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4-北京共识-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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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大量探讨。当时，我编了一本《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林毅夫写了《中国的奇迹》，樊纲和张军也都有相关的著作。后来我编了自己的一个集子——《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这些研究后来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中国改革的共识。过渡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成功的一个部分，无论谁研究过渡经济学，中国的文献都是不应该被绕过的。 渐进改革还是休克疗法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争论，俄罗斯强调休克疗法，中国强调渐进改革。我们后来认为渐进这个词不准确，应该是寻求改革成本最低的改革。 《21世纪》：通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取得了哪些成果？ 盛 洪：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重视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休克疗法不考虑这个问题，它只考虑改革的结果，只考虑走向市场经济会带来更高效率。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它陷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误区，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区，就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导致的次优理论，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要么不改，要么全改”，没有局部地渐进改革的结论。比如有一百个市场，只改一个市场，别的市场都是扭曲的，这样是一种更坏的结果。但是，中国改革证明了，其实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恰恰中国就是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改，不仅没有带来负面影响，反而给别的局部带来正面的影响。 我们理想中的改革方向是走向市场化，是从旧的制度安排到新的制度安排，比如从计划价格体系变成市场价格体系，它会同时带来几个变化，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会提高，二是激励程度也会提高，还会有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提高，只是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一种利益格局的变化，会使一些人受益，一些人受损。损失有多大，反对的力量就可能有多大，这就是改革成本。 1988年我国经历过一次价格闯关，中央政府决定把价格放开，结果老百姓纷纷挤兑存款、抢购商品。因为他们预计价格会上涨，银行里的存款就会贬值，这是一种消极的抵制。降低改革成本，就是要使受损者人数最低，或者是没有人受损，皆大欢喜，这样的改革谁会反对呢？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3）
改革成本为零也就是帕累托改进。当然能否达成帕累托改进是有争论的。还有所谓“分”和“卖”的争论，“分”就是说要把集体财产按一定比例分给大家，仿照俄罗斯的办法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我是主张“卖”，把产权卖给大家，通过交易来实现改革，达成帕累托改进。而“分”很可能有问题，用什么样的规则去分，怎么保证分得更公平，都很棘手。 国有企业产权转换宜公平交易 《21世纪》：在制度经济学的实践方面，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国企改革。当时曾经有过一场“产权”与“市场”的争论，现在看来，国企改革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 盛 洪：其实产权与市场是问题的两个维度，更全面的看法就是既要产权，又要市场。而且实际上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市场化和民营化。所谓民营化就是产权改革。前面讲过，产权改革要靠产权的市场交易，而市场要交易有产权的物品或资产。这两者是互补的。 姚 洋：产权与市场的问题是当时张维迎和林毅夫争论的焦点。我还是比较赞同周其仁的观点，二者是硬币的两面，实在没有办法分开来。比如说国营企业，市场的压力再大，可能还是搞不好，为什么搞不好呢？因为内部没有一个机制，使得企业的领导人能负起责任来。 《21世纪》：那么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机制，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呢？ 姚 洋：原则上我是赞成MBO的，因为领导不拿大股，很多改制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制，很难达到应有的效率。但是，在中小企业里面，如果没有很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可能会出问题。因为领导者的权力很大，不容易监控。 盛 洪：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最大问题，是决定出售国有企业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代理人，所以要避免代理人收受贿赂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收购企业是竞价的话，管理者只是竞争者之一，MBO就没有问题。因为经济学坚信，竞价程序既有效率又公正，排除了私下谈判的舞弊空间。但是，如果只是一家，如果只有MBO，而没有外部竞价者，就可能有问题。比较好的形式是有几个竞价者。如果参加竞价的就一家，这时候需要有比较透明的机制，要有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这种建议我们很早就向政府的有关部门提过。 张曙光：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组合。传统国有企业也有合约，这种合约不是市场合约，而是计划合约，主要部分是政府强制的，有些也可以选择，但是选择的余地比较少。比如，改革前，国有企业职工就可以选择进国有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到农村当农民。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结清和解除原来的计划合约，重新建立和缔结市场合约，其中包括与劳动者的劳动合约、与出资人的产权和约、与经营者的激励合约，以及债务债权合约等等。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营者激励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既然是从计划合约走向市场合约，只要交易当事人认为他们的办法是合理的，就是有效的，外界人士是没有办法评判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由缔约、自由交易、借债还钱。 张曙光：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企业的冗员和债务负担，我觉得要明确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国有企业里面，职工是第一债权人。要明白，过去的国有资产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低工资，职工不能积累；利润全部上交，企业没有积累，本该用于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国家全部拿去建了新的企业，这笔债是历史上国家欠职工的。按照债务清偿的次序，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结清与职工的债权债务，这样才能变“企业人”和“单位人”为“社会人”，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劳动合约。 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过程中，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凡是国有企业可以干的，民营企业愿意干也可以干。这才是真正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是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现在的问题不是只这样讲，而是要真正这样做。只有这样，民营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才会建立起对政府的信任，民营经济也才能得以发展。 《21世纪》：2003年，国资管理体制由以前的五龙治水变成国资委一家管理，对这样一个体制性的变化，如何评价？ 盛 洪：产权交易最重要的是明确谁是产权的所有者或其代表。假如一个国有企业，有五个部门代表政府来谈判的话，那么谈判成本会非常高。国资委在法律上被非常明确地规定是惟一的产权所有者的代表，我觉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谈判成本。 行政部门的行为边界要确立 《21世纪》：随着改革重心的转移，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还可以有哪些作为呢？ 盛 洪：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制度经济学大有可为。另外对其他的制度安排，比如家庭、家族、中国家族制的企业、道德与宗教等等，都可以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4）
《21世纪》：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盛 洪：我们强调所谓非意识形态含义上的政府制度改革，是一种技术性的改革。比如说政府的组织结构的分层、某一级政府财政的安排、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权、政府怎样去招标等，制度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借鉴。运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宪政经济学——进行研究，可以提出改进政府基本制度框架的建议，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保证不犯系统性的错误。 我们相信我们提出的建议有可能被接受，是因为经济学家讲的“效率”不是指个人的效率，而是全社会的。经济学家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只有当一个方案对全社会甚至全世界有好处时，才能提出来。这个方案也自然会使所有的个人获益，也包括那些对改革决策有影响的人。 美国在宪政方面当然有其值得借鉴的一面，但是不见得将其制度简单拿到中国就好，因为中国有中国的背景，有自己的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在吸收国内外各种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21世纪》：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哪些方面亟待改革？ 张曙光：我觉得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去推进、去积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否则就会出现混乱。 改革既要依靠政府，又要减少政府的干预，政府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动力，这是一对矛盾。政府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如果改革不在这方面取得突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就会停滞，甚至会出现政府治理危机。 盛 洪：最重要的问题是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行政部门的问题就是它的权力没有被明确界定，往往会越权。我们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明确界定它的权力边界，约束它越过界限、突破自己权限的这样一种冲动。这需要一套制度安排。 很多地方的行政审批权是自己设立的，最滑稽的例子就是郑州设立了一个馒头办公室，然后宣称馒头由它管制。我们说任何一个行政部门，不能自我授权。行政部门是一个执行部门。授予它权力的是立法机关，或上级行政部门在权限范围内的授权，否则它可能会自我设租寻租。 《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应该说有很大的前进，至少肯定了程序的重要。当然，我认为《行政许可法》还是有问题的，申诉是要告到上一级行政部门那里去。但是，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究竟是一个部门，不可能真正做到上级约束下级，更好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司法诉讼。我觉得如果走到这一步，中国的政府制度就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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