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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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黑》停办的主要原因，是刊物不能赚钱，批发给一些书店的杂志，钱却迟迟收不回来。每个月他们还得按协定付给胡也频的父亲一笔利息。刊物的停办，使他们对上海商业的险恶，有了深切体验。
关于《红黑》的停办，丁玲在1985年时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刊物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沈从文跟我们的思想碰不拢来。那时胡也频左倾了，他读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1950年就这样说过。她认为这种合作的结束，实际也是沈从文和她、胡也频的友谊出现了裂缝。这种裂缝，并不是相互之间感情的矛盾，而是沈从文与他们在思想上有了分歧。
第一部分第8节 1931年的新年
胡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最坚定的人。……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理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红黑出版处”的结束，如果丁玲的说法可信，那么，也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各奔前程的必然结果。
的确，他们各自的政治思想、性格意趣、乃至文学品味，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北京，这种距离并不明显，但在冯雪峰走进他们中间之后，丁和胡的思想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冯雪峰那里，他俩，特别是胡也频更加接近了左翼运动，成为热情的革命者。《红黑》第七期上开始连载的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即《到莫斯科去》），就表明了胡也频创作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
沈从文的说法与丁玲有所不同。他认为他和丁、胡的思想认识的分歧，主要是在《红黑》停办之后开始明显起来的。
《红黑》停办之后，经胡适的介绍，沈从文到了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通过沈从文介绍，经陆侃如夫妇的推荐，也到山东济南一所中学教书。丁玲开始计划留在上海专门从事创作，但在胡也频走后不到一个月，她也赶往山东。
从此，三位朋友各奔东西，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几个月后，因为胡也频在学生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当地特务的通缉，他和丁玲于1930年5月从山东逃回上海，当即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倾向于革命的热血青年，成为了投身于左翼政治运动的作家。
沈从文这时与他们重逢。他们这次还计划恢复《红黑》，或者在一家报纸上办副刊，但最终如沈从文所说，“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
沈从文是在1930年8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发现昔日的朋友突然有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他们的作品，愈来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国民党政府逐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像《小说月报》之类的刊物，不再容易发表他们的作品。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屡遭查禁。在这种意趣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经济条件等原因，沈从文和他们计划重办《红黑》，自然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从胡也频那里，沈从文了解过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他知道胡、丁二人已经确立了生活目标，他们认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它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沈从文发现，参加政治活动使丁玲在性情上有了变化，她与胡也频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北京时期那种热恋。
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与丁玲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
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有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
沈从文并非如丁玲所言习惯安于现状，他也有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但他的这种努力和追求，是默默地不停歇地朝着一个自己确立的目标走去。譬如，为了走上文学殿堂，他孜孜不倦的写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终于获得成功。这就使得他把文学一直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作品本身，虽然同样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性勾画，但更多的是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家的视角，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方式的关注。
丁玲则始终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热情充溢全身，时刻等待着迸发的机会。
她并不像沈从文或胡也频一直做着文学的梦，但她随着热情的释放，突然就名震文坛，在她那里，小说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是她的感情、灵魂与社会的一种交叉，一种对生活的介入。所以，她的作品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反映，以愤激、以灵魂的躁动，在文坛产生轰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同态度。
沈从文到武汉之后，通过与丁、胡的通信，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变化。在他看来，丁与胡也有所不同。他认为胡也频可以做事业的具体工作，而丁玲则更适合于创作。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他们，胡也频回信中曾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休，你来信说得是，不仅只那一个
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经验，再来从事写作。（《记丁玲女士》）但是，胡也频也不同意沈从文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可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记胡也频》）沈从文很担心上海的两位朋友的安全，在他觉得，两个人对革命的发展看得太乐观，而且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勇敢有余，谨慎不足。一是担忧他们的生命的安全，二是丁玲因而放弃了创作生活，这会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沈从文的忧虑自然与丁、胡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心相距甚远。丁玲在给他的信中表示出她的信念和献身精神：……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过分计较。个人牺牲不足道，因为这是创造一页新的历史，是社会，不是个人！不要为我们担心，你来，你就明白我们是很穷困但是却很快乐的。（《记丁玲女士》）友谊继续着，但政治和人生目的的追求，却无可挽回地发生矛盾。这样，曾经充满友情和热情的合作，在1930年的春天结束了。再度合作的愿望，虽然只能成为“空幻的圆光”，但曾经有过的这段共同努力，却会以其艰辛的奋斗和扎实的功绩，留在他们业已完成的年轻的人生旅途记录中，并且会给丁玲和沈从文的回忆，留下甜美丰富的回味，不管他们后来是否情愿。
阴冷的日子。
上海的冬天，尽管没有北京的寒冷，但在阴天，一股寒意裹着浓重的潮气向人袭来，比北方更让人感到难以忍耐。
这是1931年的新年，沈从文和丁玲永远不会淡忘的一个新年。
沈从文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他是1930年秋天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这次是到上海度寒假。他与分别了半年的友人重逢。
过去的一年，三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沈从文自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一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乡下人，一个只念过小学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靠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帮助，他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教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丁玲和胡也频因宣传革命思想而从济南逃回上海后，更加积极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他们经上海中共负责文化的领导人潘汉年介绍，同时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的孩子也在1930年冬天出生了。
在武汉，沈从文就听说到不少关于胡也频、丁玲参加政治活动的传闻。他为他们担忧，他不理解他们何以一下子从热心创作转向社会活动。他与他们的思想距离愈加拉大了，但也更加关心着他们的命运。特别在武汉，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红军的战场相距很近，他几乎每日都能听到悲惨的消息，这样，就更加担心在上海积极参加左翼活动面临着危险的朋友。回到上海，和他们的几次交谈后，这种忧虑没有消除，反倒更沉重了。
沈从文并不反对他们参加革命运动，但是，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感到他们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特别是在他看来，他们两人对上海之外的中国的了解太少，只是住在租界里干革命。一次谈话时，胡也频有事走了，由丁玲对沈从文讲述他们这半年的生活。她讲得很多，而下面这些内容，令沈从文久久不能忘记，使他想到很多很多：她继续便告了我一些非传闻的事情，解释到近来种种打算。为了导引一个民族理想，于一个新的方式中寻觅出路，在各种试验中去取得经验，明白了这是为社会，个人的折磨便不足计了。她所说的就是两个人已经忘了自己，如何在一群青年中，沉默的受着折磨，有了多少日子。过去说完了时，又来说未来种种。对于未来的计划，它的基础自然就垫在过去经验与现在局面上头。听了她那种坦白到可惊的叙述，真令我又愁又喜。喜的是两人在半年中为一个新的理想所倾心，已使两人完全变了一种样子，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那么少那么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过分固执懵懂处，也就正蕴蓄在那种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了。”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皆看到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为了她谈到长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从朋友所得的报告相反，故我就告给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实”。我不扫她的兴，却只在尽她明白一件事实。另外关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种种活动，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种计划，他们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从南京听来的消息翔实。各人心中一点成见使我们仿佛疏远些，我同她谈话时，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
第一部分第9节 一个灾难的日子
我以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应当认识“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时也就必需明白“无法作去”的麻烦，所作的事若果同社会制度组织有关，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组织下一切的现象不能弄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徒然白作牺牲？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记丁玲》）沈从文的不安和劝说，自然没有被他们接受。相反，在他们的眼中，沈从文真有点迂腐。每次谈完之后，丁玲或胡也频都只是对着他微微一笑，脸上还带几丝可怜他的神气。或者说上一句：“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写点文章，别的真不用提。”
看着昔日的友人，放下了手中的笔，无论如何，沈从文都会感到莫大的遗憾。他清楚的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有才气，有热情，如果继续创作下去，对新文学会有更大的贡献。他还感到他们对自己有一种误解，他强调冷静、理智，决不是缺乏勇气，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去犯盲动的错误，去作不必要的牺牲。此时在中共内部，正是左倾路线占上风的时候，沈从文的意见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沈从文此时真希望两个朋友能听从一下他的劝告，重新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在创作之中，他甚至认为，他们拿起笔，同样、而且会更有利于他们所倾心的事业。他说：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东西，但过分洒脱，则不免疏于敌我之间的防卫。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们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