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斋书灯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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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胜旧韵，并特别指出了重庆这个“封建的古老城市”，转变成为现代城
市的契机，是在于“20　年代中期，重庆筹备设市”。下编共23　篇，依次介
绍了位于重庆城区的巴蔓子墓、莲花池、五福宫、天官府、状元桥、榜眼坊
等重要名胜古迹和曹家巷、鼓楼街、书院街等历史街巷，以及太平门、千斯
门、校场口等重要地域的古今变迁故事。

作者善于将文献资料的搜集研讨，同自己的采访观察结合起来，然后选
择具有地域特点和文化含量的对象，加以叙述介绍。如《江家巷、复兴观巷》
一篇，作者着重指出此地是30　年代初期，重庆多家较早的和知名的餐馆的所
在地，并分析了当地成为“陪都”以后，五方杂处的人群对于重庆饮食行业


的重要影响；在《售珠市街、武库街》一篇中，作者告诉人们，此地是“新
起的书店集中的地方”，在抗战时期，分布有北新、开明、生活、新知、世
界、大东、正中、读书生活等20　余家书店，改变了此前重庆为数不多的书店
集中在“商业场、白象街、县庙街一带”的传统格局，并分析道：“商务、
中华、世界。。三家出版的书籍，在重庆长期拥有大量读者”，“20　年代到
40　年代，重庆的书店有很大发展，说明重庆的人口不断增加，读书的人增加
更快”。而这同“到了30　年代重庆设市完成，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有发
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作者还在《从古城变为现代城市》这个专篇中指出：

重庆这个城市兴起很早，经历的时间很长，无时不在变化，但始终是一个封建的古

老城市。光绪中叶辟为通商口岸，是发生根本变化的开始。

。。


使重庆城市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的是设市。重庆的设市，是清末开埠和辛

亥革命两次变化继续不断发展的结果。拆除城垣，开辟新市区，打破了城池的界限；修建

马路，开始改变几千年封建城市的面貌。接着抗日战争发生，国民党政府迁来，城市建设

按照特别市和临时首都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规模更加扩大。

为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此次重庆有缘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下升格为直辖市，将能够成为这座“万家灯火气如虹”，“楼台市气笙歌外”
（赵熙《重庆》），“烟火参差家百万，波涛上下浪三千”（何明礼《重庆
府》）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新的发展机遇，犹如300　年前的四川才子何明礼（希
颜）所曾预想的那样：“锣岩月峡谁传出？要使前贤畏后贤！”

《抗日战争中的重庆》

本书藏于雁斋已久，大概是我80　年代初访重庆时所得。其时我供职国家
教育部，曾经到过位于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其风景明丽、环境幽美的校园，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争中的重庆》即为该校出版社的出版物。
本书于　1986　年7　月出版，大32　开本，凡203　页。

据本书编写组所写的《前言》，我们得知《抗日战争中的重庆》是我国
“第一本较为全面地反映抗战时期重庆概况的文集”。本书收文12　篇，以丰
富的史料和数据，展现了“战时首都”在政治、经济、交通、教育、文艺等
领域的作为。正如本书编写者所说，重庆“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
枢。”（《前言》）

书中的各篇文章，对于客观认识“四川是抗日的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
战时的首都，对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黄友凡《八年抗战是爱国主义的
伟大胜利》），“抗战，推动了重庆经济的大发展，重庆经济的发展又有力
地支持了抗战”（杨选成、唐洪英《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抗战中的
大发展，就为其后成为西南的中心城市，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彭承福等《重
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背景，大有裨
益。

此外，本书中的有关内容还为重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的文化经
济，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资料。如：
昔日重庆地区的教育，闭塞、落后，学生人数少；战时的重庆教育，一度出现了繁


荣。各种学校分布在沙磁、山歌（山洞、歌乐山）、九浮（九龙坡、浮屠关）、南岸、江

北及北碚等区，形成了战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中的三坝（包括江津的白沙坝），

即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另外一坝为成都的华西坝。从而使陪都重庆，成

为了战时文化教育的中心。

（艾新全《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

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在八年抗战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很早以前重庆就是一

个工商业城市，其规模很小，没有现代经济基础。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

都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沿江沿海工业城市先进技术的迁入，使重庆原有的各种自然条

件得以充分利用，从而促进了重庆各行各业的大发展。。。抗战中的大发展，就为其后成

为西南的中心城市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彭承福等《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关于“陪都”重庆，正如彭承福、贺德群等四人在本书中的《重
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充分论证的：“重庆是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是战时的‘中
国工业之家’”，是全国“文化精英荟萃的地方”，“是世界反法西斯国际
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地”，“是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和东南
亚国家抗击日军的指挥中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废除帝国主义不平
等条约，建立平等新约的所在地”，而与此同时，“重庆人民为抗战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而这些，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庆》那不到15　万字的篇
幅所不能尽其述的，但我们通过这册内含12　个专题的书，仍能窥知其战时风
云风貌之一斑。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

这是一部关于重庆的40　余万字的通史，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周勇先生
主编，冠有重庆各个时期重要活动表征的照片20　幅。书由重庆出版社在1989
年8　月出版，初印2000　册，精装本定价9。60　元，共524　页。

收藏一部通史性的关于重庆的著作，是我今年逛书店时候的重要淘书目
标之一。今夏从南京到上海到开封，一路留意均未访获。倒是在郑州结识了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何宗文先生以后，拜托他代为留意，至10　月中旬终
于接到他寄来的一个邮包，内装本书。原来即使在重庆，要寻觅此类书籍也
非易事。何教授在附信中说：“关于您需购买重庆史地方面的书，我跑了几
个主要书店，均难寻觅，最后在市政协开的一个小的文史书店，才找到一本
可称为‘史’的书，当即奉寄。其他的主要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党史、重庆谈
判之类的史料。还有一套16　本的《重庆抗战丛书》，可能在南京也能找到。
据我院历史系老师讲，四川大学历史系隗瀛涛教授主编过重庆历史方面的
书，向他处打听，可能会有新的线索，顺告。”而这部书，正是我心目中想
要访求的书。

隗瀛涛教授我在公差四川大学时候曾经有幸一会，是一位清癯朴素的学
者，80　年代曾经担任过该校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他主编的那部书应该也是一
部可供收藏的书，经查《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详细的“参考文献目
录”，得知其书名为《重庆开埠史》，隗先生与周勇合撰，也是由重庆出版
社在1983　年公开出版的。

对于一个有些历史文化积累的城市，照例我首先关心的是它在书文化事


业方面的发展状况。于是，打开凡11　章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一
书，第一选读的部分便是它的第11　章《近代重庆文化》。该章由五节组成，
依次为教育、新闻出版、文学、戏剧与电影和民俗。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的编辑者关于重庆的“近代”的界定，
是有其区域特色的，即以1876　年《烟台条约》至《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0　
年）再至　1891　年重庆开埠这一历史过程为起首，以1952　年新中国国民经济
开始恢复（即“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为下限。在这一过程中，1929　年8　月
重庆在菜园坝创办了第一所高等学校重庆大学（1933　年迁址沙坪坝），随着
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从1935　年冬开始，短时间内先后有南开、中央、复旦、
交通等9　所沿海地区的知名大学迁来，一时间，“内迁高校加上重庆固有院
校和新办高校，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达到38　所，居于全国之冠，使重庆地
区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空前地发展起来。”（第11　章第1　节《教育》）

教育活动的空前活跃，读书人口的急剧增加，必然使得图书文化事业得
到特别的发育机遇。于是以1897　年重庆中西书局为标志开始的重庆新印刷出
版业，在不到40　年的时间内，出现了以下的繁荣局面：

到1935　年，重庆的书店发展到40余家。其中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
界书局、广益书局、大成书店、大东书局等，它们的内部组织已较完善。商务印书馆的批
发遍及四川，分庄约有130余处。

抗战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共产党的书刊第一次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给国统
区的出版事业带来了生机活力。随着战局的发展，全国的出版中心先由上海迁到武汉，继
又迁到重庆。出版革命进步书刊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国民党系统
的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拨提书店等相继迁渝，重庆的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主要集中
在民生路一带，出版书刊的数量与质量都较前大大地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沪相继被日军全部占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
大书局，都将总部内迁，在重庆先后恢复其编审和印刷业务，其他由文化界人士自己经营
的小型出版社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也纷纷成立出书，
从而大大增加（了）重庆的出版力量。当时，重庆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有新书出版。
当然，这个时期的出版条件无疑是困苦的。由于资源奇缺，只能用土纸

来印书，而出书与写书者则几乎无利可图，但是作家、学者和出版商们大都
能深明民族的大义，并顾全国家的大局。他们埋头撰著，勤奋研讨，精细规
划，不仅没有使文化学术的积累出现重大的断层，而且还问世有若干出版物，
成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佳作，巴金的《寒夜》、茅盾的《霜叶红于二
月花》、夏衍的《春寒》、沙汀的《淘金记》、吴组缃的《山洪》和田涛的
《流亡图》，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陈白尘的《升官图》、宋之的的《雾
重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
人》，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的一部分等等，均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产
品。据《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一书中披露，仅1942　年，在重庆的
130　余家出版机构，就印行上市了1292　种图书，占去当年度全国出书总量的

33。3％。次年度，虽然出书总数下降了，仅有878　种，但是，重庆一地在全国
出书总量中的比重却增加了，达到39。07％。这其间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
作为一部城市通史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在内容的分配上，
也是有所用心的，大抵上是体现了厚今薄古的致用原则。编撰者仅用一章的
篇幅来观照重庆古代的发展历史；而以整整十章的内容，从重庆的被迫开埠
始，通过对重庆经济中心的初步成型、人民的反抗活动、国共两党的合作、


军阀割据、成为“陪都”以后，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和重庆政权的易主，以
及前述第11　章的有详有略的叙述，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重庆的城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面貌，并进而论证了重庆由一个川东地区的区域性封建军政中心，
向四川、西南乃至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逐渐演化的过程，这就在客观上为多
年以后重庆成功升格为我国新直辖市作了舆论、资料上的准备。

我盼望着，在重庆建立近代化城市60　周年和改建国家直辖市2　周年之
际，能有一部多卷本的《重庆通史》问世，或者至少也应当有《重庆：一个
内陆城市的崛起》的增补修订本上市。在那喜庆的日子里，再也不能出现类
似我这样热心关心着重庆城市发展的“下江人”，久访重庆史志图书而难获
的事儿了。

（1997年11月　30日）


“读读香港”六章

在南京这个城市指日以待香港的回归，似乎别有了一番意义。可不是吗？
下关静海寺的重修，“警世钟”的新铸，莫不提醒着南京人不要忘却了百年
前在此地发生的国耻民辱的“议约”一幕。而且，少为人知的是，在《中英
江宁条约》（习称《南京条约》，NankingTreaty）签订之前，香港一地本无
定名，全岛概称为“香港”，即从该条约在静海寺议订始。

清光绪十一年（1885）夏历九月，近代广东诗人黄遵宪（1848—1905）
自美国过太平洋来到已被占领43　年的香港，目睹耳闻之余，感慨道：“水是
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到
香港》）

如今，当“五星红旗”即将上岛飘扬的时候，香港已从当年那个珠江口
外的仅以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取胜的海岛，发展成为了“东方的巴黎”，如
今更成为有“东方之珠”美称的“国际文化橱窗”。对于此中的变化，原本
是可以有好多话要说的。然则秀才报国纸一篇，爱将多年来搜集到斋中的有
关香港的图书浏览一过，发为书话若干则，与诸君共读。

《香港初期史话》

这是一部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