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红墙童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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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3日上午，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走向由11辆吉普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他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　出发了，进京赶考去。跟这个车队一起开拔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等。　　在这个车队向北京进发之后，一批一批的车队和人流，也相继从河北的各根据地，踏上了东进之旅。在这东进的队伍中，有中央机关的干部们，有部队的官兵们……还有，就是将成为本书主人公的孩子们：育才学校的、育英学校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托儿所的……　　3月25日临近中午，毛泽东在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下了车，坐上延安时就为他开车的司机周西林驾驶的吉普，奔了预先安排好的颐和园。　　一进颐和园，冷冷清清，园内的人都被负责保卫的社会部给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到来后，是要水没水，找饭没饭，紧接着还要参加西苑机场入城式的活动，他火了，训了社会部的人。当晚，他执意不肯住已安排好的颐和园，继续往西，上了香山。　　为了保密，住在香山的这一干人马，对外称“劳动大学”。称自己的驻地为大学，在西柏坡时就开了先河，那时中共中央的驻地被称作“农业大学”，简称“农大”，董必武的化名还叫过“校董”。好多人不知内情，以为真是农业大学，跑来投考。香山的劳动大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许多人找到这里，要进去报名，弄得警卫人员一阵紧张。　　“劳大”有警卫部队严密布防，在“劳大”范围内工作的人员，必须佩带一枚证明身份的金属证章。证章是圆形的，大小如五角的人民币，外边有一圈黄色的齿轮边，中间有一红色五角星，星上缀“七一”两字。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组成时担任警卫科科长的李树槐长女李延梅，还保存有一枚中间不是五星“七一”，而是毛泽东像的证章。这也是当年出入“劳大”的证章，但不是常规的，只是为某次活动而特制的。　　大约在香山住了一个多月后，大人的世界里，羼进了带给他们快慰的孩子的踪影和欢声。孩子们大多是随着托儿所和学校行动的，所以到北平的时间稍晚一些。托儿所的孩子比较小，为了便于照顾，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弟托儿所，就设在了“劳大”区域内，就在我们今天看见的香山饭店那个地方。　　当这些曾和父母们经历跋涉、朦胧地学会了一点观察和思辨的孩子们回到“劳大”，和父母们重新团聚之际，已能从中共领袖们尘埃落定的气宇中，父辈们难掩喜悦的谈笑中，小伙伴间相与传播道听途说的捷报中，渐渐揣摩出已经熟悉的那种南北转战、马背颠簸的生涯要终结了。　　在孩子们眼里的父母似乎比以往更忙碌，而最忙碌的，是中共的领袖们。虽然他们和中共中央机关的一干人马，驻扎在离北平市中心数十公里的西郊香山，但他们的许多的工作，却要在城里进行。　　新政治协商会议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因陆续进北平的知名民主人士都住在城里，把他们一个个地接上香山，筹谋擘划国是，协商共同纲领的条款，显然不太方便。为此孔席墨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便每每在香山、城里两头奔波。　　当中共领袖们在北平落脚尘埃未定，得美国怂恿，迫使蒋介石再度下野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便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作为和平谈判代表，到北平住进市中心的六国饭店。　　张治中等的任务，是设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起码将之拖延一气，也好待汛期水涨给强渡长江添点儿难度。中共识破了李宗仁的居心，到北平尚不足一星期的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迅即组成中共和谈代表团，与张治中等接触，就是要把折冲樽俎缩在最短的时间内。　　周恩来等更忙碌了，每日数十公里的往返，加之路况很差，费时且耗神，有时一天甚至要跑上两趟。周恩来常常在行车中，就不堪疲惫，昏昏入睡。为了减免往返奔波的耽时和劳顿，5月，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先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建筑群落中，觅得工作和栖身之所。　　据毛泽东的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第一个住进毛泽东后来住的丰泽园东配院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这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林伯渠和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都是中共党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加上生于1884年的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林比毛泽东还大7岁呢，每天数十公里的颠簸，对当时已年逾花甲的他，实在是消受不起。　　能比较清楚地记得林伯渠在中南海居住情形的，是他的儿子林用三。林用三这个名字，中间是有点儿故事的。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写了一部《论持久战》，里面提到抗日战争将有一个漫长的相持阶段，林用三1939年在四川重庆出生，恰在相持阶段，父亲给他起名叫林相持，很有些时代特色。　　上延安保育院的时候，相持阶段已经过了，不能老相持了，林伯渠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林用三。按林伯渠的解释：用三就是三用，即“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　　在那个时期，自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谁也未曾想过让自己的子弟和官员发生什么联系，而是首先要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用脑，用手，脚踏实地，做个普通劳动者。　　林用三是随着自己就读的育才学校进的北平。“我们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的城，那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学校进城就先在柴棒子胡同落了脚。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从艰苦的解放区刚过来，一个个精瘦，身体细得像麻秆，就显出圆脑袋大。附近的居民说我们就像根火柴棍，住在柴棒子胡同名副其实。”　　进城后周末一放假，父亲的服务员就蹬着带挎斗的三轮车，把林用三接到了中南海。“从新华门进去的，沿着南海西岸向北，然后左拐右拐，拐到颐园，我家就安在这儿，是个有假山的小院子。所以我爸爸他们初到北平在香山住哪儿，我都不知道，我到北平时家已经在中南海里了嘛。”　　后来，林用三知道，父亲最初住在丰泽园东面的菊香书屋，后来周恩来进海，带着他的工作班子。林伯渠见周恩来他们人多，菊香书屋房间多些，让他们住比较合适，自己就搬到了颐园。


第一部分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第2节　最早进驻中南海的人




第一部分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第3节　紫云轩的第三位主人——毛泽东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勤政殿召开，推选出由21　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偶尔会因在城里工作得太晚，无法返回他住得很惬意的香山双清别墅，便在中南海里的菊香书屋囫囵一觉。对此，毛泽东并没什么太多的想法，毕竟是暂栖身嘛。　　　毛泽东暂栖身的房子，是当时周恩来正住着的紫云轩。后来毛泽东长期定居的，就是这幢房子。周恩来搬出紫云轩，就住进了与之相对称为南房的松寿斋，而拐进菊香书屋的南小院，松寿斋就又成了北房，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随他搬进这个南小院办公。　　菊香书屋是丰泽园的东配院，穿过门厅，是一圈标准的老北京四合院形式的建筑，它是菊香书屋的主院，在它周围，还通连着几个小院子。当中共领袖们进驻之际，这个院子里已经不见一株菊花。玩味该院的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可推知其命名所依之繁花似锦，是用盆栽菊花摆出来的。院内有几棵苍劲、挺拔的松柏，分布在甬道的边上，添染了几分凝重和沧桑。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甬道约20余步，就到了北房门前。北房因有较高的台阶，显得比东、西、南房高些，也符合传统的以北为正。北房门双开，上横有木匾，雕刻、彩涂“紫云轩”三个大字。　　悬挂“紫云轩”的北房共五间，是皇帝栖西苑时读书阅览之所，有较宽裕的藏书室。虽说在民国后，南海一度对大众开放，且疏于修葺，建筑的漆饰剥落，隐露凄怆，但幽静雅致、古朴淳厚的遗韵犹存。故而格调儒雅的林伯渠，会首先挑中这里，作办公和栖息之处。　　毛泽东住进紫云轩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栋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了。


第一部分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第4节　毛泽东本不愿住中南海




第一部分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第5节　毛泽东中南海、香山两头跑




第一部分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第6节　周恩来的侄女

和囚童记忆不尽相同的，是最早进入中南海的孩子之一周秉德，她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长女，当囚童在香山看见中共领袖的七八月份，她多次在中南海里，见着了毛泽东。　　与其他早期进中南海的孩子所不一样的是，她不是跟着父母所在的机关或部队从根据地到北平的，而是因为有一重曲折的关系，这需要做几句交代。　　进入北平以后，中共一些领导人或身边的亲属，就将进城的消息函告居住在已解放地区的亲属。王光美就给天津的亲属们写了信；周恩来也致函在天津的三弟周恩寿。周恩寿是黄埔4期学员，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但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周恩寿因作战负伤与中共脱离了联系，又于1928年和周恩来断了过往。　　1946年春季，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当他得悉周恩寿在与北平仅咫尺之遥的天津，曾邀其前来见了一面。　　得知兄长和中共领袖们都进了北平，周恩寿即偕妻北行。他在香山见到周恩来，再次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　　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独自在北平学习的他，有时利用节假日到兄长的居所团聚。春去夏来，周恩寿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告其长女周秉德今年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　　周恩来知道周恩寿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安置女儿有困难，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找间房给侄女住。周秉德遂于夏季从天津来到北平。　　早在6月下旬，邓颖超就衔中共中央之命，并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赴上海做说服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工作去了。本来周恩来欲亲自去，但毛泽东说一来北平的事你脱不开身，二来去个女同志更便于做工作，就改派了邓颖超。所以周秉德到北平时，她只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伯父周恩来。　　周恩寿把周秉德带进中南海那天，周恩来还在外面开会。当他回到自己工作兼寓所的院子见到周秉德时，显得非常高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没有自己生养的儿女，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将对儿女辈的情感，倾注于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子女的照拂之中。突然看到自己兄弟的孩子，想必是会生出几分别样的情愫。　　他对小秉德左右端详，寒暄了许久，把她的妈妈、弟弟、妹妹的近况都询问了，才吩咐卫士成元功，安顿侄女的住处。


第一部分　从黄土地走进高高的红墙第7节　近距离观察“毛伯伯”

元功把周秉德领进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南小院，这里不光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带着他们幼小的孩子，也住在院子里。同院的还有成元功。　　周秉德被安排在东厢房里。秘书杨超、罗迭夫妇办公、居住占了两间，此外还有一间藏书房，成元功在这里加了一张床，小秉德就住下了。　　在周秉德记忆中，房间里两面墙壁排列着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其中有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还有一些是翻译苏联的作品。她喜欢读书，能得此近水楼台之便，不亦乐乎。　　但阅读不可能是十二三岁孩子生活的全部，她希望能有些一起玩的同伴。而此时的丰泽园一带，除了有些成年人来去匆匆外，还看不到什么年龄相近的孩子，她难免感觉寂寥。　　然而寂寥有寂寥的好处，在人员不多的情况下，她能不受干扰地和毛泽东相逢。当毛泽东在紫云轩暂住，在菊香书屋徜徉，周秉德就有机会在很近的距离内，看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民大救星的中共中央主席。　　不久，寂寥的情景有了一些改变。也许是因为放暑假了，毛泽东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们，会随着各自到中南海办公的父辈，聚集到菊香书屋一带来玩。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朱德机要参谋潘开文的小姨子阎笑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利亚等。　　这些女孩子都是延安或西柏坡时的旧莫逆，惟独周秉德是刚刚介入圈子的城市人。但毕竟是10岁上下的无猜孩子，经成元功的介绍，周秉德很快就和她们相识融和了。　　弄清谁是谁的孩子、亲戚的关系，是很久以后的事。此刻让周秉德欣喜的是，和年纪相仿的朋友们一起玩的希望变成现实。特别是这些孩子和毛泽东是老相识了，跟着她们，周秉德也和毛泽东成了熟人。　　亲近是那么的自然和谐，孩子簇拥的场景在那段时间又一再重复，周秉德甚至记不清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的细节，也不记得混杂在毛泽东熟悉的孩子中间，毛泽东是否向她问过他看见孩子时总爱问起的：“哪家的娃娃呀？叫什么名字呀？”　　她回忆说：“那个时代，在我那样的年纪，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意念是很清晰的。然而和毛泽东接触时，更直接的感觉是他很亲切和蔼，讲话很风趣。就没觉得特别神秘，特别激动。”　　遇事总有自己想法的周秉德，却在和毛泽东见了几面后，做了一件值得追念的事。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里面写满了毕业前夕小学同学的临别赠言。　　重温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