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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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懦弱的，更不可能带有市侩气。
把侠气与一个外表儒雅温和的文人连在一起，似乎显得牵强。其实，健壮者威武者未必就一定带有侠气。中国文人历来推崇为情义而献身的传统，沈从文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文人美好的性情。在艺术观里，平淡是他赞赏的境界，在生活中，他同样信奉着平淡。而他的笔下所流露出的侠气，也就无声无息地渗透在他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中。
沈从文在晚年最后一次回家乡时，曾有三个中年人带着许多礼物来看他。三个乡亲一见到他，就连声喊“恩人”，一齐下跪。他大吃一惊，连忙扶他们起来。这三位中年人说，他们来自离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在“文革”时期，他们曾到北京上访，要求澄清自己的冤案。到北京后，身无分文，他们想到了湘西的老乡沈从文，便贸然前去求助。多亏沈从文解囊相助，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是，此次看着他们，沈从文无法回忆起这件事情。沈夫人隐隐约约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几个人的模样，她也无从回忆了。写文章谈及此事的人为之感慨说：“他们几个青年人哪里知道，那些年正是沈老夫妇每餐啃两个馒头过日子的时候！”（刘鸿洲《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是毫不惊人的义举，朴素而清澈，一如沈从文笔下湘西的水。可贵的是，这种善良，这种热情，就是一种朴素的侠气，自然而然地发自沈从文的心中，是没有任何雕琢虚饰的天性的袒露。他平平静静地做，不求回报，不求虚名，更愿意人们遗忘。这是他做人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从写《记胡也频》、《记丁玲》，到“文革”中的这件小事，有贯穿始终的脉络在。
应该说这种侠气，源于家乡湘西的熏陶。沈从文曾是行伍出身，在一群群剽悍勇武甚或带有原始野性的湘西士兵中间，他形成了人生观。他敬佩那些勇敢者，特别在孩子时代，对家乡赫赫有名的“侠者”总是抱有羡慕和敬重。在以《凤凰》为题的散文中，他就以赞美的笔调描述过家乡当年著名的游侠者田兴恕。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战斗的湘西士兵的英勇，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人！”他感慨地说。他以家乡人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当他对一些留在凤凰的家乡军人发表意见时，他赞美湘西人的侠气：“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
沈从文用家乡的性情，鼓励同乡投入抗战，可见对湘西侠气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文人，但家乡尚武崇侠的传统，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印象和他的善良真诚的天性交揉在一起，带着它们，他走出湘西，走向人生。就这样，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留下了《记胡也频》，留下了《记丁玲》。
多灾多难的一年随着冬日的寒冷成为过去，1934年平静地来到。新的一年，对于沈从文和丁玲，自然都是新的开始。
丁玲消失在无声的角落，人们仍然关心着她的命运，但刚刚失踪时的轰动，已渐渐变得沉寂。丁玲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承受巨大的精神磨难。在浓重的夜色里，她企盼着自由的阳光。
1934年1月，紧接着《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他的著名小说《边城》，这部作品是与《记丁玲女士》同时写作的。两部作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显示出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的特殊才能。
《边城》在1934年第一期上开始连载，连载至第四期后暂停，第十期恢复连载。
在这期杂志上的“编辑后记”中提到：“沈从文先生前因回籍，《边城》续稿中断，自本期起陆续登载。”
沈从文在年初得知母亲病重，放下正在写作的《边城》，匆忙赶回湖南。此次是他在1931年和丁玲同到常德后的又一次重返湖南，也是他在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实现文学梦想后的第一次回湘西。
途经常德，沈从文由于来去匆匆，没有去看望丁玲的母亲。在家乡，他只呆了三天就又返回了北京。
张兆和回忆，沈从文当时匆忙回到北京，是因为湖南政局非常紧张，随时可能有危险。没有去看丁母，并非因为其他原因。沈从文回北京后不久，母亲便逝世了。
《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对沈从文这次回乡的艰难处境，有过具体的分析和描述。他写到：到家只有三天，沈从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处境使他进退失据。——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形销骨立，完全改变了旧时模样，成天大口大口咯血，生命已如一线游丝，朝不保夕。他愿意满足老辈人的愿望，守在母亲身边，为母亲送终，以尽人子之道；可是在邻省江西，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已有了战略转移的意图。相邻几省风声极严，这次返乡，一路上对外来行人盘查已经极严。而家乡的熟人，又都疑心沈从文是“共产党”。这不奇怪，他与胡也频、丁玲的关系，通过报纸作媒介，已尽人皆知，不少人还看过他抨击国民党政策的文章。在这种时候，一点犯共嫌疑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严重的是，他从亲友的口中，得知陈渠珍对弟弟沈岳荃正心存猜忌——沈岳荃此时已是陈渠珍手下一名团长，陈渠珍害怕他效法自己当年，从自己手里夺权。沈从文这次返乡，难免不犯陈渠珍大忌。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
然而，沈从文没有料到，他此次没有去看望丁母，日后会引起丁玲的不满，成为受责怪的一个内容。
当沈从文奔波于北京湖南之间时，丁玲正被软禁在南京。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她没有忘记老友沈从文，尽管她曾经说他们近年来存在着一些分歧。国民党特务方面答应她给母亲或朋友写信，丁玲没有给他人写，而是只写给沈从文。不管她后来如何解释为什么想到只给他写信，至少这可以证明，在当时她还是相信沈从文，把沈从文作为自己的朋友的。丁玲说；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魍魉世界》，徐恩曾为负责监禁丁玲的国民党特务负责人——引者）张兆和也回忆当时他们并没有收到丁玲的来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从获知丁玲的下落。大约到1935年，才从在南京见到过丁玲的朋友那里得知丁玲仍然活在人间。知道丁玲的下落后，沈从文非常高兴，他和张兆和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在去上海途中，特地在南京逗留，去看望丁玲。张兆和说：“那是我们的孩子虎雏一岁多的时候，因为北京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我们送孩子到南方去。我和沈从文到上海，路过南京，去看软禁的丁玲。记得她当时住在太平桥一带，和冯达同居，姚蓬子一家也住在一起。我们见到她，她很兴奋。她的儿子小苇护这时已经从常德到了南京，我给小孩还拍了照片，至今还保存着。
我们在一起吃饭，看上去她对我们非常热情，没有感觉到什么别扭。我从上海回北京时，路过南京又去过一次，她正好不在家，我们便把一盒饼干留给孩子，没有等她就离开了。”（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丁玲对沈从文这次探望的回忆，与张兆和大有差异，她说这时两人都心存芥蒂，之所以如此，丁玲说是因为两件事情使她对沈从文产生了不满。一件就是前面所说的沈从文没有去看她的母亲，一件是她被捕后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她。
第三部分第21节 中国新的历史开始了
第一件事情丁玲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魍魉世界》）这件事，丁玲的母亲是听他人转述，可信程度难以确定，沈从文途经常德未能去探望丁母，有前面所说的原因。当年正在常德念书的刘祖春从另一角度谈到这一事情。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是凤凰人，1934年毕业于常德第三中学，他回忆说：“常德只有省立第三中学，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第二师范学校。我便是在第三中学师范部毕业的。沈从文当时在常德，如果住在学校里，我是文学社团的负责人，肯定会参加文学青年为他举行的聚会。1980年，丁玲发表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后，我曾收到一个校友的来信，他断定丁玲所说是莫须有的事。”（1990年5月29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刘祖春的这位校友叫余培忠，是当年常德第三中学17班的学生，比刘祖春晚一届。他在给刘祖春的信中说，沈从文此
次在常德，没有住任何学校，而是住在春申君墓旁边的一个由凤凰人办的旅馆。他与沈从文是老乡，在旅馆里见到了沈。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只在常德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他一直陪着沈从文，所以不可能有丁玲回忆中的事情。
余培忠的这一说法，从沈从文自己的文章里也可以找到佐证。《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记述这次故乡之行的作品，首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描写的就是那个旅馆的老板。文中写到：“这老友是武陵（即常德——引者）地域中心春申君墓旁杰云旅馆的主人。……三年前，我因送一个朋友的孤雏转回湘西时，就在他的旅馆中，看了他的藏画一整天。”这次沈从文一到常德，就“又让那个接客的把行李搬到这旅馆中来了”。沈从文的文章中还具体描写了他和这位老板友人见面的细节。
不仅如此，沈从文还写到：“只因我已十多年不再到这条河上，一切皆极生疏了，他便特别热心，答应伴送我过桃源，为我租雇小船，照料一切。”第二天中午，沈从文便由这位热心朋友陪着离开常德前往桃源，从那里再换船驶向故乡。
从这些叙述来看，丁玲听母亲讲述的往事，极有可能是一种误传。即使真有其事，也应该珍视沈从文夫妇于危难之时前来探望的一番情谊。
第二件事情丁玲说是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那里得知的，从她的叙述看，知道这件事的时间则是在沈从文来访之后。她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一九三三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过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先生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魍魉世界》）王会悟所说的这件事，楼适夷是亲身经历者之一。他的回忆和丁玲关于此事的说法是一致的。楼适夷这样谈到此事：“丁玲失踪后，上海组织了营救委员会，我算是主持人。大概在六月，我们在李达家中和他的夫人王会悟商量，把丁玲的母亲请到上海，由她出面向国民党要人。我们考虑到沈从文与丁玲的母亲熟悉，便想请他去接丁母前来。当时沈从文不在上海，就由王会悟出面给沈从文写信，她与沈从文也很熟悉。沈从文很快回了信，我是在王会悟那里亲眼看到信的。信中主要说两点。一是说，他已请胡适打电报给上海市长吴铁城，询问丁玲的事情。吴回电说上海方面没有逮捕丁玲。二是说，近年来，他与丁玲已没有什么来往。他没有同意去湖南接丁母。这使我们很失望。他和丁玲别的事情我不清楚，但这件事是我经历的，不会有误。”（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从这些回忆看，两件事情并非虚妄。问题是，沈从文是否如丁玲所说是不愿意帮助她，害怕受丁玲的牵连。凌宇对此有他的分析，基本上言之成理：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第三者转述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听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述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牵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