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红墙童话-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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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是在许多年之后，他们才从父母身边的人员嘴里，听说了如下的故事： 那是1960年的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少奇同志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少奇同志的生活问题，“别看他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应该是9口，笔者注）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郝苗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点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像这些的生活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点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就问光美同志：“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光美同志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少奇同志又补充了一句。 光美同志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光美同志已经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马上把我和卫士长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我感到了他的气愤不平。 停了一会儿，他又追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说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少奇同志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又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光美同志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我们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3节 “成长进度表”
虽然，在生活上，刘少奇给孩子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会自己洗衣服，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并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严格落实的。“我们都依照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骑自行车。除了拆洗被褥外，我10岁以后就没让别人洗过衣服。”刘源说。 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们从对父亲言行的观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结果秘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留下了一台，送给卫士一台，还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有一天，刘少奇到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回答说是楼下的秘书拿来的。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了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父母亲对孩子们学业、政治进步、人格成长的关心，还反映在对孩子们主课以外的多方面兴趣爱好，如体魄的强健，审美情趣的积淀等，都给予关注和支持。 从那个时候起，乒乓球就是中国的国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欢打乒乓球，并以乒乓球打得好为荣。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练。一次，李树槐的女儿李延梅到西楼会议室这边玩。会议室里有个乒乓球案子，刘源见有了对手，两人打得昏天黑地。 直到过了午夜，王光美还不见刘源回家，有些着急了，因为刘源平常一直是个挺守规矩的孩子。于是，惊动了警卫人员，四处去找。最后在西楼会议室里，找到了两个汗流浃背、仍酣战不止的孩子。 作为母亲，孩子午夜不归，让她焦急不安；还影响了那么多人的休息，她心里是挺生气的，但看到孩子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是在打乒乓球强身健体，就没有太多地指责孩子。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南海里的许多首长和干部都对练书法雅兴匪浅，稍有闲暇，就在废旧报纸上练开了。刘源不知从何时起，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家长练大字时，他也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划拉。 王光美首先注意到了儿子的兴趣苗头。一次，中南海门诊部主任郑学文因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到甲楼，偶然间发现刘源对画画的兴趣。巧的是郑学文的丈夫，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校长、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丁井文。当她和王光美攀谈起此事时，遂提议帮助刘源找名师点拨一下。 在丁井文的带领下，刘源一一拜谒了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等中国画界的泰山北斗，观摩他们的造化妙笔，聆听大师的开蒙之言。每次登门拜师，丁井文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刘源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跟在后面。经丁井文建议，刘源拜声望德行俱佳、又年富力强、和丁井文交谊最厚的黄胄为师。 就这样，刘源投在黄胄门下学习中国画。听说刘源拜到了名师，中南海里另几位有同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学艺，也跟着丁井文遍访画界大师，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观摩学生绘画。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还都在丁井文当校长的中央美院附中，受过正经的科班教育。 名师出高徒，几个孩子经黄胄指点，以及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那浓厚的习画氛围熏陶后，画技都有提高。刘源在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竟拿了个金奖，还在其他比赛中得过两次三等奖。 中共中央在庐山第二次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刘源也跟着父亲上了山。在山上，他画了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元元。毛泽东看了署名，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源泉的源么，那挺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4节 刘少奇偏爱“真”字
庐山和毛泽东的对话，使刘源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渐渐感到不太满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名字，将来长大了，人家还“源源”“源源”地叫，多难为情。 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真的思考了一番，随后和刘源做了一番交谈。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讲，这番话的内容似乎有点过于严肃和深奥了。 刘少奇说：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真理。母亲王光美谈话时也在场，她记录下刘少奇的话，从“求真”、“坚真”、“持真”几个意思中，联想到“鉴真”一词，并准备以此做儿子的名字。 然而没过太久，在首都的文化、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又觉得儿子的名字这样改不太合适。改名之事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刘源的心里。 通过起名字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刘家还发生过一次。 有一段时间，刘少奇发现丁丁做事松懈而漫不经心，学习不刻苦也不认真。他把丁丁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指出他的弱点和缺点后，告诉丁丁，自己为他想了个学名“允真”。他对丁丁说：“爸爸希望你以后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努力认真。” 丁丁在起用学名刘允真后，常常想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做什么事都比以前更认真和投入了。从给丁丁起名“允真”，源源起名“鉴真”看，刘少奇对“真”字还真有点偏爱。 在刘源等几个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妈妈不单单自己对子女要求严格，还说服其他和子女相关的人，不可对他们搞特殊和过于宽宥。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陶淑范、褚连山等老师。 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那次老师来，爸爸妈妈跟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事情已经过去近50年了，刘源还记得。 刘允真考高中那年，成绩不理想落榜了，因此情绪低落。有的人想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为他讲情。刘少奇知道后，专门为此事召开了有工作人员参加的家庭会议。 “我的孩子们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顾。现在考不上学校，想打我的旗号，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 讲到这里，刘少奇面露微愠：“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允真最终没有靠父亲的关系上北京的名牌高中，继而上什么名牌大学。而是根据考试成绩，进了北京郊区的一所寄宿制的半工半读农技学校。 临去学校前，丁丁向父亲告别。在自家孩子眼里一贯神色严肃的父亲温和地对他说：“我支持你学点技术，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则一事无成，到时候就谁也帮不了你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5节 中苏交恶，儿子遭殃
1960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从苏联回国。 在苏联，刘允若最初读的是工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后来，他感觉这同他的兴趣不甚一致，而且和几个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太融洽，以致心情不是很舒畅，就想转学转系转专业，改学文学或新闻。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国驻苏联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提出后，留学生管理处不同意，就给他做说服工作。但刘允若想不通，又给父亲写信，想从父亲那里得到支持。 对这种遇到一些挫折就言退却和变换的意念，刘少奇很不赞同。他回信说：你转系的理由不充分，我支持留学生管理处的意见。刘允若思想仍转不过弯，导致在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 刘少奇闻知此讯，感到儿子的行为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写信切责说：你过去虽然受过一些苦，但也染上了一些坏习气。眼下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对此，刘允若并不以为然，不就是想让父亲说两句话帮自己转系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父亲接二连三且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刘允若产生了逆反心理，觉得像父亲这种搞政治的人，简直有点太铁面无情了。 直到隔了一段时间，他逐渐冷静下来后，才觉得父亲讲的道理是对的。最后，他还是服从了父亲的意见，继续在理工科学习，只是专业转为导弹的总体设计。 就是在苏联留学的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 1960年4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赫鲁晓夫的理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