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红墙童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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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发起捐献一架“红领巾号”的活动。育英小学的红领巾们很想为此出一分力，但他们都出自实行供给制的家庭，自己的衣食也是由国家供给的，拿不出多少钱，因此很着急。 当时育英小学正在拆除危旧房，盖新房，那是日本人盖的，都是木头房子，所以拆下的木料成堆。孩子们见木料上有许多铁钉、扒钉，顿时有了想法：把钉子从木料上起下来，当废铁卖了钱，不就有得可捐了吗。 他们各显其能，寻找各种各样的工具，把深深在木料中的钉子，连拔带抠地弄出来。每弄出一颗，“就像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粒子弹那么高兴。”金戈回忆说：“当年的劲头可大了，一有空就去拔。哎呦，那时可没少拔，一天差不多能拔三四斤废钉子。拔完后交给老师，卖了钱捐献。”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0节 中南海的孩子都会游泳
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的记忆中，育英小学是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的。学校里建了一座相当宽敞的运动室，各种健身设施完备。遇到刮风下雨，体育课就可以在室内上，丝毫不受气候变幻的干扰。 冬季，学校的老师带领孩子们，在校园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泼出了一块人工滑冰场。学校购买了一批冰鞋，教孩子们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点得天独厚的便利，守着中南海这个冬季天然冰场，回家滑得更痛快。 中海最初没有开辟滑冰场，只是在南海的东八所一带，圈了一个场子。那时滑冰运动还很不普及，所以冰场上见不到几个大人，在冰上欢腾雀跃的，都是孩子们。有一张毛泽东看着李敏等换冰鞋滑冰的照片，就是在这个滑冰场拍的。 张纪宇说他在学校学了滑冰后，勾起了很大的瘾头，缠着母亲买了一双冰鞋。“毛远新回中南海滑冰，起初没有冰鞋，都是跑来跟我借。我们两个挺熟的，最初的相识也不是到育英小学以后。1949年底1950年初，我随妈妈到江西了一段时间，就是在那儿认识了住在江西省副主席方志纯家的毛远新。后来到育英上学，听说他也在，他是我初到育英时惟一认识的人。” 毛远新实际上是育英小学初创时的学生。1949年，他的母亲朱旦华（毛远新父亲毛泽民已牺牲6年）和方志纯结婚后，他随母亲和继父去了江西，所以离开了育英一段时间。 1951年，毛远新又回到北京，先是住在朱德家里。从1952年起住进了菊香书屋，和伯父毛泽东一起生活。在育英小学的履历表上，毛远新家长一栏里填的是江青的名字。在育英读书期间，他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优秀的，担任过小队长、中队委和大队主席。这些，都可以从他的履历上查到。 如今的中国，在国际上有“自行车王国”之称。而在50年代初，自行车别说在大众眼里，即便在高级干部家中，也属稀罕物。孩子们回忆时比喻说：“那时买辆自行车，就相当于如今买辆轿车。” 育英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中没有自行车。把自行车骑到学校的，大家只记得一个人，萧立昂。他的父亲萧三，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老乡、《国际歌》中文歌词翻译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几个参加过列宁葬礼、并为之扶灵的人。 有时，萧立昂骑自行车上学。一次，他在校园里骑车骑得飞快，结果撞到了篮球架子上，把车大梁都撞弯了。尽管如此，大家都觉得他骑车很神气，引起了学骑车的兴致。 第二个有自行车的，是在国外当大使的黄镇的女儿。因为育英小学里把自行车骑进校门的，就这么两三位，所以大家都记得他们。 不知是出自谁的提议，或许是校方体察了学生们的欲望，大约在1952年前后，学校出资购买了20辆自行车，是比大人骑的自行车略小一些的轻便自行车。学校里随即多了一项业余运动，骑自行车。中南海里的许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学校学会了骑自行车。当学生学会骑车后，老师还利用节假日，带留校的孩子们骑车远足，作为一种锻炼。 张纪宇还能记起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远征”：“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回家，跟着老师骑车去了紫竹院。那时的紫竹院只是个地名，还没有如今的园子，有水洼，里面尽是蛤蟆骨朵儿。” 中南海中年纪大些的孩子，大多体魄强健，这应该归功于育英小学的重视体育锻炼；当然，这和中南海里有天然的锻炼场所，有锻炼的便利条件，也沾点因果关系。最起码中南海的孩子都会游泳。如果哪个自称是中南海的孩子又说自己不会游泳，那他肯定是在说谎，大可将之排除在中南海的孩子之外。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1节 享受领袖的关怀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2节 毛主席逗弄杨尚昆的儿子
也许，对孩子来说，中南海的环境太好了，偌大一个可以游戏折腾的园子，到处都可以感到关爱的气息，所以孩子们都特依恋这里。平时，盼着星期六的下午早早到来；星期天的黄昏，总是不情愿地登上返回育英小学的班车。 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忆说：“妈妈动员我们回学校可是费了劲了，好说歹说都不见效，最后只好给我们塞点吃的，哄我们走。那时是供给制，也没有什么高级东西，或者是个苹果，或者两块饼干、一块糖。这些东西自己还不能独自享受，到学校全要交给老师，统一分给所有的孩子共享。自己得到的份额肯定是比原来少了，但消除了那种有人有、有人无的现象。”平等、友爱和互助的精神，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浸润于孩子们稚嫩的心灵。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进入中南海也就半年左右，中南海内的环境已经整治得大有改观。南海海底的淤泥，据说清出了16万立方米。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和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伍绍祖回忆中老延安们在中南海里养的鸭子，绝迹了。金戈初进中南海时那空气污浊，蚊蝇孳生的感觉，也大有改观。中南海的水，变得清澈；中南海的空气，变得透明。 星期六，孩子们一回到中南海，就可以在瀛台、静谷的假山、奇石、古树间捉迷藏；晚饭后，可以在新砌的小码头解缆划船；再晚些，可以到春耦斋等着放电影。 星期天，同班和同年级已经熟悉的朋友，可以互相串串门。张纪宇和杨小二、毛远新是同年级的同学，关系也比较好，有时就应他们之邀，到他们家里去玩。 “我们家和菊香书屋挨得很近。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头脑里也没太多的禁忌。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歌唱得很熟，但那时的感觉是大救星是非常亲近的人，而不是要敬畏十分的神，见领袖就见领袖，挺平常的，心理上从没有要郑重其事的准备。有时应邀，有时想找毛远新，就奔菊香书屋而去。”张纪宇的话就像他的人一样朴素直白。 毛远新住处给张纪宇的印象，是书比较多。到他那里玩，多半是窝在房间里看一阵子书。“还能记忆得起的是在那里看过一位著名德国漫画家的漫画系列，可这位漫画家的名字现在怎么也叫不上来了。再有就是一些鬼怪的故事，看得毛骨悚然，不看又忍不住要翻翻。” “在毛泽东的院子里也很随便，我爬过院子里的树，还摘过菊香书屋院落里的梨吃。有一次我爬到树上，卫士让我下来，我就不下来。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大声训斥，怕惊动了毛主席。” 也许是因为他母亲是负责中共领袖的保健的，和领袖的关系比较近，张纪宇还有印象和毛泽东及一组的人一起吃过饭，坐过毛泽东划的船。 “毛主席对孩子很随和，见面总喜欢逗几句。他跟我说过什么我倒记不得了，但有一次我和杨小二一块儿遇到他，他逗杨小二说：‘你叫杨小二。你为什么叫杨小二，不叫杨小三啊？’杨小二当时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这是在平时的周末、周日，孩子们玩一玩、闹一闹，对大人工作的影响不太大。但在寒暑假，孩子们玩耍吵闹得太厉害，就要影响大人的工作了。因此逢寒暑假，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做假期的辅导员，组织管理孩子们。 “组织起来”、“依靠组织”，是那个年代的格言隽语，孩子们也不例外，当假期离开了学校的组织，就组成了中南海临时小队的组织。临时小队长由假期辅导员指定，并像在学校一样，定期过队日。徐建林记得有一个假期，是李敏当小队长。张纪宇则记得他被“荣幸”地指定为管男生的副队长那次，队长是李讷。 队日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参观警卫部队的内务；到机关图书馆搞卫生，粘补破损的图书；甚至去中南海外面的居民区，帮助烈军属扫院子、抬水、擦玻璃。在暑假期间，还组织孩子们在中南海里游泳。 大多数孩子还都记得，去玉泉山或西山农场劳动的情景。那里有果园，还有奶牛场，负责中央的水果和牛奶等食品的供应。其实组织者的出发点是让孩子们不要断了和劳动的联系，不要忘记劳动人民，并不在于孩子们真能顶个劳动力，要完成多少劳动量，多数时候就是锄锄草。 到农场还是很让孩子们开眼界的。康辉回忆说：“农场的设备很先进，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其他地方还不可能有的捆草机械，就是当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能把散乱的草打成规矩的正方形草块。特别新奇的是在奶牛场看见奶牛，都是进口的种，特别大，初看吓一跳。喂养奶牛和挤奶的机械设备也是进口的，最先进的。青饲料先经过粉碎，加拌大豆，然后喷在外面的一个大池子里，封起来，发酵一段时间再用来喂牛。我们就是在这里，比较早地领略了农业机械化。” 让孩子们难忘的，是“日理千机”的杨尚昆、胡乔木等父辈，也曾挤出时间，参加中南海小队极其“小儿科”的活动。 有一个星期天，杨尚昆和中南海小队一起去了钓鱼台。那时的钓鱼台，一点没有今天公园的轮廓，除了一些破损的古迹，只有一个个丛林繁茂，浓荫蔽日、鸟啭啾啾的小丘。孩子们在此煞有介事地玩着“抢红旗”的军事游戏；采集树叶、捕捉蝴蝶，以便回去做标本…… 中午，杨尚昆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美国军用罐头，请孩子们野餐。性格开朗的杨尚昆笑着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运来的，是我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你们尝尝，好吃不好吃？” 有杨尚昆的诙谐，有罐头佳肴，孩子们大快朵颐，开心无比。金戈的弟弟金矛很认真地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到朝鲜打美国鬼子，给你们缴获更多的罐头。”引起一阵哄笑。 孩子的稚气和可爱，也让杨尚昆心情爽朗，他拍了拍金矛的大脑袋说：“傻孩子，志愿军还能让美国鬼子在朝鲜活到那一天？” 停顿有顷，他又语重心长地说：“等你们长大，就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全国的娃娃们都能吃上面包、牛奶和罐头，吃上我们自己生产的面包和罐头。只要我们的国家富起来，强大起来，什么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再也不要想来欺侮我们！你们说，对不对？” 孩子们听着，都瞪着大眼睛，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3节 “蒋介石把斯大林气死了”
一直在感受着欢乐的孩子们，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国成立后的悲悯。那年的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国大众播报时，已经是3月6日。 张纪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卷着尘沙的上午，他们正在校园劳动。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听广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中共中央决定从3月7日到9日，志哀三天。 受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政治选择的影响，中苏友谊的强化宣传，斯大林被树立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们的心灵，经父辈的一再灌输，盛满了对斯大林的感情。听闻噩耗，孩子们哭得昏天黑地，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忆说：“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我们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是张鼎丞的儿子，他哭得可伤心了。还有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骂美帝国主义，骂各国反动派，骂国民党蒋介石，说是他们作恶多端，把斯大林气死了。” 孩子们的悲痛里，大概还隐含着一重社会主义阵营的统帅去世了，谁将领导我们前进的忧虑。尽管他们还都很小，但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这种体制的国度的人们的思维定式。 每临领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预兆，就开始了接班的未雨绸缪；或领袖真的撒手人寰，谁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开的黑匣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种惴惴不安。不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连另一个阵营的政治家们，也会感到焦灼。蒙哥马利跑到中国，一再提出要见毛泽东，见面后又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谁将是他的接班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样，带黑纱，参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两年后，我们育英小学内，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悼念活动。”吴陕立最先向笔者忆起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在我们学校上学的钟筱兰、钟延辉的爸爸钟步云牺牲了。” 1955年春，亚洲非洲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4月11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从香港机场起飞先期赴万隆。 该机飞行近5小时后，在北婆罗洲沙捞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瞬间破裂，除3名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