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审判-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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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孟在法庭作证说，１９６７年９月３日晚上，康生打电话通知他到钓鱼台的住处去一趟。等了很久，康生叫他上楼，楼上只有康生和江青二人。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要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案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赶快搞出来。”
萧孟说，他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很多调查工作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报告很难写。但是明知道不写不行，又不敢不写，便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管用了“基本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但是江青看后画了“？菖”。
萧孟说，他知道江青生气了，不敢再去问，他拿着报告去找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体会我和江青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康生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我亲自写好了”。
萧孟说，事后我们看到康生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蒋帮特务”的三顶帽子。在康生的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萧孟说：“由此可见，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完全是江青、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法庭还出示了江青的材料、签名。在铁证面前，江青不得不承认“是我写的字，我认识”。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最后发言，有理有据地严厉驳斥了江青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无耻谰言。
１２月５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江青犯罪事实进行第三次调查，审判长曾汉周主持法庭调查活动。
审判员甘英（女）问江青：“‘批斗刘少奇大会’是不是你和康生、陈伯达决定的？”江青回答说：“不知道！”
法庭宣读并出示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５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批准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的批件复印件。江青看过这个复印件后，不得不承认她批过。
法庭宣读在押犯，原“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１日供词，他供认：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６日或１７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在钓鱼台研究批斗刘少奇大会的时候，江青说要趁这个机会，叫中央专案组的人去查阅他们的文件，查找他们的反党证据（实际上就是当时通行的抄家）。她还具体地说，这边一召开会，那边就清查，等清查完了，去通知那边再散会，不要弄得清查没完了，会就散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并提出批斗时，叫王光美也到会场陪斗的问题。
法庭宣读了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孟、副组长苏敬铭的证言。萧孟说，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７日晚，戚本禹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戚本禹说，“批斗会低头弯腰都可以，夫妇都可以斗”。
这次抄刘少奇家以后，“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曾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向江青等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七月十八日，从刘少奇家中抄出刘少奇、王光美笔记本，共一百八十八本。其中，刘少奇的笔记本六十一本，王光美的笔记本一百二十七本。”法庭出示和宣读了经江青圈阅的这个报告。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江青抵赖，竟胡说什么，是“合理的、合法的”。
对江青刁蛮无理，拿着不是当理说的无赖行径，公诉人江文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江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人民检察院批准的，不受逮捕。”你伙同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抄家，是违犯宪法的行为，这合什么法？你们还擅自决定逮捕无辜，这是侵犯人权，犯罪的行为。你们一伙把宪法、法律践踏无遗，犯下严重罪行，现在竟然说什么是“合法的”。这说明，你仍然坚持反革命立场，你对擅自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应负法律责任，是不能推脱的，更是推脱不掉的。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5）
三、做贼心虚，欲盖弥彰，为了一封信，江青派人抄家、抓人，迫害知情的文艺界人士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９日，第一审判庭对江青进行第四次法庭审问，对江青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迫害知情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午夜，大约１２点刚过，上海３０年代文艺界知名人士、电影导演郑君里、电影演员赵丹、顾而已、编导陈鲤庭和京剧演员童芷苓的家同时被抄。更为奇特的是这次抄家只搜文件，他们五家所有的书信、手稿、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被洗劫一空，片纸不留。每家大约去了十人，戴着大口罩，挂着“红卫兵”袖标，衣服不整，长短不齐，似乎是匆忙换上的，年纪均在２５至３０岁之间，由一人讲话、指挥。去各家的也都是倏然而来，悄然而去，来无踪去无影，一直没有破案，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都被蒙在鼓里。
这次江青被押上审判台，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江青为了销毁她３０年代在上海的丑闻历史，勾结叶群、张春桥、吴法宪、谢富治、江腾蛟共同密谋策划的一起特务式的“突然袭击”。
江青的这次犯罪行动分为三步走：江青先是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交了信件等材料，江青还不放心，第二步就是抄家。抄了材料，江青知道知情的人还在，第三步，江青下令抓人。
法庭审问时，江青供认，她认识郑君里、赵丹等人，有信件、照片在他们那里。她还供认，她曾要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郑君里给她写过信。
法庭宣读了曾经和张春桥一起找郑君里谈话的前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的证词（节录）和郑君里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７日给江青的信（节录）。
法庭传唤同案犯江腾蛟到庭作证。江腾蛟供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初，叶群通过吴法宪打电话把江腾蛟叫到北京。在北京钓鱼台一座小楼里，叶群亲自接见了江腾蛟，并对他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陈鲤庭等五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叶群压低声音告诉他：“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由他坐镇当总指挥，他亲自挑人，由７３４１部队政治部文化处长张彪带队，组成４０多人，兵分五路，假装成“红卫兵”于９日午夜抄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说，他把查抄交来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认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带好，亲自坐飞机送到北京。吴法宪不仅亲自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亲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过了一天打电话给他，说：材料“已经交上面了，很满意”。江腾蛟说，紧接着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给叶群。据知叶群为了讨好江青，亲自将材料分类，开了目录单，上了封条，把材料交空军保密室保管。
江腾蛟被带下去以后，又传在押犯刘世英（林、江同伙，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到庭作证。刘世英是抄家时带队的另一个头目，他在法庭上讲了查抄郑君里家的详细经过。
郑君里夫人黄晨出庭作证，她由于长期受迫害，身体虚弱多病，是被人搀扶着走上法庭的。
黄晨说，１９６６年夏，张春桥在上海找郑君里谈话，威胁他要把有关江青的信件和照片交出来，郑君里回家后，立即把那些信件和照片整理成一包交给了张春桥。但是，江青并不放心。后来，张春桥又找郑君里谈话，这次郑君里回到家后，闭口不谈张春桥与他谈话的内容。我感到郑君里有压力，有负担，精神也有些恍惚。第二天，郑君里早晨五点钟起床去劳动时对我说，“不知哪一天就回不来了”。他这话使我每天都为他担心。接着一天晚上（按：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凌晨），一伙来历不明的人，闯进我们家来抄家，为首的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人（按：即出庭作证的在押犯刘世英）。他们戴着大口罩。先对我们搜身，从头发到鞋子搜了个遍，然后就翻箱倒柜，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就连一本书也不放过。郑君里用几年心血写成的手稿，甚至连我儿子的成绩单也都给抄去了。这帮人临走时还威胁说，如果你们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黄晨说，１９６７年９月，江青利用他们一伙控制的公安机关，把郑君里秘密拘留起来，在狱中，郑君里受尽残酷折磨，仅两年时间就冤死在狱中。黄晨控诉说，江青一伙对我的儿子也不放过，他们害怕把郑君里死前对我儿子的讲话透露出去，就诬陷我儿子是杀人嫌疑犯；为了灭口除根，他们差一点把我也搞死，害得我至今全身是病。江青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的历史，但历史是她写的，是抹不掉的，我要求法庭对江青给予法律制裁。
黄晨的血泪控诉，闻者无不惊心、愤怒。
这时，江青歪着铁青的脸说：“阿黄，这我完全不知道。”黄晨听了这话，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指着江青：“我不跟你讲话！你没有权力跟我讲话。”黄晨说，郑君里死后，他们对我的小儿子也不放过，我也差一点被他们给整死。她怒斥江青：“蓝苹，你这个人，多么毒辣！”
法庭宣读了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７日赵丹逝世前与他的夫人黄宗英提供的证词。证词在叙述了他们被抄家的经过后说，“国恨当头，难以尽述……江青一伙抄家是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证词要求依法对江青一伙予以严惩。
这些被查抄来的所谓“保密文件”，当时遵照叶群和吴法宪的叮嘱，被送到空军保密室封存起来，那么后来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出庭作证。他说，１９６７年１月初的一天，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东西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来，不一会儿，卫球（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科长）果然把那包材料送来交我。
赵根生说，叶群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会客室，找我要走材料，问我：没有拆封吧？我回答没有。叶群说：你快到后院伙房捅开炉子，要销毁。我捅开炉子，江青、叶群、谢富治也来到伙房。江青离十步远，来回踱步，不时看看。谢富治亲自开封，他和叶群二人将材料一份一份扔到炉子里，我还用铁棍捅了几下。时间不长，江青和谢富治一起走了。
江青为了这些材料大动干戈，江青眼看着她自己３０年代的陈迹通过毛家湾林记火炉的烟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了，她该放心了吧，可她不。她还在闹心，还在怕活人。
江青又生出一个诡计，要张春桥下令把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等１８名３０年代在上海做过文艺工作的人，全部拘押隔离审查。这些人都遭到诬陷，被定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郑君里和顾而已被迫害致死，赵丹被关押五年之久。
最后出庭作证的是吴法宪，他除了供述叶群通过他怎样指使江腾蛟组织人员抄家之外，还揭露了江青指使他非法逮捕梁国斌、孙峻青、秦桂贞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6）
１９６８年２月下旬，江青告诉吴法宪，说她收到上海来信，说上海市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让吴法宪去上海把这些材料收回，带回北京，要他把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等人逮捕押送北京。吴法宪说他不了解上海的情况，怕上海没人听他的。陈伯达说，给他开个授权书。吴法宪去上海后得到张春桥的支持，把梁国斌等人抓到北京，关了起来。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３日晚，江青把吴法宪找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她手里捧着本小说，告诉吴法宪，小说的作者是孙峻青，上海的一个作家，叫吴法宪找到他就说“江青要他到北京来谈谈”。江青还告诉吴法宪，这件事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委会知道。吴法宪来到上海找到江腾蛟，由那个文化处长、抄家的头目张彪出面找到孙峻青，并把他用飞机押到北京。３月１日江青指令吴法宪给陈伯达、康生写诬陷报告，说孙峻青与萧华、陈其通等人有黑关系，要适当监护。第二天江青批示“同意”，就把孙峻青逮捕，一关就是五年！
３月２日，也就是逮捕孙峻青这天，江青又对吴法宪说，她３０年代的一个佣人叫秦桂贞，了解她的情况。她叫吴法宪找到她，请她来北京谈谈。这件事，也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委会知道。吴法宪得令后，派人在上海秘密查访了三天，终于找到了秦桂贞。江青把老人骗到北京，又是让吴法宪写诬陷报告，江青说她与上海前市委和香港有联系，江青把老人批捕投入秦城监狱。
其实秦桂贞并不是江青雇的佣人。秦桂贞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３０年代中期在上海，我就认识蓝苹。因为她借租的亭子间的房东，正是我帮工的东家。当时，她在上海滩只是一般的演员，工资收入很低，只能在小饭馆里吃最廉价的饭菜。我经常照顾她，帮她做家务事，冲开水、拖地板、洗衣服等。每逢月底，看见她下午一两点钟才回来，我就瞒着东家给她炒饭，特为多放点油，有时还打个鸡蛋。炎热的夏天，我拿出自己帮工挣来的钱买些番茄，洗干净给她送去。她十分感激我，有事愿意找我帮忙。后来，她�
