追求精神上的和谐统一。黑塞婚后建立了自己的书库，其中赫然有一个“中国角落”，他把这地方称为“美丽、和平、幸福的角落”，经常在那里阅读、思索，梦想着遥远东方的神秘国度。一旦在文坛奠定了地位，经济上比较富裕时，他就邀请瑞士画家汉斯·斯托春艾格同赴东方，1911年9月至12月，作家游历了印度、锡兰、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地，当时中国恰值辛亥革命，黑塞未能入境。不过他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也亲眼见到和亲自接触了“无数充满活力的中国人以及那种代表着中国古老精神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他甚至感到自己东方之行“最主要的、也许可以说最强烈的印象是中国人”，他赞誉他们是“东方的秘密主人”。黑塞旅行期间给一位朋友的信对此更有形象的描述：“和中国人相比较，印度人的世界虽然色彩斑斓，却一切全都分崩离析，和南意大利情况一模一样。在东方，唯一令人钦佩的是中国人。”这次亚洲之行促使黑塞进一步努力研究《道德经》和一系列中国古代著作，为他以后提出的那条“通向内在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黑塞的“内在之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战期间，黑塞由于反战而被视为“叛徒”，家庭也因而破裂，作家本人几乎濒于精神崩溃。经历了这场社会动荡和家庭不幸后，黑塞逐渐放弃一度十分欣赏的尼采超人哲学而向往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事的内心修养之路。后来黑塞把这一时期写的五篇重要作品编选成集，题名就叫《通向内在之路》，并把直接写东方的《席特哈尔塔》放在末篇，成为汇总全集主题思想的压卷作。《席特哈尔塔》的诞生是一种象征，预示着黑塞后半生的发展道路。
《席特哈尔塔》始写于1919年，1920年在瑞士《新论坛》杂志发表了第一部分，受到广泛的好评，作者自己地因对东方思想缺乏深刻理解而写不下去，于是再度到古老中国和印度的精神世界去汲取营养，经过几近三年的“苦修”才于1922年完成第二部分。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世界范围的注意，迄至9177年，已有34种语言的译本，仅印度就出了12种方言的译本，在美国，单行本印数也突破了300万册。在日本，除普通版本外，还出了多种廉价本，不论在50年代、60年代、还是70年代，都处于 各类畅销书的领先地位，这在日本是比较罕见的。 从吠陀经到《道德经》 关于《席特哈尔塔》，作者有两段重要的自白：“这部小说是一个出身基督教社会、受基督教教育的人的一份自白书，他早早离弃了自己的教堂，十分努力于理解掌握其他宗教，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信仰方式。我努力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类虔诚善行的共同之处。究竟有什么东西是超越一切民族差别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所有种族和每一个个人所信仰和尊敬。”
“《席特哈尔塔》是给亚洲读者的一个象征，它表示超越国家民族和超越时间的思想把我们联系起来了。”
要以说，这便是黑塞写作《席特哈尔塔》的意图，作品写的虽是古印度净饭王时代的故事，体现的却是20世纪欧洲人的思想感情，主人公不仅具备欧洲精神，而且还闪烁着东方智慧的光芒。席特哈尔塔因此成了漫长欧洲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形象，成为东西方精神和谐统一的象征。
小说故事比较简单，它叙述一个婆门贵族青年的一生：锦衣玉食棗游方为僧棗骄奢淫逸棗摆渡济世棗修道成佛。结尾是主人公向后来者传授“道”的庄严图景。
作品开始于婆罗门教浓郁的宗教氛围之中，出身富贵世家的席特哈尔塔好学不倦，受人尊敬，他熟读婆罗门经黄，对诸种吠陀中的箴言背诵如流，他按照教规沐浴、祈祷和祭献，他认真领会父辈的教诲。作者用主人公学习《梨俱吠陀》、《婆摩吠陀》和《奥义书》的体会向读者展示出印度精神的虔诚性和高尚性。信徒们必须遵奉的美德是：自我克制、谦逊、忍让与平和（和中国儒家学说类似），席特哈尔塔就是他们的典范。人们公认他业已掌握婆罗门教的真谛，他却苦苦思索着《娑摩吠陀》里的名言：“你的灵魂便是整个世界”，“人们睡眠时，在深深入眠时，便进入自己最深的内在之中，便居留于阿特曼之中”。席特哈尔塔知道自己所尊敬的长辈中棗包括他熟谙各种经典的老父棗并无人知道至高无上的“阿特曼”究竟是什么，当然也无法引导他“进行入这个极美妙的世界”，自己究竟如何才能够摆脱自我，超越死亡，而臻于完美呢？席特哈尔塔明白，已经不可能在家乡学习到更多知识和解决自己内心的疑问。一种追求更高学识的渴望导致主人公第一次离家出走。小说主人公第一个学习阶段到此结束。
紧接着，席特哈尔塔成为游方的沙门僧，从新闻记者经书转向宗教实践。若干年后，他向长老学会了“自我解脱”和“沉思潜修”，学会了沙门僧的三项本领：思索、期待和斋戒，他让自己的躯体干枯得象一节树枝，能够忍受烈日、严寒和饥饿，也常常让自己的灵魂潜入上千种陌生的躯体之中，品尝着轮回循环的滋味，寻求着无痛苦的永恒境界，但每回总是惊醒过来依然故我，重新感觉渴望。当他认识到长老的学识也仅达到他自己的程度时，便毅然登程去朝拜圣人。书中戈塔马的原型正是释迦牟尼。戈塔马的学说宣讲世界大同与人类精神的和谐统一，凡聆听过佛祖学说的朝圣者，无不立即扳依门下，就连席特哈尔塔的“影子”，从童年时代就一直追随他的戈文达，也与他分手，成为戈塔马的信徒。但席特哈尔塔仍然没有满意，他对佛陀说：“没有人可以通过配给学问而获得拯救”，“我并非去寻求中一种更为美好的学问，因为我明白，不存在这种学问，……我要独自一人去攀登我的目标，或者去死亡。”黑塞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自己的见解：成就的途径多种多样信仰方式也多种多样某种已臻完善的宗教也并非适合于任何人，不是人人都能象释迦牟尼那样创造高深的学说，不过每个人都能够独立走完各自不同的道路。席特哈尔塔最终离开戈塔马，象征他决心和印度教义告别，独辟蹊径。主人公第二阶段的学习至此结束。
席特哈尔塔自幼沉浸于对婆罗门教经主义的沉思之中，对周围富于生活气息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今对宗教格言和苦行主义产生怀疑时，他的官能欲望便滋长发展，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者都令他触景生情，美女卡玛拉很轻易便成为他转向世俗生活的一剂催化药，席特哈尔塔开始了第三个学习阶段：学习爱情和买卖。他凭藉苦行僧的刻苦努力很快青云直上，成为大富翁，在醇酒美女的放浪生活中度过多年后，他感到了比第一次离家出走时更为强烈的厌恶之情。这场耗时良久的学习让他丧失灵魂、荒疏思索，成为“行尸走肉”。席特哈尔塔结束了第三阶段的学习。
主人公又一次遗弃家产出走，却四顾茫茫，顿生厌世之念。他来到一条河边，想投水自尽，却为不停流逝、生气勃勃的河水所感动，他从大自然的永恒性中体会到生命的永恒意义，这是席特哈尔塔对于“道”的第一次本能的体会。他在潺潺流水声中昏昏入睡，经历了一场无梦的长眠后萌发出新生的欲望，他决心继续探索永恒的内心完美境界，第四阶段的学习由此开始。
黑塞在给友人信中经常提到《道德经》对于自己的重要影响。1922年2月，他在《席特哈尔塔》即将竣稿之际写给费里克斯·勃劳恩的信中说：“赫拉克勒斯的道路也是我所欣赏的，长期以来我便忙碌于编织类似的网，那人穿着印度服装，他启程时是婆罗门和佛陀，却结束于‘道’”。小说出版后不久他写信给斯蒂芬·茨威格，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见解：‘我的圣人穿的是印度服装，但是他的智慧却更接近老子，而不是乔答磨擦，如今老子在我们这个精神颇为贫乏的德国已经相当时髦，同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毕竟自相矛盾。然而他的思想恰恰并不矛盾，而是绝对地两极，也即是双极化，它意味着一种尺度。我经常汲饮这一源泉以丰富自己。”
小说主人公是最后一个历程正是由于领悟《道德经》而修成正果。席特哈尔塔一生坎坷，他从探索自我出发，兜了一圈后，又回到原来的立场棗探索自我，这种貌似倒退的绕圈环行，实质上却以形象体现了《道德经》中一个朴素的辩证观点：祸福相倚，有无相生，一切矛盾无不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一切事物的发展也无不处于循环往复状况。（见老子第58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而老子第36章所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则以这种欲取先予、欲进先退的辩证方法更进一步强调老子关于一切事物必然向反面转化的规律。基于作者认为，世界万物质的变化地乐遵循老子所谓循环往复的变化规律，圆圈便成都市天道轮回的标志，席特哈尔塔一辈子走的圆圈也就纳入了大道的范围。小说后半部一开始就进入正题，席特哈尔塔既从河水悟到万物之辗转循环，却又永恒不灭，即为自身之写照，开始领悟“道”即自身（和《娑摩吠陀》中“你的灵魂便是整个世界”所述意境完全同样）的真理，破解了自己思索半生的迹语，也就迈入了“成道”、“成佛”的正确途径。黑塞笔下，“佛”和“道”本世纪一家，仅有途径之差别，因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可以殊途而同归，推而广之，西方和东方的思想不也可以相通么？小说主人公从中国道家思想而悟道成“佛”，完成了作者的写作目标：“超越国家民族和超越时间的思想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无怪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密勒读了《席特哈尔塔》后说，倘若把席特哈尔塔写成土耳其人、芬兰人或者匈牙利人，“我也同样会读通和理解的”，因为“作家创造了一个佛，他远远超出通常所理解的佛，这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壮举，尤其出自一个德国人之手。《席特哈尔塔》对于我是一剂选胜《新约全书》的治病良方”，“自从上过《道德经》这一课后，再也没有任何课程给予我如此丰富的意义了”。
作家黑塞的“通向内在之路”和小说人物席特哈尔塔的悟道成佛，有着内在的联系，《道德经》对于作家和小说主人公同样是“一场最感到解脱的经历”，因而产生了同样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席特哈尔截结束于“道”之际，也正是黑塞开始新的向东方取经路程之时。 “道” 对于《道德经》和《席特哈尔塔》的关系，西方评论众说纷纭，一些评论认为《道德经》是《席特哈尔塔》一书的灵魂，有些评论则干脆说作者创造了一个欧洲式的老子（指老渡夫华苏德瓦），或者至少是塑造了一个老子的化身。而不论是哪一种观点全都无可争辩地证明着《席特哈尔塔》和《道德经》之间存在难分难解的关系。小说主人公的最终形象是“佛陀”，但是作者让这个“佛陀”体现的却是中国的“道”，也即是说，黑塞以欧洲人的身份创造了一个代表中国道家学说的印度佛。这个特殊的“佛”事实上是生活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动乱年代作家本人所追求的精神理想的象征，他代表着一个现代西方人的思想感情。因而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数十年后，作品对远隔重洋的美国作家亨利·密勒还会引起共鸣，感到《席特哈尔塔》是胜过《新约全书》的济世良药了。
席特哈尔塔一生共经历四次迂回，其中最主要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最后一次迂回，作者花费的笔墨也最多，超过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小说从头至尾并没有提到一个“道”字，更没有提到《道德经》，却让读者感到作品笼罩在《道德经》的精神之中，甚至令人惊叹小说创造了一个老子。这正是作品巨大艺术成就所在。
启迪席特哈尔塔悟道成佛的最后两位老师是老渡船夫华苏德瓦和河水，前者是“道”的人格化身，后者是“道”的非人化身。两者从不同角度完成了道的“整体、圆形、统一的”形象（小说主人公语）。下面让我们依次看一看“两位老师”。
“水”（或河流）在无数文学作品中曾起着举足轻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