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36-中国足球梦难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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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末，大约是中国球迷的判断力再一次经受考验的日子。很多人搞不清那件东西为什么要来，也很难想清楚它要干些什么，许多人甚至吃不准是不是真的想看见它。我也是。我有点晕头转向，脑袋里乱七八糟。
世界杯不可思议地来到中国，中国也不可思议地承受了这个虚幻的荣誉。那是很奇怪的一个晚上，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某一个大厅，世界杯就放在一个很古怪的架子上面，金杯的身后是涂满颜色的墙壁，那是比毕加索的绘画还要复杂的颜色。世界杯的单纯和背景的喧闹构成了非常尴尬的《足球之夜》，主持人黄健翔头一回呈现了不知所措的表情，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同样有些不知所措了。后来我想，这大约就是中国足球和世界杯之间的距离，它们彼此之间都很陌生，谁都不能判断对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北京集训的中国国家队的许多球员很关心那个金杯是不是真的，中国人被假冒伪劣产品弄得格外多疑，他们有充足的理由问问这个。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你不必去责怪中国球员的无动于衷。在竞技体育中，痛苦和欢乐只属于那些距胜利最近的人，对中国足球来说，世界杯的形象还没能进入视野，它像初秋的雾一样不可捉摸。
1990年夏天，马拉多纳带着他的同伴走上领奖台。离他稍远一些的地方是马特乌斯率领的德国人。足球始终按着倒叙的方式奖励强者。亚军总是先于冠军登上颁奖台。四年前在墨西哥城，马拉多纳站在台下看着德国人接过银牌。四年后一切都变了，这一次阿根廷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我们看见这个阿根廷痞子一边哭泣一边挂上银牌，他不肯相信自己会失败，他忘掉了德国人在这一年的确最好，他也忘掉了自己的球队九十分钟之内只有两次离谱的射门，他还忘掉了自己用手把足球“踢”进了希尔顿把守的球门。这个阿根廷痞子只记得自己不应该失败，他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别人，但这一次马拉多纳做对了：他拒绝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握手，这也是只有痞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情，马拉多纳面对老头子毫不在乎，他还敢骂阿维兰热是“黑手党”。这个令阿根廷人最痛苦的时刻因此染上了幽默的色彩，小痞子对老痞子伸出的手不屑一顾，他非常幽默地替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足球绅士出了一口恶气。马拉多纳的哭泣于是变得叫人同情，全阿根廷人都在泪水中看见了马拉多纳的可杀不可辱。
四年后的夏天。在美国那个炎热的球场，巴西人赢了，它在自己的足球历史上写下了胜利的但却是尴尬的一笔，一百二十分钟内巴西人毫无建树，但它终归还是赢了。意大利人输了，巴乔和巴雷西踢飞了点球，皮球飞过球门的瞬间，命运就把意大利人踢进了黑暗。巴雷西哭了，他无法站立，满脸参差不齐的胡子和咧开的大嘴，都使这个三十多岁的意大利人看上去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的痛苦当然不是一个孩子所能理解的，那是一个优秀足球队员全部梦想的破灭。在那个夏天，我相信所有意大利球员都会终生遗憾，所有意大利球迷都会和巴雷西一样痛不欲生。
我只是想说，世界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无法讲述的故事。每个中国球迷都会有许多心情，但我们始终缺少接近世界杯的痛苦和欢乐。在足球世界里，欢乐和痛苦肯定是最极端的感受，我们在每一次期待之后都发现自己远离了这个世界的两极；一片茫然之间，中国足球都会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和世界杯的存在几乎没有关联。马拉多纳品尝过手捧金杯的欢乐，接下去又尝了失去金杯的痛苦，但马拉多纳肯定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运，他肯定想不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人连痛苦的机会也不曾得到过。或许正因为这些，马拉多纳只能是足球场上的巨人，而在人类生活中却是小丑。
中国足球呢？小丑也不是。这大约很少让中国足球人感到安慰。
毫无疑问，这座“大力神”杯是很多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一生的梦想，它甚至不是这项运动的结果而是某种不可言喻的象征。它从来不属于谁，但胜利者可以在它的身体上刻下自己国家的名字。世界杯构成了特殊的时间和历史，它的背面是一代一代球员拼争的身影还有亿万球迷的呼喊和哭泣；或许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座纯金铸成的奖杯，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全世界只有一座，只有绿茵场上的最强者才有资格拥有四年中的一个瞬间，然后是轮回的期待和梦想。
四十年来，中国人数度追赶金杯的光环，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让人哭也不能笑也不能的闹剧，不知进入1997年这些毫无新意的演出是不是到了该落幕的时候。世界杯在这种时候来到中国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它如同一个石油大亨走进了一群拾煤渣的落魄汉中间，激起的只能是自惭形秽和不切实际的狂想；或许还有我们听腻了的色厉内茬的决心和宣言。世界杯就这样来了，它给中国足球一个绝妙的讽刺，中国足球还它一个鬼脸。我想，这大约是本世纪中国足球能给它的球迷一个最大的奇迹了。
世界杯的争夺总是激动人心的，从本质上说是悲伤的。90世界杯的主题歌《意大利之夏》应该是对足球运动的最好表达，它和我们的《亚洲雄风》的英雄主义截然不同，《意大利之夏》表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更改的共同命运：人类对自身困苦的不断抗争和不能避免的失败；人类在这种抗争中悲壮地迎接这个结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判断，才产生了奥林匹克精神；也才有了不息的努力和没有尽头的失败；也才有了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会流下的泪水；也才有了找着暴发户感觉的马拉多纳和罗马里奥。还有激流勇退的普拉蒂尼和贝肯鲍尔也才有了足球引发的战争和足球带来的短促和平；也才有了足球总理和为了足球的自杀。
足球的世界就是这种形象，我们时而接近它时而远离它，中国足球在这个形象面前始终像一个被毁容的少女一样绝望和悲愤。我们也有欢乐的时光，高丰文让中国足球进入了一回奥运会，他的球队带着“最没有进取精神”的奖赏回了家，但这毕竟是中国球迷唯一可以炫耀的东西了。更多的时候，我们有备受欺骗和羞辱的感受，球迷们的自尊真的让中国足球的这台绞肉机绞碎了。他们学会了世界各地球迷都很陌生的东西——理解球队，宽容球员，忍受中国足协的无所作为；还学会了输球后的默默无语。
'98世界杯外围赛又开始了最后的决战，中国队不会给中国球迷带来快乐，它只会在球迷受伤的心上再撒一撮盐或者干脆再捅上一刀。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到了大连。我的想法是忘掉该死的世界杯，我的想法是看—看中国职业联赛的冠军球队，看看大连万达的四十七场不败到底能说明些什么，看看大连队面对主场的胜利和国家队的一塌糊涂到底有多少欢乐，我更想看看我们的足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想法，我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平静的旁观者，我只是要让中国足球给中国球迷一个清晰的面孔。做到这些并不很容易，在中国特色中的足球更加不单纯是足球，剥落它的外衣肯定比让一个中国少女在长安街上裸跑还要困难。但中国足球毕竟包容在世界足球里面，因而我们尚有章可循，我不信中国足球只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表演私欲的舞台，更不相信中国足球丢尽了球迷的脸还老虎屁股不能摸。我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很痴心的球迷，这会让我拒绝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文化面孔；我还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并不具有特别价值，我只是想让更多的球迷听一听他们的同伴对中国足球的诉说，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球迷对中国足球的诉说。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这种诉说由声音变成了一种文字，由相聚的谈论变成了一本书籍。
就这么简单。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一部分1997年9月13日大连金州（1）
沈阳球迷助威团在这天早上3点15分离开沈阳，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门口说：“我也看看这场球。”我说：“你在家里替我祈祷，中国队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许是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流露这种感觉，尽可能带着希望上路。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一点拉开了距离。沿途遇见了一起车祸：三辆汽车撞到一起，一辆小汽车的车头已经没了，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边缘呈放射状形成几十条裂纹。我猜测一定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冲破挡风玻璃射了出去，但愿这个人还活着。
到达金州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体育场外面有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手里捏着一沓一沓的球票，他们卖得很便宜。比原价格低了许多。二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只要一百元。入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的面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丢了。警察还用金属探测器在你身上探测。然后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觉，跟你心爱的异性摸你完全不同，这种拍抚使你周身都会产生被虫子爬一遍的那种恐怖和恶心。
这一天金州赶上了晴朗的下午，看台上的球迷始终无法安静，鼓乐不时响起，还有人不停挥舞手中的旗帜。足球场是这里唯一安静的地方。绿色的草地和上边蓝色的天空还有看台上密集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致。我已经是第四回坐到体育场看球了。第一回是1985年的5月19日，那时候我出差去南方路过北京，一个朋友给了我去工体的球票。比赛输了。第二次是1990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混日子，刘毅然也是很痴的球迷。他买了大约六七张球票，我们一共去了和票数相当的人。比赛输了。第三次是1995年秋天，我和赵力群从阜新赶回沈阳，那天辽宁队迎战广州太阳神。比赛输了。一下子就到了1997年，张昕说他们的总编辑吉明刚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当然很高兴，但张昕送票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犹豫，我说了前几次看球的不幸。张昕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着“事不过三”，但心里还是盼着中国队千万别先进球。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以0：0结束。我把这个想法跟同车的一个记者讲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很乐观，认为中国队能赢。我当然也希望中国队能赢，但我不相信能赢，我认为我比戚务生更了解亚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比赛比中国球员和教练都多，中国球员和教练的时间都花在比赛和训练上，我则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看中国以外的比赛。我对杨一民带回的伊朗队情报深表怀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队胜韩国纯属偶然这个结论的。
我有点崇洋媚外，对足球尤其如此，我确信德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它不可能选择低能的球员去自己的国家挣钱。代伊、巴盖里和阿齐兹能进入德国甲级球队可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这三个人构成了伊朗队的中轴线，这标志着一支球队形成了最坚强的脊梁。我不知道中国队靠什么去摧毁这条中轴，除非出现奇迹。
球迷们一直不肯安静，一直吹一种怪声怪气的喇叭。
北京来的球迷还在《中国足球报》上发表了倡议，大意是建设一个文明的主场。这一天他们也来了，集中在一个看台上，他们开始齐声喊北京球迷最顺口的“傻×”。口号声一下子把全场震住了，似乎每个北京之外的球迷都无法判断出这句“傻×”是不是文明的标志，他们只能默默地听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来了，这一回果真知道他们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了他们在《中国足球报》上的那篇倡议书，然后想到这才真是一伙“傻×”，分明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让全国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开始起哄，哄得北京球迷很孤独，不是“傻×”是什么？
球赛开始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两国球员进场热身时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人试图跟看客们交流中伊友谊，但被中国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家伙。这没什么可指责的，主客场的全部内涵就在这种哄叫声中了。后来，我在凌晨两点多钟时回到家里。我非常饿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凉的东西然后喝了水然后进了卧室。妻子醒了，她说：“心里边难受吧？”我说不难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录音机里只有山呼海啸般的叫喊声，我感觉中一直是赢球时的声音。妻子说：“中国队进球的时候我乐得在地上乱蹦，真有点彪了。”她是辽南人，那一区域的辽宁人把发疯发傻都说成彪了。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别扭极了。妻子又说：“怎么能这样呢？让人家一下子进了四个球？”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干吗让人高兴呢？莫不如开始就输两个了。”我说是这样。妻子又说：“伊朗队真的比我们厉害是不是？”我说是。这时候已经是天要亮的时间，她又说：“伊朗队员真吓人，眼睛跟狼似的。”我马上想起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伊朗队那个代伊和巴盖里。我还回想起我在动物园里所见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种平静的冷酷的充满寒意和杀气的眼睛，它看着你仿佛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视着你身后的某种东西，你不寒而栗。是这样的，代伊和巴盖里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妻子又说：“我们进了球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我问：“哪样的表情？”“好像受了多大的冤屈终于昭雪了一样。”
“伊朗人呢？”“他们进了球很高兴，像孩子似的光是高兴。”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球员和外国球员的不同了。这种不同使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负重踢球，要想发挥自身的潜能谈何容易？究竟是怪教练还是责怪我们的教育方式呢？
比赛开始了。全场三万多球迷都大声唱国歌，那是一个让人有流泪冲动的时刻。我看见中国球员手拉着手，他们的脸实在太僵硬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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